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朝资料》三月阁

5、明

　　魏忠贤

　　明律不禁止寡妇再嫁，但此时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险的时代，穷苦人家的儿子死后老人和小孩生活会很艰难，所以明朝文官鼓励守节的行为，可以得到免税等优惠，如果妇女能得到贞节牌坊，她的父家也会得到利益。

　　刘谨在台上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命案，事情大概是某个小叔子为了税务方面的利益坚决反对寡嫂再嫁，他扬言寡嫂不守满三年就要把嫁妆扣下（按照明律夫妻离异，或寡妇改嫁时会带走嫁妆），结果那个女子急怒攻心就上吊了。刘公公听说之后大怒：“这些刁民为了几个臭钱，就逼死了一条人命。”

　　他马上下令，京师的寡妇一律立刻改嫁，不执行者一律捉拿公爹和父亲去打板子。这法令当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北京的百姓纷纷把寡妇哄回娘家，就算还在哺乳期的母亲也不能幸免于骨肉分离，她们的娘家也不敢接受这烫山芋啊，可是一时间没有那么多人娶妻，不少良家的女子就此被父母当作小妾卖掉。

　　这个荒唐的法令一直到刘公公倒台才被取消，北京的婚姻状态才恢复正常。但是，当时的正德皇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古代信息传递的不发达，这个消息传到外地变成了“皇帝要选秀女，所以京师大乱”，于是外地的婚姻政策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呵呵，扯远了，现在拉回来，关于魏忠贤的上台，还要从东林党说起。

　　天启初期，借助梃击案，红丸案，东林党声势大张，到了移宫案时，更是锦上添花，天启的养母李选侍想母凭子贵当太后，东林党硬说她想做乱。一群大臣先把天启抢走，然后天天跑到殿门去骂大街，最后把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寡妇轰出了宫，东林党第三次立下了擎天保社稷的大功。

　　据东林党认为，李选侍最大的野心就是做太后，无时无刻不朝着这个宏传的目标努力，在这个罪恶企图被充满爱与正义的东林党挫败后，她在明史中也留下了一个恶毒的女人的名声，其罪行包括谋杀泰昌帝、毒打天启和崇祯的亲娘到死、阴谋篡位和秽/乱后宫等。天启在位的时候懒得和东林党争论，只是把她奉养起来。而崇祯即位后曾极力为她鸣不平，并公开声明："皇考怜先帝与朕无母，故命李选侍抚吾等，其待先帝与朕如亲，吾等亦事之如母，至于殴打垂帘，纯属无稽之谈。"当然，崇祯说了也是白说，当他看到文官集团一如既往地拿移宫案当大功时，才明白他哥哥天启为啥从来都懒得替养母争辩。

　　到了天启三年，东林党借助京查把所有异己统统赶出了京师，一时间朝班之上只有东林一系的官员，明史也大赞此时是“众正盈朝”。根据大明的规矩，三品以下官员任命无须经过皇帝批准，三品以上官员则是由朝臣会推，然后把名单上报给天子。（所以万历朝天下官员十去其九是胡扯——这事根本不归明朝皇帝管。）

　　天启四年，不长眼的天启天子改动了会推名单的一个顺序，把排在第二的人选改为了第一，这顿时就捅了东林党的马蜂窝。实际上无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皇帝的意思，东林党也是从这个问题下手，他们质问天启这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内廷太监的主意。

　　事实上，从朱棣建立内阁制度以后，明朝采取的就是虚君制度，文渊阁的大学士们一个个久经浮沉，能混到内阁的文臣个个都是人精，远远比一个长于内宫的帝王更懂得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也因此明朝的皇帝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打仗，可以去炼丹，也可以去打木匠，只要有自知之明——我肯定没有外廷那帮人精聪明就行。

　　实际上明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这种自知之明。嘉靖曾经十年不改动内阁票拟地一个字，万历没有驳回过吏部的一次官员年审和任命，明朝皇帝奉行地政策类似后世的责任内阁制——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阁臣就滚蛋。

　　但天启显然没有他祖宗的涵养，少年天子出面对臣子说这次改动是他的主意，这无疑是往文臣集团的怒火上浇油。可是他们不能说皇帝错了。因为皇帝理论上有这个权力，但也正因为这个权力仅仅是理论上有而习惯上已经没有了好多年。所以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铺天盖地的弹勘奏章就指向了天启的近臣——魏忠贤，东林党要求天启“赫然怒，加于三尺”，耙魏忠贤斩首示众。

