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武侯——走下神坛的千古一相》方暑媛狻猊龙子

4、第二部分——武侯入蜀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孙权据有将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隆中对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会将人们相信多年的事物统统化为乌有：没有经典的草船借箭，没有神秘的施法借东风，就连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三气周瑜之戏码也不复存在。于是，迷茫中的三国迷们不禁要问了：那么，在辅佐刘备的最初，武侯诸葛孔明究竟为这个集团做出了何种贡献，来获得内部的承认与尊重，以致到中后期，刘玄德会放心将后方根据地全盘托付给他，甚至临终前将自己的大业一并交予他的手中呢？

　　其实，对于当时处于夹缝中求生存，又寻找不到奋斗方案的刘备集团来说，武侯于他们最大的贡献，便是这个具有开创时代意义的隆中对。它为处在迷惘之中的刘备集团指明了方向，宛若漫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他们照亮了前方的道路。而后刘备集团正是以隆中对中的战略方案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季汉王业，而武侯一生也随着这个计划的展开而缓慢走向壮烈、为后世之人所嘘唏、感叹的无尽悲剧。

　　早在建安五年，东吴的谋士鲁肃鲁子敬便与主公孙仲谋讨论到过当今的天下大势，以及孙仲谋在此间的位置，这一番谈话也被如今某些“专家学者”称之为“东吴版隆中对”，我们且先来看一下其内容：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多务也。”

　　“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子敬这一番话无论是从战局考虑亦或是天下大势都比隆中对要来的混沌，模糊 ，且残缺脆弱。

　　既没有提到三分天下，也没有就当今迭出的枭雄、地方诸侯势力进行详细的阐述，甚至没有意识到一旦天下局面大变，两分天下时如何应对北面曹魏，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并丝毫没有提及益州沃野的重要性。只是单就东吴如何于乱世中生存、发展的一简短的当下建议，不似隆中对具有规划未来几十年前景之效力。

　　武侯之隆中对，局面清晰，战略明确。欲效仿汉高祖刘邦当年，为玄德大定天下。由于有前人之例做借鉴，具有高度可实施性与成功性，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无懈，确定了之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三国鼎立之局面，是一张波澜壮阔，大绘汉室河山的宏伟画卷。尽管最终没有如愿以偿的为季汉天下带来统一，但也是刘玄德最后孤注一掷的伐吴之举而导致大局彻底崩毁所必然形成的结果。

　　它毕竟为东汉末年的纷乱与不稳定带来了初步的安定，而且自出世起就决定了整个乱世的走向，也为之后不属于己方的天下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战略层次看，它规划了整个时代，并深远的影响到后世军事家的大局目光。

　　所以，即便没有火烧博望坡的神机妙算，没有草船借箭的独具匠心，亦没有施法借东风的鬼神难测之才。二十六岁便提出“天下三分，独占荆益”的武侯诸葛孔明对于时局的洞悉与觉察已然超出了包括郭奉孝、鲁子敬、周公瑾在内的一干能臣干将。因为他所谋划的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一个时代。任何人，包括群王诸侯，善将智臣，都在为他所创造出的时代忙碌、奔波。而这个时代也正因为他富有预见的构画，正徐徐的展开宏大的图卷——三国，便由此开始。

　　建安十三年七月，刚刚成为大汉丞相的曹孟德加紧了他的统一步伐，亲率数十万大军南征刘景升，再一次向乱世诸雄们展示出自己决意总揽天下的宏图伟志。

　　八月，还未等及曹军入境，荆州牧刘景升病逝，少子刘琮接手荆州。

　　九月，曹孟德的大军进入荆州地境。没有经历一场战斗，也没有通知近在咫尺的皇叔刘玄德，刘琮消无声息的打开襄阳门户，遣使投降，将荆襄九郡拱手交予曹孟德。

　　刘琮对于玄德的瞒而不报，将当时驻屯于樊城的玄德推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与警告。当曹孟德的前军进驻新野后，玄德这才得知了刘琮的投降和曹军的最新动向。

　　（注：关于此事曹军究竟驻于何地，陈寿的三国志前后不一。魏书记载“驻于新野”，蜀书记载“卒至宛城”，两地相差二百余里，直接影响到刘玄德的战术安排。若在新野，则曹军已近，逃为明智之举。若在宛城，则时间仍有余，可取襄阳自保，不至于奔逃。

