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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

  •   皇八子的角色转换

      作者:杨珍 (思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珍研究员,中国清史方面的权威之一)

      康熙朝晚期的储位之争中,康熙帝对于皇八子允禩的态度,允禩及其支持者在这一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在逐步发生较大变化。
      人的心情与精神状态,对健康具有直接影响,郁闷气怒必致多病,古今中外皆然。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八月底,因毙鹰事件受到惩处的允禩染患伤寒,病势危重。他的委屈与抑郁之情经过将近两载的积蓄,终于通过这一特殊的方式,突然发泄出来 。当时,康熙帝尚在热河。允禩发病初期,曾自请御医诊治,但却不肯服药,也不许御医将其病情告知在京值守的诸皇子。他对御医说:“我是在皇父前获有重罪之人,数年未得仰见天颜(按,据《清圣祖实录》载,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康熙帝外出,允禩皆未随往),如今尚有何脸面求生!”[注: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内附汉文启文一件]因其病势日渐加重,御医怕负责任,于是在九月初十日将此事报告值守京师的允祉(是年四月随扈去热河,先行返京,九月中旬再次前往行在,九月下旬因搬移允禩事奉旨先返京师)等皇子。康熙帝在允祉等于十一日奏报允禩病情的折子上朱批:“勉力医治”。
      九月十七日康熙帝在御医奏报允禩病情折子上的朱批,透露了他对允禩的一些看法:“本人有生以来好信医巫,被无赖小人哄骗,吃药太多,积毒太甚,此一举发,若幸得病全,乃有造化,倘毒气不净再用补剂,似难调治。”[注:汉文朱批奏折,李德聪等奏,无年月,根据内容判断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奏]尽管口吻冷淡,但却一语双关地指出允禩乃听信他人之言,受骗上当之辈,无意间已将允禩与废太子、大阿哥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界。此后直至允禩病愈,康熙帝多次指示御医,令其用心调理,并让在京皇子寻找好大夫为允禩医治。[注:汉文朱批奏折,李德聪等奏,无年月,根据内容判断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奏;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允禩患病后,提出想最后再见皇父一面的请求,但康熙帝没有同意。同时,为远离病邪之气,避免不祥,在康熙帝的授意下,诸皇子在皇父及祖母于九月二十八日结束塞外之行,回驻畅春园的前一日,将垂危的允禩由其邻近畅春园的别墅,移至城内家中。康熙帝的这种态度,并不能仅仅解释为他对允禩怀有成见而十分绝情。康熙帝是很迷信的,他曾反复提醒诸皇子\"当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亲监。\"[注:《圣祖庭训格言》第64页]并严禁皇子在奏报为大臣延医治病的折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拒绝与重病的允禩见面,授意诸皇子将允禩搬离畅春园附近之别墅,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允禩病重期间,康熙帝让“向与允禩相好”的允禵会同太医相酌调治,并示意随驾出巡的胤禛使人往看。当胤禛奏请皇父先行返京看视允禩后,康熙帝十分不以为然,认为他置扈驾之事于不顾,“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允禩 ,”随即令胤禛料理允禩病药之事。数日后,康熙帝又命苏努、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巴浑德等人(除去巴浑得外,上述诸人均为允禩的拥护者)共同看视允禩之病,与胤禛一起多方延医,竭力调治。这些情况表明,虽然胤禛在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后,极力与允禩等反太子派成员疏远,但康熙帝却仍将他视做与允禩及其拥护者交往密切之人,并没有因为他突然转变立场,而完全改变对他的这一看法。
      是年十月初,允禩大病初愈,康熙帝恢复了他的俸银、俸米。此后,康熙帝与他的关系日渐缓和,并重要交付他办理政务。如五十七年(1718年)秋,令允禩会同包衣大臣,核查热河行宫所用钱粮银两。六十年(1721年)三月,康熙帝朱笔圈出可遣往祭禩天地、太庙、社稷的皇子、大臣名单中,允禩亦在其中,却无皇十三子允祥,说明已将允禩与其他年长皇子一体看待,而对允祥仍未予以原谅。
      康熙帝晚年对何焯的评价,也可间接反映出他对允禩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
      五十四年(1715年)何焯获罪后,康熙帝阅览被没收的何焯邸中书籍,认为何焯“固读书种子也”,“尽以其书还之,罪止解官,仍参书局。焯即趋局校书如故”。六十一年(1722年)何焯去世时,康熙帝十分惋惜,称他“修书勤,学问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骤殇,深可悯恻!”并“赠侍读学士,赐金,给符传归丧,复命有司存恤其孤。”如果康熙帝依旧对允禩深恶痛绝,就不会对他的老师如此褒赞。
      康熙朝后期,允禩虽然经过康熙帝几次严厉打击,又因大病几至殒命,但他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从这个角度看,他仍是皇位的一位有力竞争者。如深受康熙帝倚信,被其称之为“义虽君臣,情同朋友”的大学士李光地,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仍然认为“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是年十一月,康熙帝同大学士谈及王扌炎等密折奏请建储之事时,称“李光地为此事亦曾口奏”。所以,不排除李光地曾向康熙帝透露自己的上述看法。此时正值秘密建储计划实施前夕,李的看法当有一定代表性,说明允禩仍是大臣中声誉最高的皇子。
      然而,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允禵率师西征后,在朝中的威信日益提高,逐步超越其他皇子之上,成为众臣所瞩目者。这种情况下,允禩、允禟将其本人无法实现的对储位的希冀,寄托在允禵身上,与出征的允禵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允禟甚至曾直言不讳地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
      康熙帝晚年,更确切地讲是在开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后,之所以对允禩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再将他视为皇权的严重威胁,而是认为他的能量与威信,皆可为其所用,即以之作为暗定皇位继承人允禵的重要支持力量。所以,在康熙帝心目中,允禩、允禟等人已逐步转变为有利于皇权集中与强化的因素,客观上成为秘密建储计划的有力促进者。

      原文发表于《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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