　　魏忠贤期间几次吓得抱着天启的大腿痛哭，还把他的对食客氏招来一起抱着天启的腿哭——

　　尤其对他不利的是，由于还处于小冰河时期，所以北方连年灾荒，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朝中有小人蒙蔽天子的缘故，由于李选侍已经被彻底批倒，这个罪名就落在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头上，对此，义愤填膺的官员们写出了无数堪比三流小报的奏章，要求天启重还大明朝一个光明正义的世界，其中最愤怒的就是东林党的大哥大左光斗，杨涟，为了除恶务尽，左光斗还提出了“若非同道，即为仇敌！”的战斗口号。

　　魏忠贤慑于东林党的威势，还曾给左、杨送仪金，但被东林党傲馒地回绝了，接下来齐、楚、浙党和不少骑墙派官员都被东林党整了个半死，他们为了保住前程就统统投奔魏忠贤去了，这些投靠魏忠贤的齐、楚、浙党当然被东林党骂作“无耻小人”，更加除恶务尽——阉党就此成形。
　　其实所谓阉党与其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集团，还不如说是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这个核心周围的反东林党同盟。如果非要说阉党有什么政治野心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打倒东林党！”
　　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前这种形势就类似公司，东林党啊、齐党啊、浙党啊什么地自然都是大明有限公司的高级白领，个个都是辛苦多年才出来的硕士、博士，最低也有大本文凭，这么多精英分子没事搞搞内斗也情有可原嘛。

　　但是齐楚浙党这些案伙明显没有赌品，发现玩不过东林党后就开始耍赖。那魏忠贤算什么东西？只是董事长朱由校先生家打扫卫生的一个大爷罢了，身体残疾不说还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盲，现在却眼看要骑到东林党这班博士、硕士头上耍威风，这些精英自然痛恨不已，自然更瞧不起那群去抱文盲大爷粗腿的败类同僚。

　　东林党很愤怒，决定竭尽全力，还大明一个朗朗乾坤。

　　可惜东林党千算万算，就是没想起来魏忠贤不仅仅是给董事长倒马桶的大爷，他还是朱由校的奶爸。更重要的一点儿是，东林党除了少数几个在辛辛苦苦地干活外，大多数人什么也没干，每天除了内讧拆台，就是在朝堂上对骂斗殴，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的地步。

　　比如辽东，万历年熊延弼督师辽东，形势一片大好，可惜东林党一掌权就用“不进兵”的罪名把他弄下去了，换上了袁应泰。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死，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

　　于是熊廷弼被召入朝，第二次升任辽东经略，但是熊大臭嘴实在很不识趣，当时的内阁大老叶向高和张鹤鸣专门设宴请他吃饭，熊廷弼和两人交谈一番后，转脸就和别人说：“这是两个大草包，对辽事一无所知。”

　　从此张鹤鸣就成了熊大臭嘴的死敌，紧跟着就向天启举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二人一主战，一主守，造成了“经抚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争论的结果却是一面倒的偏向王化贞，导致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熊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立奇功的时机已到，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他手下早已被后金收买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惶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也。

　　当他在右屯见到熊廷弼时，很委屈的王巡抚忆往事，看今朝，放声大哭。结果熊大臭嘴很不厚道的嘲笑他：“你那个四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王化贞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事实上他的兵力也实在太少）：全部撤回山海关，致使关外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许多城堡被毁，辽西的大量百姓被迫迁到关内。

　　为此，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但是，东林党人对熊大臭嘴的幸灾乐祸义愤填膺，于是，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纪、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认为王化贞固然无能，但为国尽心尽力，熊廷弼则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态度极其不端正，比王化贞的罪更大！结果，两人一起被下狱论死，这就是所谓的“封疆案”。

　　这一仗之后，张鹤鸣虽然自请督师关外，但天启对他的平辽策已经倒尽了胃口，连朱批都懒得回给他。朱由校董事长此时对东林党也看不顺眼了，他开始隐隐觉得反正都是光拿薪水不干活，那还不如用自己的奶爸呢！最少这工资是省下来了。

　　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利用“封疆案”反击了，以反腐的名义重审此案，很容易按照王化贞这条线追下去——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就是王化贞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然后东林党人不出所料，纷纷落马。

　　按照大明有限公司不成文的规矩，内讧以斗到对方辞职为底线，如果再下狠手那就是犯规了，但魏大爷不是雇员，他是朱由校董事长的一条狗——太监是没有人权的，所以东林党一直想把魏大爷送上断头台，而现在魏大爷也得势不饶人，一心一意想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东林党眼下只有一边狂喊：“魏忠贤你防卫过当了！” 一边赶忙四下寻找政绩，想用来挽回朱董的心。
　　可惜政绩还没找出来，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

　　天启五年三月底，魏忠贤再次掀起大狱，这次魏公公打的仍然是反腐牌——果然这一招是太平盛世里居官必备的防身利器啊。

　　话说大明自万历朝以来，所有的铜制钱都规定为铜六铅四，每枚铜币重一钱二分，但泰昌、天启两朝东林党把持了南京铸币司，从此以后生产的铜钱就一代不如一代，到天启二年，南京铸造的铜钱已经下降到了铜三铅七，重八分--也就是说比民间的□□质量还要差，到天启三年，南京新出炉的一批铜钱竟然已经是铜一铅九，重量也破天荒地降低到了四分一枚。