　　因陈寿为晋人，魏由晋代，史料详尽，故魏书记载应确于蜀书，加之校验华阳国志，亦云“至新野方知”，故本文采用“前军驻于新野，后军尚在宛城”之说法。）

　　刘琮此举其实颇有献玄德于曹军的意味。当时刘琮驻于襄阳，玄德驻于樊城，中间仅隔一条江耳。而刘琮竟没有想起通知被曹孟德列于急欲消灭之对象的刘玄德一声，事后在听闻其驻马于门前时更惊惧不敢起，可见其确有出卖玄德之心。

　　被刘琮几乎献于孟德军前的刘玄德当时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曹军驻扎的新野离樊城不过一两百里，最快一日可至。樊城失守已是时间问题，而一旦落在曹军之手，他将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做了当时任何人都会选择做的事：放弃樊城，退守江陵。

　　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地，内有充足的军辎粮实，西接刘璋，东连孙权。以刘玄德当时之兵力，退守江陵是他唯一的选择。

　　由于当地民众对于曹军的到来心怀恐惧，生怕徐州生灵涂炭的一幕亦会在荆州上演。于是当玄德之军南下时，宁愿跟随心性宽仁的玄德离开家乡的荆州民众士绅竟有十万之多，当中不乏刘琮的亲随左右及荆州各级官员。而刘氏大军的速度，也由此被严重拖慢。在此情况下，刘玄德便派遣关云长先率领荆州水军沿江而下，相约于江陵会面。

　　另一边，得知玄德逃走，生怕其会率先占据江陵重镇的曹孟德派遣出五千精骑，日夜急速追赶其部曲。终于在当阳长坂坡上追上，大破其军，并俘获大部分随玄德南下的民众，其中便有谋士徐元直之母。

　　玄德只得率十几骑奔逃，其部将张翼德则领二十骑断后抵抗曹氏精骑，赵子龙则身抱幼主阿斗，于乱军之中护卫主公妻小。（保姆云啊~~）

　　当时陪伴于刘玄德身边的只有他的两位谋士诸葛孔明与徐元直及十几余众，能于乱军之中不弃这两个丝毫不能保护自己的谋臣，也足见玄德对于他们的器重之恩了。

　　不过在此一役中，徐元直之母为曹军俘获，徐元直也由此离开了刘玄德，返回荆州救母，从此，再没有回到玄德身边。

　　（狮子小小的八卦一下，由徐庶之母为曹军俘获可见，当时其母必随刘备之军南下。也就是说，孔明之妻黄夫人这时也是在军中的。咱们的丞相好运气啊，要是月英姐被俘了，就要轮到他回曹营了，或者，为了大业，不会？大家认为呢？）

　　从曹氏精骑下突围成功的玄德在汉津与云长所率之水部相遇，并一同汇合了由后赶至的翼德、子龙等人，以及刘景升长子刘琦所率来救援的万余人部队，总算可以暂时歇下一口气。

　　此后，又要何去何从？

　　而从东吴前来吊唁的使臣鲁子敬的出现又给了处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丝曙光。

　　（注：关于子敬的出现问题又是陈寿三国志中不严谨之处。吴、蜀两书记载不一。吴书的子敬出现于当阳，蜀书则无记载，仅有孔明去吴一说。一曰“会于当阳”，一曰“孔明独去结盟”。写者认为应该是子敬、孔明、玄德相见在先，子敬与孔明一样，都是深知两家联合之重要的人物，故而在见面之后，共同劝说玄德联盟。并在孔明入吴时，为其引见了吴主仲谋，结盟江东。）

　　事权情急，在见到子敬后，孔明便知道此刻可保全保全主公刘玄德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东吴也一同拉下水，借助东吴的精兵良将，解除他们的燃眉之急。

　　由于荆州一失，与之连壤的东吴也必将面临是和是战的难题。与立志一统天下，又被孟德视为死敌，欲除之而后快的主公不同。吴主孙仲谋作为占据一方的诸侯，除了战，还有降这条路可走。不过，随着他的投降，隆中对大局必将为之崩坏。主公刘玄德就会成为曹孟德优势兵力的集中征讨对象，天下随之也会落入曹氏之手。

