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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阁楼上的马桶 ...

  •   我叫Ken Kitagawa。这是驾照、信用卡、学生证上的写法。
      写成汉字是北川研。不是健,谦,或者见,而是研。这个名字属于护照、家信,还有我的过去。
      因为在国外读书,大家都叫我Ken。就算在日本,“研”读出来也是这个声音,けん。我曾经试图向这里的朋友解释“研”字,他们却热衷于作鸟兽散,只有一个曾经的室友不仅耐心、而且兴致勃勃地看我写完。后来才知道他在学巴比伦楔形文字,看到鬼画符分外亲切。
      他说: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宇宙啊。
      我想了想,觉得没那么夸张,不过是很多棵树而已,树与树之间拴着细细的绳子,有一根颤颤地抖动出“Ken/けん”的声音。而我,是这根绳子上梦游般不知该往哪里去,却仍走个不停的小丑。
      看这个“研”字:一个跷着脚的人抱着石头。
      石头很重,他的脚下却没有实地。

      要说出身,应该算是京都人吧。生在京都,两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去了北海道,车轮摩擦铁轨的嗡嗡声是我最早的记忆。六岁那年,母亲死于交通事故,我被接回了京都,父亲开车,被安全带死死绑在副座上的我捧着便当盒吐了一路。
      父亲娶了别的女人,那女人带来一个孩子,又给父亲生了一个,于是,我成了兄弟三人的老二。一家人吃完晚饭的时候,父亲念念有词地给我们三个分苹果派:“辉一,研二,瞬三……”
      老大推开椅子就走:“我约了同学打球。”
      小瞬握着勺子恶狠狠地戳盘上的甜点:“怪兽!怪兽!降伏!”
      我斜着眼瞥桌子对面的陌生女人:“我叫研,没有二,我妈只生过我一个。”
      从此养成了咬文嚼字的习惯,每年的生日礼物都是字典,国中时变成家庭教师,高校时简化成去欧洲旅行的package。入大学前,索性一个人坐国际列车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横穿亚欧大陆直捣汉堡。做有钱花却没人管的自由人真好。并非被父亲和所谓的母亲刻意冷淡对待,谁让我是学校里数十年不遇的尖子生,早就习惯了老师的恩宠、同学的愤恨和家人的放任。所以,当我放出话说要去早稻田读俄文系时,大家都懒得点头,谁都知道这是将来时的既成事实。
      阿辉已经被严苛的补习送进了庆应,家里只剩哇哇叫的小瞬:“小研到底有俄国人的血统呢,头发都是卷卷的,再去学俄文,舌头也卷卷的!”
      我白他一眼,骂声“fuck”,我妈来自战败后从满洲撤回本土的殖民人家。
      父亲正喝着咖啡看报,于是皱起眉头把手里的报纸放低,所谓的母亲马上就心有灵犀地批评了我的不洁词汇,用温和的敬语。

      都说东大出官,庆大出商,早大呢,有人说那是外乡人聚在一起享受东京生活的所在。我虽然不至于像阿辉那样刻意保持着微弱却因此而更显风雅的京都口音,但也绝不会跟小瞬似的故意操着一口喜剧演员的关西腔,反正从小擅长语言的我,到了哪里都能很快地被人误认为是土著。可是,却因为长了一张混血面孔,不管在哪里,都会被客气地当作外人对待。
      话说回来,选择早大,其实和多和田叶子有关吧,那个芥川赏受赏的小说家用日德双语写作,可在二十二岁去汉堡之前,她是早大俄文系的学部生。在她的小说里读到坐国际列车横跨亚欧大陆的情节,觉得酷毙,于是决心步步追随,这可真是高校生的幼稚念头。
      不过,早大的生涯也算歪打正着,舒舒坦坦地一晃四年过去,除了上课就是窝在公寓里睡觉,睡到头痛就起来啃原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肚子饿了就翻着脑浆肠子满天飞的热血漫画吃外卖的比萨,正懵懂着,忽然惊觉毕业的临近。
      “去欧洲吧!”小瞬建议。他也进了庆大,读金融,算是迫于家庭压力。他妈把他宠得透不过气来,从幼儿园到大学一路全力扶植,所以,这孩子什么都不用操心,有很多闲工夫胡思乱想,当然,这些念头从来都不会实现。
      “才不要!不要跟那个女人一样。”算是为了摆脱偶像的阴影吗?我不仅特地选修法文而非德文,而且a priori地否决了欧行的计划。
      剩下的选择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北川研被莫斯科大学录取时,家里马上就搬出一大笔钱当作饯行礼物。我站在世界地图前,拿红色的记号笔点住京都,然后,毅然调转方向,冲向北冰洋,过阿拉斯加,直指新英格兰。
      “浅薄、嚣张、没文化的美国?!”小瞬的表情真是伤心欲绝。
      “你懂什么,欧洲才是第三世界!”我眼前浮现出巴黎街头的满地狗屎和雅典郊外的蔽日飞尘。
      “小研不是一直都向往莫斯科大学吗?”所谓的母亲也很惊讶。
      我斜着眼瞥几乎只有西装革履这一种形象的父亲:“G大给了一笔奖学金,我不想再花家里的钱。”
      研ちゃん真是个独立的孩子!异口同声的称赞彩色气球般悬在吊灯上,迟迟不肯泄气。
      我微笑着举起手里的啤酒向大家致意,然后,转身翻个白眼。
      我又何尝不想给他们找点麻烦,比如睡未成年女孩(男孩则更妙)、吸毒贩毒、参与□□团伙。只可惜,我从来都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就连干坏事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不过,一旦离开日本,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生活吧!

