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张爱玲》郦丛语

2、第 2 章

　　她曾走入我的心灵——张爱玲。
　　这个女子以她的文字，以她的清醒，以她的特立独行让我折服。她的文字直接指向现实，揭示现实生活的凡俗和琐屑，并且在这些琐屑中找到一点点人生的温暖。清醒，是最能代表张爱玲和她的文字的字眼。她骨子里的清醒没有人能比。因为清醒，她无法回避世俗，她用世俗的笔写世俗的事情。
　　她的可贵在于，明明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还有勇气正视人生凡俗的性质，还有勇气积极地去面对，并且对卑微而平庸的生活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在悲哀中有着肯定，肯定中又有着忧患，而自己仍然执着于生命，执著地在凡俗和琐屑中寻找幸福和快乐。这样的女子我不能不喜欢，不敬佩。

　　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
　　《金锁记》让我们看到，黄金是怎样成为枷锁，锁住了青春，锁住了爱情，也锁住了一颗母亲的心。两代人就在这黄金的枷锁中沉沦、萎落，让人触目惊心。《倾城之恋》中，没有爱情的神话和童话，没有浪漫和诗意，最终，不过是一场战乱成全了世俗的男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或者可以说，几乎所有张爱铃的文字，都是这样一些真实而细致的对真实世象的真实描摹，绝对没有任何的伪饰。透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她隐隐作痛的镇静。
　　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的问题。难怪早在五十年前，傅雷就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了（见《论张爱玲的小说》）。
　　在今天台湾的几乎任何一位成名作家的文字里，也都可以读到不少熟口熟面的“张爱玲句式”，大陆作家也是一样，从今天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作品中，处处都可以读出“张爱玲”。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正如写大家族的兴衰颓亡，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等，无人逃得脱《红楼梦》却无人可及曹雪芹一样（张爱玲同样不可及）；写旧时代庸常男女的庸常恩怨，从题材、主题到人物、氛围——末世情怀，洋场烟梦，旧人古物，死亡衰败，张爱玲一下笔就把它写透了，写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一出，仿如文学上的一记死吻，后人在相近的题材内便很难逃出它的“死亡之象”了。连同张爱玲自己，日后无论创作与人生，也都被那种深刻的“死相”所笼罩住了。
　　重读张爱玲，还让我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向来的固执：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当年的评论家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于“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ＮＯ！一而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着，活着。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早已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从“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与作品大多都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倘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于内容的美感魅力。□□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朗朗上口的那些唱段，片段，即是一个例证。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大陆文坛上对于王朔小说、《废都》、《白鹿原》等等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多增添一点别的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