　　战略的最大意义在于实施，如果没有了实施的环境，再好的计划都是纸上空谈。

　　如今，摆上武侯诸葛孔明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以自己的智能说服当时于战于降之间举棋不定的吴主孙仲谋倾出全力对抗当时号称有水步八十万的曹氏大军。并与自家主公结盟，从而保护隆中对大局不致崩坏？

　　说服主公和东吴结盟轻而易举，可怎样说服偏据一方，势力不小的东吴与自家主公结盟，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仅有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身上。

　　不能不说，除却战略眼光独到外，武侯诸葛孔明还是一个颇具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对吴主仲谋的说辞，丝毫没有折损自家的颜面，并始终坚持共同抗曹，而非依傍东吴之军为自家解围的说法，只言片语间就令吴主孙仲谋倒向了“积极抗曹，三分天下”的隆中对大局。在保住主公刘玄德之余，亦收复了日后的荆襄四郡，初步实现隆中对中的第二步：东结孙权。

　　诸葛孔明于吴主孙仲谋的结盟说辞是古代外交家取得成功的精彩范例。虽然陈寿之文才远不如武侯，但他所记录下的语句读来仍令人觉得经典万分。诸君如有空，可前往一读，这里不再做赘述。

　　小八一下，孔明和公瑾：

　　历史上的孔明与公瑾是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火花对撞，作为东吴年轻的军事领袖，周公瑾的才能更多的是表现在战场上。当然就东吴政务来说，他亦有良策建议，但与孔明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多交集。除却孔明前往东吴的那几日，他基本上就没见过这个年少自己六岁的外交使臣，更没有妒其才能的相害。公瑾在史上以宽弘著称，富有才华，精于音乐，时人谚曰：“曲有误，周郎顾。”

　　仰服于玄德之雄才，又心佩孔明之奇雅的吴主仲谋出兵三万，由周公瑾、程德谋（程普将军）所率，并与刘玄德、刘琦的两万兵马合军，大破曹孟德于赤壁之下，其舟船、战兵毁伤大半。经此一役后，曹军元气大伤，遂引兵北上，不复相侵。

　　刘玄德遂趁此时机收复荆州诸郡，并立公子刘琦为荆州牧，安抚人心。而武侯诸葛孔明也由此回到了阔别数月的荆州大地。

　　刘玄德所收复的荆州仅为大江以南的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长沙郡以北的四郡则属吴，为周公瑾奉邑。周公瑾时在南郡，其郡南部各县亦为玄德所有，两者跨江而分，各治南北。江南为玄德之地，北属仲谋。由于玄德所领四郡皆为自己亲自带兵收复，没有骗公瑾占荆州一事，所以“借荆州”一说仅为东吴当时的内部说法，并不属实。

　　而孙、刘两家之矛盾，也正因为这样的划江而治埋下了隐隐祸根。

　　恢复荆州江南之地后，玄德任命孔明为军师中郎将，令他督管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足兵足粮。当时玄德手中仅有四郡，三郡皆交由孔明之手，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在武侯诸葛孔明出山辅佐□□的二十七年中，经历了十几场战役，然而在这些战役当中，仅有三场战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与街亭之战。

　　头一场战役决定了天下三分的趋势，第二场战役形成了三国最终的势力分据，第三场战役则注定了武侯北伐无功的结果。他的命运亦因这三场战争的或赢或败，而缓慢走向“鞠躬尽瘁，却恨未夷”的悲壮道路。

　　赤壁战后，刘玄德的势力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很快形成了以诸葛武侯、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为核心的军政统治层。

　　通过对荆州四郡人才的大力吸纳与任用，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被注入到刘备集团内部。军队方面，也因四郡密集的人口得到了快速补充，为日后的入川取蜀打下良好的基础。曾经暮气沉沉，看不见未来在何方的刘氏部军在荆州水土的滋养下，焕然重生，摇身一变成为一股朝气蓬勃、势头刚劲的新兴势力。

　　荆州，孕育了季汉王业的雏形。此时的它正如一只静卧于大地间的幼鹰，耐心的等待着自己周身的羽翼逐渐丰盈饱满，双爪日益强健锋利。虽然目前尚且幼小，却已然展现出遨游于九霄碧空的王者之姿。很快，它振翅高飞的英姿便会为世人所见，而它划破长空的潇然长鸣，也将会响彻于荆益大地，并久久的回荡在东汉末年纷乱而广袤的天地之间。