      在机场,小瞬痛心疾首地拍我的肩膀:“你一定会堕落的!看你这样子,我就想起自由、冒险、青春、旅行……这些流行小说里的词。本来有希望成为文化人的小研算是完了,我就等着给你拾骨了!”
      我背着硕大的登山包,外套口袋里的iPod放着Rammstein的重金属舞曲,毫不留情地反拍小瞬的肩膀,拍得他差点站不稳:“应该被祭奠的人是你,就知道stereotypes,不懂行情!”
      “真是嘴硬,已经被暴发户的自大污染了!”他揪起胸前的十字架冲我做驱邪状。
      落地窗外,银光闪闪的飞机正缓缓接近登机口,变动的光线折射过来,眼前一片璀璨,必须用手遮在额前才能看清候机室里的事物。
      父亲递给我一件东西,我装进口袋,道谢。
      是银行卡,我不会固执到拒绝额外的生活费。
      虽然,我不需要。

      G大和大多数美国学校一样,坐落在偏僻的小城。不过,像它这样依山傍海、风光旖旎的不多。我从mailing-list上找了两个室友,他们租了一间三居室的公寓,正在找人填进第三个房间,月租便宜得吓人,才两百多。我拿着地址从机场打车过去,开车的巴基斯坦人说他也是学生,还一个劲地问我是哪个系的新生,我先是哼哈了几声,后来烦了,索性戴上耳机听歌,Velvet Underground & Nico的专辑,男声嘶哑,女声跑调,记得封套上是Andy Warhol画的香蕉。
      更早些年的鲜花大麻时代里,父亲还是个附庸风雅的学生,赶上了“全共斗”不说,革命破产后,只在酒吧里消沉了几个月,就大彻大悟地发誓要做腐朽的日本社会里最腐朽的有钱人。
      时过境迁,过量的荷尔蒙又在我手里点着了,不像火炬,倒像玩具手电筒。
      这点小光,只有黑屋子里才能瞄见吧!不如自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
      新家竟真是半地下室,前门铺着黑糊糊毛茸茸的垫子,后门堆满垃圾,窗台上常有各色猫狗一闪而过。真脏!算了,我从来都是得过且过的家伙,要论恶心程度,以前那个堆满比萨盒、啤酒瓶和臭袜子的公寓绝对不输给现在这个地方。
      两个室友热情得很,不过不是对我,他们热衷于叽叽呱呱地用西班牙文吵架,一旦我睡眼惺忪地从房间里飘出来,马上就勾肩搭背,摆出拉美人民一家亲的架势。
      这两人一个是天文系的,却迷恋跳舞,一周有八天不在家,据说在九个女孩那里留宿。另一个古典学系的家伙正在修楔形文字,整天除了画符,就是关着门在屋里看DVD,我倒时差睡不着,于是跟着他看法斯宾德,觉得灰蒙蒙的不好看,被他鄙视,只能悻悻地回屋翻我带着在飞机上看的《ジョジョの奇妙な冒険》。
      由于生性懒散,困了就睡,我的时差怎么都调不过来,成了楼里昼伏夜出的公害。更惨的是,马上就要去见系里指派的导师,我查了email,发现约定时间是周四一早九点。还好,差不多是东京的晚上,我最上蹿下跳的时间。
      谁知该死的生物钟早已悄悄地根据日光自我调整,而且,调而不准。后半夜打算“午睡”一小会的我一觉睡到了真正的中午,幸亏UPS guy拼命地摁门铃,我才敲着脑袋爬起来去签收前两天在网上买的新手机。
      室友也被门铃吵醒,爬起来看见穿着睡衣的我,大叫:“你怎么还在?”
      新手机霸占了我的注意力,我不厌其烦地检查性能,在各种铃声的间隙里挠着头发嘿嘿一笑:“Whooops……睡过头了……”