　　这样在苏州等地，大明的百姓自发地兴起了抵制天启铜钱运动，这次的抵制风潮长达八个月之久，让南直隶东林党焦头烂额。于是，魏忠贤乘封疆案大胜之余威，悍然发动了铸钱案战役。这起案件的曝光比上次的广宁案更让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他愤怒的不仅仅是大面积的抵制铜钱运动--这当然严重影响大明有限公司的信誉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一直向朱董报告说：天启元年以来，每年的铸币收入--也就是所谓的钱息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万两而已。

　　这次的斗争让大明公司的朱董彻底看清了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实质，虽然这不过是传统的党争狗咬狗而已，但魏忠贤至少还是他朱由校养的家狗，而东林党那帮子人分明就是群抢食的野狗。天启天子的策略也由此改变，他渐渐不再采用手段来保持党争的平衡局面，而是不断地向魏忠贤的阉党倾斜，纵容、甚至鼓励魏忠贤一伙儿去整东林党--于是九千岁魏公公正式登上了前台——
　　不过，公道的说，虽然魏公公是靠打反腐牌上台的，但是他本身也有同样的毛病，以至于朝野上下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加上魏公公经常不按牌理出牌，干些和刘瑾差不多的事，朝廷里也有很多人不待见他。

　　同时，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天启四年十月，就是魏忠贤掀起大狱整东林党的这年冬天，京师和北方的山西、陕西就看不见降雪了，对此百姓们在私下里流传着一种传言，那就是天启被小人蒙蔽，朝廷所打击的也都是正人君子。到了天启五年，还没有降雪后，阉党决心以革命的流言对抗□□的流言，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东林的流毒未尽，因此老天爷还很不开心。所以一定要加大对东林党的打击力度来取悦上天——但是遗憾的是，基于某种准则，大多数的百姓和官员对此都不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魏公公毫无团结民主统一战线的自觉，不仅仅在朝臣面前趾高气扬，连皇亲和太监都得罪光了。
　　比如说紫禁城骑马。

　　由于小冰河期地连续干旱，大明北方的马场产马数量不断下降，到了天启五年，北方各边镇都再无马匹可抽调向辽镇。朝廷陷入缺马的窘境后，就有大臣建议按一条鞭例，把甘陕各省上缴马匹的缺额摊给各省农民，多收些亩赋来买马，而此时北方各省同样是连年灾荒。

　　魏忠贤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不敢采纳这种在灾荒年加赋的天才构思，但马匹的缺额问题还是要解决，魏公公就下令赏赐给大批皇亲大臣和太监紫禁城骑马的特权。根据大明会典，皇室但凡赏赐给谁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个人就有义务进贡给皇室良马。魏忠贤动员东厂地部下对大伙儿的财产进行了一番侦查后，一边大量赏赐给有钱的官员和太监这种“殊荣”，一边成天催逼他们贡马。等被赏赐的人完成了贡马的任务后，魏忠贤就会把特权收回，然后——然后再次赐下。如同当年刘谨勒令京师寡妇改嫁一样。魏忠贤地这个政策也搞得朝中怨声载道，大明建国以来第一次，无数臣子和太监纷纷上书拒绝皇城骑马的荣耀。但拒绝也要赐，魏忠贤甚至曾把皇城骑马权赐给了婴儿和浩命夫人，被赐到的人一边心不甘、情不愿的贡马，一边大骂那个给魏忠贤出这损主意的无名氏。

　　收上来地马自然是良莠不齐，这批人进贡的“良马”里除了老马、马驹外，据说也有驴和骡子，甚至还有小骆驼。但魏忠贤一分钱没花就替皇上收了一批马支援辽东，也因此得到了天启“厂臣忠勤，办事得力”的赞语，也因此，天启更加信任魏公公，魏公公也更加意气风发，不仅自己排场越来越大，连客氏的出门规格都和皇后一样，为此，后宫里特别是天启的嫔妃们人人侧目，结果在朝堂上干顺手了的魏公公对后宫也一视同仁，不仅使张皇后流产，还整死了不少敢提意见的嫔妃和太监。

　　可见，魏公公和东林，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啊。只不过好歹魏公公是农民出身，还有些忌讳，比如天启年间对赈灾仍然是毫不手软的，对辽东毛文龙和其他军官对魏公公的嗤之以鼻不软不硬，魏公公还是很大度的视而不见的，天启年间，由于辽东辽西蒙古朝鲜的四方牵制，后金始终都没成气候，特别是努尔哈赤末期的大屠杀政策，几乎把后金逼到崩溃的边缘。

