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如梦》上雨

1、第 1 章

　　家事如梦
　　我们苏北人跟南平人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叔叔”，在口语里都称“爷”，但南平话最小的叔叔叫“小爷”，而苏北口语则叫“老爷”。当然，方言上的差别还有很多，又如我奶奶不高兴的时候喜欢说“瓦缺”，跟我不高兴的时候爱叫“我操”差不多，但“瓦缺”是不是“我操”的意思，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因为我的出生地在南平，而且是土生土长的南平人，也从未去过苏北，所以算不上地道的苏北人。
　　因为这一点，我少不了挨骂。我父亲讲话我根本听不懂，他那浓重的苏北口音跟南平话简直是水火不容。于是我的悲哀就来了，用我父亲的话说，他的儿子是不成器的，因为别人的儿子精明的像个贼，而他的儿子则呆滞的像跟木桩。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只有发呆的份，亏得母亲解释，我才一知半解。当然，母亲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父亲交代我做事，他咕隆一声就走了，我却傻傻的站在原地，发现母亲在一旁我就呼救，问老爹说的什么，母亲却苦笑着摇头，示意我去问父亲。问我是不敢的，父亲对儿女脾气很燥。事情没办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关于口音，我可没少吃苦头。南平除了街巴佬，就剩下湖北佬和安庆佬两大口音。我家在农村，不可能是街巴佬。可是湖北佬听着我像安庆佬，安庆佬听着我像湖北佬，所以我两边不得人缘。可能是我天生愚钝，当时没觉得有什么。最可气的是有一次我去当地政府办事，那里面的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就是本永睦乡的呀。那人居然一脸的惊愕，最后他斩钉截铁的说，你要是永睦人，我就是你儿子。虽然白捡一儿子，可是我却悲哀的感到，自己居然在出生地没有归属感。那么我到底该算哪儿人呢？
　　父亲是苏北人，这是铁定的事实，接下来要弄清母亲是哪儿人。小时侯家里来人吃饭，席间总会有人大模大样的说，二嫂子是上海人吧，怎么说话带上海口音？这时候我就会看见父亲很得意的样子，起先我还不明白，后来才渐渐懂了：二嫂子指我的母亲，上海嘛就不用我说了。但我不觉得母亲说话有什么特别，她的吐词造句跟我是一样的。要说异常的就是我外公和我外婆，外公平时说普通话，一兴奋就说其他的方言，有时还夹杂一些英文。外婆的话只有在她一字一字的说时我才能听懂，后来我才知道，外婆说的是苏州方言。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外公叫我帮他提鞋，鞋子提来了，他搞了一句“吓吓侬，客哩玛特侬”（大意是：谢谢你，请把我的谢意带回去。上海话）。我当时疑心外公在骂我，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什么意思。只要你想想我所处的环境，你就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足为奇，就是到现在，我也只是对我母亲一个人有着永久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毫无疑问，母亲是上海下放的。按照我这个笨蛋的逻辑，就要弄清楚外公是哪儿人。好在姐姐跟我有同样的好奇心，她试图得到答案，外公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外公说自己是中国人。外公的幽默人人皆知，姐姐只好打住。记得有一次外公不舒服，就赖在床上，外婆就说他“装佯”，外公一听来神了，说自己不是“装羊”，而是“装狗”。外公的幽默伴着我对外公的全部记忆，但这一次我并不欣赏。我决定亲自出马，外公跟我耐心的解释：他自己出生在云南，父亲是云南的地主，父亲的爷爷是山东的货郎。他自己成年后娶了苏州的外婆。最重要的是当年他在民国政府里谋职，先是在南京，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他去了重庆，接着又回到了老家昆明。按理说应该太平下来了，解放了嘛，由于是文职人员，所以还是原岗原位。谁知单位里要划一定比例的□□，外公生性耿直，所以这等好事便落到他头上。运动来的时候真是没办法，人人自危，外公当时上有老下有小，单位领导于心不忍，便把他派到上海，算是一种照顾。原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可两年不到，外公一家就被下放到南平乌家山。
　　从我记事起，外公就已经白发苍苍了。听舅舅说外公是九死一生，最惊险的是当年外公随机关撤离南京的时候，一架日本飞机朝他一个俯冲，一梭子子弹就射出来了，幸好旁边有座坟，外公就绕着坟躲闪，飞机围着坟转了两圈，最后悻悻的离去，外公拣得一条性命。最近的一次是□□，乌家山的民兵营长把外公捆在牛棚里，不准人送饭。那位民兵营长很特别，他先将绳子在牛尿里浸泡，然后拿泡过的绳子捆外公，将外公的手捆得结结实实。这次外公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命保住了，右手的食指却废了。后来外公就用拇指和中指写字，再后来外公就平反了，补了工资，领了退休金，日子过得很恬淡。