      反正误了同导师的第一次会面,我索性跟室友出去买东西,三个人挤在一辆小破车里去mall,他俩买吃的,我跑到Target买了一堆日用品。因为天阴,四点多就黑了,天黑了动物容易饿,所以我们就去Burger King吃whoppers。出来时发现忘了关车灯,电池耗尽,车子发动不起来了。
      两位室友手舞足蹈地吵起架来。我插不上嘴,只好埋头往后备箱里塞东西,好不容易收拾完了,回头一看,两条乌黑瘦长的猎犬蹲在几步开外,整齐地侧着头,像是不屑于这里的热闹。我冲它们翻个白眼。忽然意识到主人有可能就在附近,于是做贼心虚地四下张望,却看见有人拿着jumpstart的电线过来。
      是个无论何时何地出现,都让人怀疑自己眼花的男人。
      长发黯红,眼睛深绿,脸色苍白――也许是色彩过于鲜明?不过,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活生生的死气沉沉”吧,一种置身于人群却永远不被看见的疏离感。而且,像是为了冲淡这种“不真实”的印象,笑得格外温和可亲,微微眯起的眼睛里跳动着细碎的光点,甚至有故作天真的嫌疑。好在他还算年轻,但无论如何都不是那种眼睛里只有热情或茫然的年轻学生。
      是个一眼看到就让人莫名其妙地觉得累的人呢。
      他甚至连“需要帮忙吗”都没说就把电线递给我的室友,然后回到自己车里,发动,开过来。
      解决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可那两位还在吵,好像在唠叨什么“在沙漠里发动不起来怎么办?就算在城里,要是没人帮忙怎么办?就算有人帮忙,电线不够长怎么办?”
      我捂着耳朵跑去敲那人的车窗。他热情地点头,却始终没有摇下窗玻璃。
      我大声地道谢。他笑着摆手,算是回应了我的谢意,然后就锁车出来,牵着两条狗走远,走得很快,背影坚硬,昏黄暮色中即使离开都无可消解的异物。

      汲取了误点的教训,开学前一天,我跟室友借了两只闹钟,还在手机上设了备忘,谁知半夜就醒了,然后莫名其妙地精神,只能瞪着天花板数羊,数到羊群变老,死光,化作满眼金星,好不容易才昏沉沉地睡着,而起床时间也就到了。
      脑袋像是某个杠杆上被撬起的地球,先是嗡嗡地转了一阵,很快就进入卡壳状态,极地的冰层开始融化,洒下劈头盖脸的迷糊。我摸索着煮了咖啡,然后咬着指头考虑了十几秒才做出“面前的东西是烟灰缸而不是杯子”的判断,又花了相同时间确认脚上的鞋子不是一黑一白,这才抓起书包冲出门。
      斯拉夫语是小系,只能偏安于校园一角,和几个委员会挤在一栋楼里。爬山虎像层没有肉的皮,死死地裹着楼的骨架。虽然只是初秋天气,风已经大了,绿色的皮肤大片大片地颤抖着,像是就要脱落,却被深深嵌进砖块的筋脉纠缠住――我是打着哆嗦踏进楼的,这未尝不是好事,脑子里忽然一片澄明。
      于是意识到自己忘了喝煮好的咖啡。
      只好垂头丧气地爬楼。
      爬到顶楼,沿着逼仄的走廊跑,找教室,发现是走廊尽头的大厅,里头稀稀拉拉坐了几个人。奇怪的是,那间三角形而且屋顶半斜的怪异教室里竟有一扇挂着Unisex牌子的小门,有个男生跷着腿坐在门前,伸手抓住门把手,面红耳赤地嚷嚷:“这真是个厕所!”
      我进门,坐下,好奇地盯着那个所谓的厕所。
      男生冲我笑:“第一次见面吧?我叫艾萨克。”同时起身,与放下书包走到他面前的我握手,“知道这里为什么有厕所吗?”
      为了配合他的设问,我临时编出一个理由:“因为这间教室是改造出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对我的“一屁放准”,他只能失望地摊开双手。
      我只好再次胡编乱造:“Orientation时听人介绍过……”
      艾萨克得意地眯着眼:“我就是Orientation的向导,怎么没见过你?算了,正好现在给溜号的人补课,非官方版本!知道阁楼和地窖什么意思吗?”
      我さあ了一声,见他还在等,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不小心说漏了嘴,于是赶紧摇头。
      艾萨克笑:“阁楼就是你们斯拉夫语系啊,地窖是计算机系,一个上天,一个入地,生存环境都很恶劣。”
      “俄文也就罢了,计算机系?”我不解。
      “这里以前是教会学校,现在也算学术重镇,当然看不起应用科学,所以计算机系就只能在数学统计那些系的地窖里呆着。”满足了解说欲的艾萨克长出一口气,“啊,忘了问你的名字,真对不起!”
      “Ken。Kitagawa Ken。从日本来。”我再次忍受他用力量表达诚恳的握手,与此同时,还得充满礼貌地直视他的眼睛。这家伙一头栗色鬈发,脸型狭长,肤色偏暗,深棕色的眼珠灵活得稍嫌张扬,冲淡了这张长脸的天生苦相。
      “日本孩子!”他高兴地招呼教室里的其他人,“斯拉夫语系居然收了日本人,真是文化多元啊!”
      还是有人搭理他的:“艾萨克,别老坐在厕所门口,挡道!”
      艾萨克舔着嘴唇笑,细长的手指在把手上不安分地扭来扭去:“我们打个赌吧,呆会教授来了,谁敢跑进去嘘?要留着门!一边嘘一边参加讨论!”
      我扫视四周,没有发现女生,于是姑且放下心来。