　　建安十五年，吴主孙仲谋相约刘玄德共伐川蜀。值得玩味的是，孙仲谋此举并非是出自巩固两家盟好之意图，也绝不是因为当时孙刘互为姻亲而好心分玄德一杯羹。而是，他不得不如此。

　　东吴当时占有荆州江北四郡，其属地实与益州接壤。然而，出动大军伐蜀绝非易事，军械粮食必须与之随行。于是，不得不溯江，经过玄德所属之江南诸郡。东吴无法越过刘氏地盘而独取蜀地，唯一可行的方案便是两家再度联手，共同伐蜀。

　　因此，一向精于谋算的孙仲谋才会相约玄德共分蜀地。

　　政治就是如此的现实，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没有扼住对方咽喉的要害之处，便难以为盟。诸侯们往往以利合，最后亦以利而分。

　　深谙其间奥妙的玄德自然不会答应吴主共同伐蜀的构画。因为依照他与诸葛武侯在隆中事的构想，益州这块千里沃野是他刘玄德的必取之地。若是想要一统这纷乱的东汉末世，他必须取下这块曾经成就了大汉四百年伟业的土地作为后顾之本。荆州，因为东吴在赤壁之战的出力，已是两家分治，如何能让益州大地再度遭逢这样的命运？如若真如孙仲谋之策，那么自己在不捞好之余，还可能面临被东吴反歼的命运。于是他拒绝了吴主的提议，由于军资运输受阻，孙仲谋无奈之下也只有收兵作罢。而刘、孙两家的矛盾亦是在此时悄然萌芽。

　　建安十六年，接受益州牧刘季玉之邀请，入蜀抗击张公祺（名鲁）的玄德，带领着军师中郎将庞士元与数万步卒，和前来迎接自己的荆州使臣法孝直（名正）一道，浩浩荡荡的踏上了这片他渴望已久的丰美土地。

　　一切，都依照着隆中对中所构画的大局，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季汉王业，即将崛起在这片大地当中。

　　玄德入蜀之后，荆州的军政大务便交到了诸葛武侯与关云长的手中。千万不要以为武侯此时就如演义与电视剧中所描绘的那样：独揽荆州大权。

　　这是不可能的。

　　武侯当时在刘备集团中的职位是军师中郎将，在三国时代，很流行在将军等职位前加上一个名号作为某人的具体官职。

　　中郎将按武官级别来算，处在第二级。汉时武官职位从上到下依次为：将军，中郎将，校尉。

　　由于武侯当时在集团中资质尚浅，尽管深得主公刘玄德的倚重，可玄德到底也没有真的就因为这份器重之情而擢升他为将军，而是给了他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官职：军师中郎将。

　　军师，无疑是武侯一直在刘玄德身边扮演的角色。中郎将，则决定了年轻的他此刻在众臣属之间的位置。他不可能仅凭自己的机智干练就一下跃过数十年来与玄德出生入死、共历患难的关云长与张翼德，独掌他们一同出力占夺的荆州四郡大权。

　　他并非没有这个本事，而是时机尚不成熟。在经历了云长翼德等一干骨肉重臣对主公深器自己的不满后，武侯现在所急需要做的不是一个劲往上蹿，而是要与身边这些年岁远长于自己，差不多都是自己父辈的同事们搞好关系，让这种眼红闹内讧的事情不再发生。

　　事实上，他做的相当成功。

　　在治理荆州之余，武侯亦与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等人相交甚欢。以至于后来在攻陷益州之后，当依旧很年轻的他被刘玄德封为军师将军，终于与云长、翼德同列之时，此二者心悦诚服，毫无异议。

　　武侯与张翼德，关云长、赵子龙的关系自荆州相处后，一直很融洽。到了益州之后，依旧不改。

　　现今有许多“专家学者”无端指控武侯与关云长之间关系不洽，控诉武侯是导致云长后期败毁的罪魁祸首。完全是一派胡言，毫无事实根据。

　　“专家们”为何认定武侯与关云长关系不洽呢？无非是因为撰写三国志的陈寿那一句“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以及他日后独守荆州的事实而推论得出。

　　我之前说过，读史不能单凭脑补与架空想象，更不能断章取义，不把一句话读完。如此，即便忠心国家如岳飞，在这样的“专家”面前，也会变成不忠不义的小人。更何况后期手握国家大权，可代君王职的诸葛武侯。

