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花/心理战》苏良

7、#11

　　大三的时候我回家了，那年放寒假前我打了个电话回去，我爸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只问我今年回不回去过年，我说回，他就跟我扯开了，院子卖了，换了三套内环的二居室，一套他们的，一套我的，一套租了。但这房也不是直接给我的，他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啊，他说得按原价付他们钱，可以分期，我说行。
　　二月我在北京时张起灵在上思老家过年，我就赶着他还没离开的时候和吴邪一起飞去那玩了几天。
　　吴邪买了单反正式走上摄影不归路。
　　在他的镜头里一切都产生了美感，他取景的时候我就会停止和他说话，有时他会盯着一个方向看很久，甚至让人以为在发呆，而你也看不出那有什么可看的，单过一会儿他就按下了快门，你再一看那照片，拍出的仿佛是事物的灵魂。
　　他一共要背两个摄影包，其中一个是空的，他经常不嫌累地把相机拿手里，我就拖着我们共用的行李箱，走到南宁机场门口时，看到张起灵穿着件黑色呢大衣有点飘忽的身影从很远走来，时不时被人流挡住，吴邪又按了快门。他就像恍惚间一个黑影，走错了人世。
　　只有和张起灵在一起这件事的叙述，值得我用上一句最悲哀的“本来可以……”，那是刚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我想的最多的一句话。
　　但现在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不做后悔事的人，也已经忘了之前那种后悔的心情，经常回忆我们最初认识的情景，有一次我突然问他“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我们一起倒推，想起一个月前的考试、记起半年前的实验、回顾第一次同住，最后想起第一次见面，我打电话给他，请他做我的大创项目的导师。他说那时我的语气强硬得根本不给他拒绝的空隙，我还以为自己很温柔。
　　像这样倒带一般地回忆如何认识一个人，我一直认为是个很幸福的事。
　　后来我出国读研，同班同学不是读研就是做上了和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工作。吴邪被我怂恿了两下也决定和我考同一所学校，斯坦福。
　　本科毕业那年张起灵参加中华职教的活动，去了广西，那是他老家。我没想过他是这样会回老家支教的志士仁人，但这个举动由他做出倒也并不奇怪。我没有去机场送他，没有在他走的前一夜预定一间大床房，只是在他走的那天抬头仔细望了所有飞过头顶的客机，它们都没有掉下来就好。
　　支教一共一年，在广西的小山村，没有信号塔，不能用手机，我无耻地从陈班导那要来了支教学校的具体地址，扯了几句家常写成信寄过去，顺便印了份最近完成的一篇研究报告塞进信封，是我正试着往杂志社投稿的报告。
　　听陈老师说那边一个月走一次邮车，寄得不巧就要两个月才能收到回信，我说没事，张老师一直很照顾我，我就想表个心意，而且一旦去了国外就寄得更慢了。
　　她笑起来，说张起灵也会照顾人？
　　“是的，非常会。”
　　“认识他的人，要么说他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要么就说他是一直不联系，也能被记一辈子的人。”
　　这句话被我听到了心底，毫无疑问我会是后者，毫无疑问。
　　支教就像流放一样，在祖国边疆挣扎着打磨国家栋梁，陈老师还这么说，能出几根牙签就不错了。说完了她就忌口一样地挥着手让我忘了吧，我笑笑，问她是不是和张起灵很熟，哦不，是张老师。
　　“嗯，高中认识的，后来一起在斯坦福留学。”
　　我忍不住发笑，“他为什么读心理，恐怕在学校都得被同学当观察对象吧？”
　　“对对，很多课题研究都会有人观察他，他是不在意，他说如果真能观察出个结果就好了。他对别人和别人的事都看得很清，只是看不清自己，所以要学心理。”
　　“他说的？他不了解自己？”
　　“没说过，但我估计就这么回事吧。”
　　结果我和陈文锦聊到九点多，那天从一大早就开始起大雾，晚上不但没散反而能见度更低，路灯灯光扩散得很柔和。学校在郊区，公交都停了，我陪陈文锦到教师宿舍才分别。
　　我想这世界上要是还能有比陈文锦更了解张起灵的人，那只能是我了，但目前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