      那天的红发男人就在这时出现在门口,夹着书和讲义。
      果然不是年轻学生……人家明明就是年轻老师……
      这所学校是罕见的研究生一统天下的地方,无论人数还是气势都压得本科生抬不起头。不像其他名校,学生的嚣张程度从本科往博士递减。这里倒好,满校园的猥琐男和老女人个个不可一世,简直让人忘了“他/她们再老都还是学生”的事实。与学生老龄化的倾向相对应的,当然就是教授内部的等级森严:混成精的,俨然是杀人放火都没问题;没成器的,只能跟在学生屁股后面点头哈腰,就怕教学评估毁在这群混蛋手里,从此再无升迁之日――于是就有了年轻老师比学生更像学生,大龄学生比老师更像老师的怪现状。(资料出处:除了艾萨克还有谁?)
      我从椅子上慢慢往下滑,眼睛死死盯着地板……之所以来这门叫做“十九世纪抒情诗”课,是因为开课的是我未曾谋面的导师。
      踢踏的脚步声,椅子在地板上挪动的声音,开门声,低沉的话音,虽说流利,却口齿黏连,错位的重音就好像不合时宜的雨点,字母不得不加急行进,因此透出一丝可笑的狼狈。
      “如果嘘的话,你输给我多少钱?”红发男人问艾萨克。
      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厕所果然敞着门,那人抱着一叠讲义坐在合盖的马桶上,正弯着身子笑,并非肆无忌惮,却也绝对算不上彬彬有礼。
      吝啬鬼艾萨克马上就否认打赌和钱之间的关系,教授便适可而止地宣布上课,可他竟然从厕所里往外传课程表,等到人手一份了,才若无其事地踱步出来,而且,深绿色的眼睛里空空如也,除了阳光,初秋干净得发脆的阳光。
      这排斜斜的窗子上暂时还没有爬山虎。只是暂时。我瞥见了两三根刚刚探头的细枝。

      脑筋偶尔会短路的老好人――艾萨克这样向我传达关于C教授的共识,当然,又是非官方版。
      所谓的脑筋短路,是指某人经常在听同学讨论的时候打瞌睡,可一旦被觉察,马上就及时醒来,而且准确无误地把握课堂辩论的走向。至于满脸纯洁地坐在马桶上与学生说话这种事,其实完全符合他“我很自然如果你们觉得我奇怪那就是你们自己有问题”的一贯逻辑。
      尽量避免和C教授在课堂外接触――艾萨克郑重地告诫我。
      为什么?
      只要不是不得不发言并参加交流的正式场合,他就会抓紧时间结巴,走神,答非所问,楚楚可怜地傻笑,神情忧郁地盯着随便什么物体(反正不是你),最后让你陷入“难道我是他的教授?”这种疯狂错觉。
      难怪课后他简单扼要地辅导了一下我的选课就转身不见了,我还感激他过往不咎的大度。
      艾萨克的总结还在继续:
      尽管如此,某人仍然是学生心目中人气一流的教授。
      不爱说话,但作业的批语罗嗦得适度,让人觉得自己不是没人管的孩子。见人就躲,可一旦被抓住,不管被托付什么事,肯定会以近乎虔诚的态度全力完成。最后一点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当然,也很难说就真是最重要的:长得好看,不管怎样把自己往寒酸里整。据说夏天时学生喜欢数他衬衫上的洞、墨水点还有圆珠笔道,到了冬天,就改成统计毛衣上的线头了。
      对此,我持保留意见。
      第一次见他真是被吓到了。
      青面獠牙肯定算不上,但黯红深绿这样的搭配实在浓烈了些,五官也太过轮廓鲜明,更有甚者,无论多么地浓烈且鲜明,他的出现仍然保持着一种游荡在虚实之间的不确定感。
      说不清。说不清是影子正孤零零地膨胀成实体,还是身子正一点点失色,黯淡成阴影。
      这样的印象,我没有对艾萨克说。不知为什么,我怕他笑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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