　　所以，天启对魏公公这只家狗还是很满意的，以至于虽然明知他毛病多多，由始至终对他都极为信任。可见其实大明朱董对手下的要求，也真的不怎么高——

　　所以，所谓的不是我军英明而是友军无能，放在魏公公身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到崇祯，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对崇祯的评价蛮复杂的，主流的观点是此人勤政节俭，私德颇佳，而且即位初期一扫阉党，但由于性格弱点太突出——刚愎自用，暴躁多疑，而且吝啬小气，不仅很快又重新启用太监这个千古苛政工具，明明打不过后金又打肿脸撑胖子硬挺，最重要的是，没事就把看不顺眼的文臣武将罢官赐死，搞得好端端几个人才都被他枉杀了，自毁长城，实在是可怜可恨啊。

　　对此，在下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与诸位大人同观。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然后——

　　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

　　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地.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 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
　　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
　　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

　　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
　　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认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

　　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则民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

　　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b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b

　　崇祯当然很生气，古来只有殉国殉皇帝的大臣，哪里见过逼皇帝去殉国的大臣？？但在大臣们冠冕堂皇的论调前，崇祯也踌躇了，没有敢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祯再次来了点勇气为自己作最后的挣扎，但大臣们已抱定主意，坚决抵制皇帝任何关于“南迁”的话题。在强大的攻势下，崇祯终于认命了，他突然大声说了句：“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于是，大明的臣子们终于满意了——

　　既然窟窿堵不上，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崇祯只能最后一搏了——开始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结果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武清厚李国瑞一家“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所以一两也捐不出，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拂袖而起，大骂：‘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单从周奎家就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东林本色也。东林党把“袖手谈心性”贯彻到底，一点杂质都不掺的，但轮到用下一句的时候，就不那么贴切了。
　　话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录用降官时,东林党人九成都跑去要求继续当官.顺军官员看见不少老态龙钟的官僚也来报名要求录用,就让白胡子地人回家去养老,东林君子们当然不干,说“只要用了我,胡子就会黑起来的”。

　　崇祯死前敲景阳钟让大臣入宫护卫,东林党人没有一个去的.后来李自成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不是他们不去,而是崇祯的太监堵着门不让大臣们进去为皇帝殉死效忠.这些君子们明明知道负责宫禁的王承恩陪皇帝一起上吊了,但仍要把黑水泼到王公公头上去。
　　后来东林党发现曹化淳没有死,就开始编造谎言说是曹化淳开地北京城门,可是那个时候曹化淳明明在老家服丧，根本就不在京师,但他们也不管.总之一句话,文臣们都是好的,国家全是太监搞坏的，出卖皇帝的也都是太监而不是文臣。

　　但是，崇祯的尸体被发现之后，那些没良心的太监先是以芦席裹之，置于东华门外，后换柳木棺材，以土块枕头，又找了两个和尚念经。

　　在棺材由四五个太监共同守护的时候，为了彻底的和这些败坏国家的罪人划清界限，世代食朱明俸禄的大臣们，只有二三十人前往哭灵，更多高官经过这里时，策马扬鞭木然漠然，看都不看一眼。

　　同时，为了坚持“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民族大义，东林党开始对新主子“劝进”，在新领导的安排下，陈演等声泪俱下地要求李自成尽早建立新朝登基天下，名扬天下的复社名人周钟、魏学涟等更是辛勤笔耕，疏奏不断，甚至对赞赏自己文笔的牛金星口口声声“牛老师”，而且在四月间每到三六九吉日，则奉表劝进，不亦乐乎，奏章里把崇祯的败亡称之为‘独夫授首，四海归心”，结果险些引起群架，因为魏学涟等均对外声称这样的好文字都是自己的主意，为了版权，狗咬狗，一嘴毛。

　　但是好景不长，李自成最开始的时候还对他们和颜悦色，在发现内库只有数万两银子之后又不得不捡起了马贼的老本行——

　　农民兄弟辛苦一场，等着打土豪分田地，不能让他们白忙乎一场啊。这个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大顺朝士大夫统一战线的代表牛金星曾经提出意见，但是军方代表刘宗敏问他没有钱士兵们兵变怎么办，牛金星沉默了，于是，东林党的浩劫开始了——
　　《平寇志》中记载，“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呢，李自成三月十九日入京，时人记录，三月十五日清点国库，库中只有二千三百余两银子，和八百串铜钱！

　　崇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明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
　　这里，嗯，请恕在下仍然引用他人的话——
　　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这样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如此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原来刚愎自用是因为臣子无能，暴躁多疑是因为满朝行私，吝啬小气是因为国库空乏，自毁长城是因为根本无栋梁可用！
　　史官曲笔，果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