　　在张爱玲时代，没有任何的作家是她那样敢于招摇和作秀的。年轻的张爱玲，在她老道精妙的小说之外，流露出真性情而自我的个体。因而获得了成功和轰动。
　　提到张爱玲的作品，有人认为写得极有灵气，有人觉得多少有点儿“小气”，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学者就“小”“大”问题作文章时，借肯定张爱玲写作的“小”与“琐”来颠倒“大主题正确”说，批判立场固然可喜，但仍然从反面延续了这二者的对立。我倒认为，“小”的说法不论在理论上怎样，却只是对张爱玲写作的表浅概括。张爱玲“琐”处落笔，其“心”其“旨”，未必就一定也小。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张的小说，构筑的意境，让人掩卷之后不能平复。甚而会觉得疲倦，除了她排山倒海倾泻的才思给人以极大的压力，便是她笔下人物的生命状态，残缺，破碎，表面上是安稳，死水微澜。在固守，又在求变。因此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
　　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可人物本身却是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包孕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自然融入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意识流、蒙太奇）；故事平凡琐屑，基调阴沉、荒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传奇」艺术世界，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
　　她的作品确立了以近代中西文化畸形交错为背景的平凡人物的灰色人生基调，展现了人在战争和金钱面前的脆弱和无奈，对文明世界、现代人性价值观中的假与真，提出了逼近世纪末的叩问。同时也是她在主流文学之外，在特殊时空中所作的成功的文学日常化探索。张爱玲小说结构故事的手法、化俗为雅的方式以及繁复新颖的意象，为都市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自己很喜欢的倒是她少有的长篇《十八春》，第一次看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围被高坐，翻书的手被冻僵。静谧里有无限的哀怨丝丝缕缕渗进心里来，淤住了，浓浓得一团，心酸化不开。
　　与《沉香屑》式的洋场传奇与簪缨世家不同，张爱玲在《十八春》里描绘的是都市街巷间那些最普通的人生。
　　就那么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一点点的痴，一缕缕的怨，一些些并不离奇的脆弱的爱，她用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份想念，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来日相见的余地。
　　张爱玲此时的笔风，已从前期作品的绚丽多彩、灵光四射变得渐趋平淡。洗尽铅华的略带感伤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场漫长的不了情。其写作功力，已是炉火纯青，虽是忽而南京忽而上海，叙述主体更是走马观灯般更换，却难为她细针密缝，处处照顾的滴水不漏而自然天成。有些小地方，她也凭着她那种独特的敏感注意到，笔尖略略一点，气氛自然浮出来。如写曼桢世钧冬夜在许家楼上夜话，特意说到“起坐间里只有一火盆，上面搁着铁架子，煨着一瓦钵子荸荠”。曼桢发冷，世钧取出自己的旧绒线衫给她穿上。煮荸荠是江南冬天普遍的家庭小食，那种略带清甜的香味是润泽的，浮在两个年青人对未来的甜蜜憧憬中，是格外富有家常气息的氛围。就在这个晚上，世钧给曼桢戴上订婚戒指，以后他们回想起这一幕，脑中挥之不去的，应该还有煮荸荠的清香吧。
　　书中也有对人生无奈的讽刺与苦笑，人人想方设法去争夺眼前金苹果,费尽心摘到手才发现全不如自己想像：许大少奶奶竟力拉拢小叔和娘家妹子，翠芝过门后倒与她成了对头；许太太偏心小儿子，待到一起同住却又矛盾无穷；鸿才为了得到曼桢费了无限心机，后来却觉得她索然无味，“就像一碗素虾仁（见〈十八春〉）”；曼璐为了系住丈夫的心，不惜赔上亲生妹子，结果不但拴不住鸿才，反而连妹妹都失去了……多少纷乱的追求像肥皂泡般幻灭，拼凑起来大概就是人生。悲哀的故事里满含着作者小小的讽刺，我们仿佛能听见这位有着孤零身世的旷世才女冷仃仃的一粒粒笑声。
　　小说一九五一年结稿时名《十八春》，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在我看来《半生缘》承继了张纸小说题目一贯缤纷绮丽的古典风格，但《十八春》却似乎更适合于这篇小说，十八春，无数个春天呵！吹面不寒杨柳风，又带着一丝丝时光不再的怅惆，像极了这个漫长的故事。

　　离1995年那个秋天，张爱玲谢世快有九载。在我的认知里，她传统、叛逆、聪颖、沉静而孤独。她生在一个传统的显赫之家，却在1938年初，毅然绝决地离开了家，出逃了；她是聪颖的，少年时的文章便横溢着才华；她是沉静的，她把一切语言都表现在了唯美的文字中……然而她的心却是孤傲的，因为她有太多的时间孤独，谁又能与她这位才女，说得上多半句话呢？她的古典文学底子加上西方文化修养，她的封建大家族生活经历加上国外攻读的阅历，在这两种之间最要命的是她的孤独。也许孤独是人生的宝藏，不孤独的人无法象她一般思考，正是这种独特的心境塑就了她的天才。
　　在张爱玲以刻意选择的孤寂方式死于他乡异国的同时，北京正在为另一位同样可作“世纪证言”的女作家冰心大张旗鼓作华诞祝寿。虽然张爱玲早已说过：“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引文选自《我看苏青》）。这种不期而至的冰——张“比较”——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竟然逼肖张爱玲嗜读一生的《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忽然觉得秋肃逼人，于涓涓漏漏中渗出了世纪末的“荒凉”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