　　关云长“骄于士大夫”是史实，而他之后的独掌荆州亦是事实。可是如果单凭这些就推测出“武侯与关云长关系不洽，而后挟私报复”，未免有失公允，也过于武断偏颇，可谓是“脑补过度”之结果。

　　因为史实也同样记载了，在关云长与张翼德眼红武侯待遇后的几年中，武侯与他俩的关系就已经发展到“同列主前而不妒”，“并肩迎敌于战场”的份上。关将军既没有因为武侯与翼德、子龙撇下自己入蜀建功而妒忌，也没有因为战后刘玄德对武侯的擢升而不满。倒是后来，当云长于荆土听闻马孟起来降，又起比试相争之心时，是武侯诸葛孔明的一封书信把他老人家哄得服服帖帖，心花怒放。

　　要知道，关云长年长武侯二十一岁，平时也是手不释卷，善诵左传，属于文武兼修，又有那么一点傲气的人物。而他与刘玄德的关系早在十几年前就到达了“同睡同食”，生死不弃的地步。玄德给予他信赖之情，只怕更甚于对武侯的信任。

　　就是这样一个无论身份、资质、功绩和与主公的个人关系都远胜于诸葛武侯的老将军，竟能容许与自己子侄同辈，年纪轻轻的诸葛武侯在信中戏称自己为“髯”——就等于现在笑称某人的“胡子君”一样。并在看了武侯的信后心情大悦，动辄就出示给身边的人观看，也可见当时他与武侯的私人之交已到达了一个较为亲密的境界。

　　可以戏称对方为“髯君”，并使闻言的一方不怒反喜，这能是“两人关系不融洽，武侯挟私报复”的表现吗？

　　关云长是个不爱伪装自己情绪的坦率汉子。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满满的都写在脸上。就像他当初不满武侯被刘玄德捧在手心上，直接就找到玄德大发牢骚，丝毫不掩饰。又如他日后听闻马孟起来降，写信给武侯时，也是毫不隐藏自己内心的情绪。直至刘玄德晋为汉中王，大封群臣时，他因不服与年老的黄汉升将军（黄忠）同列，拒绝受封，依旧是大模大样的表现于人前，绝不避讳半分。

　　新三国里说他与翼德私下议论诸葛孔明而表面与之亲善，真是小瞧了我们的关二爷。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汉子：喜则笑，不平则拍案而起，从不会做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伎俩，也不会克制自己的真实情感。他看不起孙仲谋就是看不起，张口就给他来个大难堪。你可以说他“骄矜自负”，但他有没有这个资本“骄矜自负”呢？

　　他有。

　　他是名震四野的三国虎将，文史武功都颇有成就，并且深得主公信赖。他在世时，除了老大刘玄德，谁也不能管制他，而他又是个心气颇高的性情中人，自不必特意给旁人面子，也无须看他人的面色过活。

　　但他在与武侯诸葛孔明共同管治荆州时，居然消无声息到连一句抱怨武侯的言语也未曾有过。随后诸葛孔明入了蜀，建军功后，如黄汉升一般与他同列时，亦不见他有任何怨言。当武侯在信中戏称他为“髯”时，同样不见他因这戏谑的称呼而勃然大怒，反而满心喜悦的将其信传于四周，足见其当时与武侯关系之融洽。

　　政治地位低于关云长、张翼德与赵子龙的军师中郎将诸葛孔明，在统理荆州时，也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而是与驻扎在江北的大将军关云长共领荆州。从地位上说，他不算是云长的从属，在政事上，两人是互相商量，共同管理，基本上属于合作搭档。

　　武侯根本就没到达能于入蜀前“决定谁来镇守荆州”的重要地位。毕竟在他之上还有三位将军，不是他这个中郎将所能统领的。

　　由谁来独守荆州，这等大事自然是该由主公刘玄德决定。

　　如果说，让关云长镇守荆州是武侯的决定，那也着实太抬举他当时在荆州的位置了。在赤壁之战前，武侯在刘玄德身边仅为宾客，无位无分。到玄德占领荆州四郡，才给了他军师中郎将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中间职位。

　　虽然实际中，武侯所握有的权力远高于这个名义上的官职，但莫要忘了，他手中的职权是主公刘玄德给予的。当刘玄德率军入蜀后，他手中因主公器重而给予的超额职权也会相应折减。更何况，刘玄德临行之前，也并没有如演义里一样豪气满满的将荆州一应大事都全权交给诸葛孔明处理，而是让他与关云长共治荆州。

