《千古明君宋仁宗》文佑

10、第 十 章

　　北宋开国后，宋太祖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弄权的前车之鉴，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武将的兵权:
　　一.用“杯酒释兵权”之计收回了统兵大将的军权；
　　二.派文臣知州兼理地方军政大权，解除地方节度使的军权；
　　三.中央设枢密院掌管军政军令，设三衙分统马步军的军事领导，两机构互不统属，直接听命于皇帝，从而把军事指挥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
　　《宋史·职官志》记载：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
　　这种制度对于消弥绵延200余年的兵祸，(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开始至宋太祖建隆元年，200余年里，军阀割据、国家战乱不断，致使生灵涂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保障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兵权过于分散，互不统属又互相牵制，而最高军事指挥权又掌握在皇帝手中，统兵将领只能按照皇帝事先布置好的阵法被动作战，完全违背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军事常识，结果就是北宋军队战斗力大为削弱，兵多而无用、将勇而无谋。
　　宋太祖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是为了杜绝武将因兵权过重，而危及国家安危的隐患(宋太祖自己就是因“陈桥兵变”而龙袍加身的，对这点应该是深有体会)，初衷原本是好的，可惜“矫枉过正”，把武将管控得太死，弄得北宋一朝，几无名将，文治昌盛而武备松驰，最终灭亡于北方游牧铁蹄之下。
　　北宋军队分为四种：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禁兵和厢兵是正规军，禁兵担负守备京师、征战屯戍等任务 ，厢兵是地方军，担务杂役如: 修建、运输、邮传、治安等 ；乡兵和蕃兵是预备役的地方民兵组织。
　　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它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兵与否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这个制度使宋朝百姓免除了“兵役”与“大部份劳役”之苦，是宋朝的一项德政。历朝历代以来“兵役”是人民的一大苦难，这可以由杜甫的《石壕吏》一诗中窥见一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宋朝的劳役也基本上由厢兵担负， “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所以老百姓免除了大部份沉重的劳役负担。
　　北宋军队是怎么招兵的？据《宋史·兵志》记载是：
　　“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
　　可见宋兵大多都是劳苦大众，史载: “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军人不仅能领到军饷，还能领到布匹、粮食，国家还不定期的予以赏赐和补助，一人当兵，其薪水就能养活一家人。而宋仁宗时国家养的一百多万军人，在他们身后直接受益的军人家属就是几百万民众；这一百多万军人总要购物与消费，那因他们的消费间接受益的各种工商业经营者以及农夫小贩亦是一个庞大的受益群体。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北宋军人的工资解决了数百万人的温饱，北宋军人的消费促进了北宋工商业的繁荣，为北宋政府GDP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北宋还有一个国策，就是“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也就是国家在灾荒之年大量募兵。
　　这样做目的有两个:其一.让大批灾民当兵进入军营让他们及其家人免于饥寒之苦、解决了他们吃饭问题的同时，也为国防增添了新的生力军；其二.让大批灾民当兵进入军营，用军纪约束他们、用军训煅造他们、用军役磨砺他们，让他们成为保卫与建设大宋王朝的生力军的同时，可以防止这些流民在社会上祸乱地方，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危及国家安全。
　　仁宗时名相韩琦云:“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闾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害，”由此可见，在北宋政府心里，“养兵”其实是利国利民之策，其利远大于弊。
　　宋仁宗在执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时，又养了庞大的军队，看来有些自相矛盾，其实细想之下，可看出其自有深意。重视、倚重文臣，以文臣为骨干，造就了北宋的繁华富庶；压抑、束缚武将，以武将为枝节，虽使武将再不能乱政，却也削弱了军队的力量。而养兵百万也是不得已的策略，其理由有两个:一.为了抵御辽与西夏这两个强大的劲敌，保卫大宋疆土，国防需要养着数十万禁军。二.为了安抚流民，稳定内部统治，保障国家建设与后勤供给，也需要养数十万厢军。
　　仁宗执行如此国策，是符合当时的国情，顺应国防形势需要的。养兵虽然军费庞大，却也利大于弊，于国于民都有益。
　　后世某些言论，不能理解此种艰难，动辄以“冗官”、“冗兵”、“积贫积弱”大肆抨击北宋及仁宗皇帝，激烈者几乎要把北宋说得一无是处、把仁宗贬得一文不值。如此言论颇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骂是骂得痛快了，却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仁宗不敛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这有什么过错？仁宗年间无“兵役”、无“苛税”、长期无“战争”，这对老百姓而言就是最大的仁政，当时的老百姓评价仁宗云:“仁宗百事不会做，却会做官家(皇帝)。”
　　“会做官家”就是对仁宗皇帝最好的评价，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只有人民的评价才是最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