　　而云长无论年纪、资历、功绩、威望无一不在武侯之上，武侯又如何能自说自话，留下一个职权地位都比自己高一级的人在荆州？那云长不在玄德面前参他一个“僭越之罪”，倒真是奇怪了。

　　唯一能使关云长心平气和，决定由他来镇守荆土的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集团老大刘玄德。武侯自己亦是受主公之召而与翼德子龙一道入蜀，并非民间一些专家所言，是自己决定的。

　　那么，刚刚入蜀才一年的玄德，此刻又为何要忽然飞书急召当时据于荆土的武侯等人率军前往益州呢？

　　理由很简单：他那时和益州牧刘季玉彻底闹掰了，急需人马前来夺取益州。

　　益州争夺战，是武侯诸葛孔明第一次于人前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此前他督治荆州，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治理之才。而这一次与张翼德、赵子龙的联手围攻，则令他身上隐藏着的军事才能得以显现于众人眼前。

　　建安十八年，诸葛武侯、张翼德与赵子龙分率大军溯流而上，杀入益州地界。仅用了短短时间，便降下巴东地区，进入江州，并和当时的巴郡太守严希伯（名颜）展开激战，严希伯不敌，被刘军俘虏。

　　严希伯可算是刘季玉手下中比较有胆识忠心的一个，面对刘氏大军的气势汹汹，丝毫不感到畏惧，没有像同一时间在绵竹抗拒玄德之军的护军李正方（名严）一样，投降敌军。而是据城不降，顽抗到底。因为他的忠诚和勇气，破军之后的翼德没有杀死他，而是将其释放，请其出任自己的宾客。

　　拿下江州后，刘氏大军的兵马便开始了分头出击。赵子龙独领一军沿外水而上，一气攻取了江阳、犍为；而张翼德与诸葛武侯则由内水而泝，北上夺下德阳。之后，武侯便留守在德阳，而翼德则继续泝水进军，攻打巴西郡。

　　结合《陈志》与《华志》当中对于翼德、武侯进军情况的描述，身具万夫不当之勇的翼德应是主攻手，而诸葛武侯则担任副攻之职，两者间相互配合默契，智勇相结，因而极顺利的就打败了德阳太守张君嗣（名裔，日后为吴军所虏），攻克此郡。另一边，独泝外水的赵子龙也是捷报频频，大军直逼犍为。

　　赵子龙、翼德与武侯，加之玄德的雒城大军，共同形成合围之势，死死的将益州牧刘季玉锁在了成都当中，进退不得，成为名副其实的瓮中之鳖。其大势早已在雒城被攻下的那一刻起，就不复存在了。

　　在刘玄德进取川蜀之初，曹孟德的副手赵叔茂就与征士傅干讨论过玄德攻下蜀地的可能性，当谈及玄德身边的这三位股肱之臣时，傅干这样描述道：

　　“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此三者，皆人杰也。”

　　最后他总结了一句：

　　“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

　　“达治知变，正而有谋”是傅干对诸葛武侯一句十分客观的评价。作为孟德的掾属，他的立场本就与身为玄德辅臣的武侯相对立。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夸奖褒扬敌方将臣的。就算要说，也不会过分去抬高对方的身价。万一落入主公耳中，又是麻烦事一件。所以，客观评价是他当时所唯一可言可行的。

　　将荆州治理的井井有条，又与同事们相处融洽的武侯的确也当得起“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这八个字。

　　相比起“居其土而献其地，食其禄而害其主”的法孝直。武侯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有亏于玄德的事情，一直忠心耿耿的效力于其鞍前。在他死后，仍旧一心一意的辅佐才识并不如父亲的少主，不可不谓之“正”。而青年时即提出的“隆中对”亦不可不谓其“有谋”。至于达治知变，更是一再为世人所见。因而，傅干的这八个字真是将武侯概括的恰到好处：他乃社稷之重器，国君之辅相。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可担得起“千古一相”之称谓。

　　他以自己一生之忠诚，满腹之才智，将一个国家稳稳的担在自己肩上，用自己二十余年的奉献，创造了蜀汉，乃至整个三国时代里最辉煌灿烂的盛世。

　　（第二部分武侯入蜀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