　　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始终是一个快乐的老头。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外公很特别的中指和他口袋里永远也掏不完的钱。外公晚年的显赫得到了当地人的羡慕和觊觎。人们总喜欢喊他打麻将，骗他的钱，土话叫“抬轿子”；小孩子总喜欢“王爷爷王爷爷”的叫，因为可以得到糖果饼干之类的吃食，用母亲的话说叫“舌头打个滚，装孬不折本”。□□时的民兵营长不再意气风发，岁月已经将他雕琢成一个典型的中年农民。他也来外公家串门，他带着讨好而又酸涩的语气：王伯，您虽然吃了不少苦，可现在好了呀，不像我们，还要靠磕泥巴坨子吃饭。对于他，舅舅舅妈很是不屑，外公却不以为意。因为历经沧桑和世事变幻，炼就了外公晚年的豁达。也许是基于此，外公才会活到97岁的高龄。
　　因为外公，我一度以上海人自居。但我终究是一个老农懂得儿子，而且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我是一个老农的儿子。尽管知青回城的浪潮的崛起，可是外公一家却按兵不动，直到现在也是（我去年才知道城市对外公这样全家下放的实行的是关门主义）。外公的四个儿女在农村半个世纪的生活使他们已经被同化成完完全全的农民。当然，那时侯我根本不懂得这些事，直到上了高中，听说如果是上海户口的话高考可以享受很多好处。我才去问母亲，母亲说外婆不愿意走，外婆说跟了外公大半辈子了，刚安顿下来又要折腾。就是这句话，促使外公打消了去上海或回昆明的念头。
　　外公对我的影响是空前的，不仅如此，外公对我们孙子辈的影响也是空前的。我曾经自豪的对舅舅说，我继承了外公身上某些优秀的品质，谁知我的表弟表妹和表姐也都这么说。更有甚者就是表姐，她不止一次的说，曾经有一个跑江湖的撵着要跟她算命，不要钱的。算命的说表姐应该早死了，之所以没死，那是因为祖上有人积德。表姐当时很气愤，后来静下心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公，当然第二个第三个和最后一个也是外公。
　　父母在过年时给我们的压岁钱虽然很少，但名副其实，因为钱在完成使命后还要在正月初一如数上缴。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懂事，所以外公给我们的压岁钱总是被父母“骗”去。记得有一次我刚从外公家回来，妈妈就找我要钱，我说没有。直到姐姐说家里没有米了，我才极不情愿的将15钱交出，第二天哥哥上街买回了50斤大米。妈妈说田里的稻子要过一个月才能收获，我们要吃一段时间的玉米糊糊和死面疙瘩，那一次我才理解什么叫青黄不接。外公最后一次救急是在我上大学前的那个正月，我去念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揣着父亲给我老黄历去学校，谁知学费涨了整整一百，我想都没想就把外公给的100元压岁钱给垫上了。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我又断断续续的从外公那里接受了1000多元。紧跟在我后面上大学的是我的一个表妹和两个表弟，他们比我优秀，其中有两个人上的是同济大学，剩下的一个成了电脑高手。当然，外公对他们的资助远远超过了我。
　　尽管我上的是第N流的大学，但毕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的上海梦碎了。外公对我的身心以及品质的影响，并不能改变我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可能你要问了，我的苏北血统在干什么呢？
　　这就要从我的爷爷开始说起了了。据说当年爷爷离开苏北的时候，老家的宗族本家有3700余户，当然，现在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至于爷爷为什么要离开苏北，谁也说不清。爷爷死得早，对于先人，我不敢臆测，我只能客观描述一些我认为真实可信的情况。我奶奶统共生了九个子女，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养到成年能够生儿育女的就五个：老大、老二、老五、老幺和姑姑。而姑姑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于我没有多少记忆。父亲排行老二，我记事的时候，大伯已经回苏北好多年了。爷爷奶奶跟父亲过，我的父母养了五哥个子女，合计一家九口。大伯每年都会来看爷爷奶奶，吃住当然是在我家。大伯会带一些礼物，不过好东西通常只会给老爷家的小孩；但是大伯如果看上我家的东西，他会毫不犹豫的打包带走：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养了一群鹅，大伯说苏北没有这玩意儿，父亲表示可以送给他，结果他连大鹅带小鹅一起带走了。五爷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娶了当地的一个下放学生，养了四个女儿。尽管五爷游手好闲，日子却过得相当舒适，用母亲的话说叫“餐鱼顿肉”，是餐餐有鱼、顿顿吃肉的意思。可能是应了老话，老五是有福气的，但我更愿意从根子上找原因。传说我爷爷才来的时候，一家人可都穿皮鞋带手表，现在可能不稀奇，但在那时却被人怀疑为特务。更绝的是我的父辈们个个识文断字，其中学问最高的是我的父亲，前前后后有九个私塾先生教过他。正是基于此，大伯又在苏北，父亲就以江南老大自居，而且还死抱着“长兄为父”的行为准则。于是他供老爷姑姑念书，后来由于成分问题都回来了。父亲又忙者为他们操办婚姻大事，那时侯父亲是大家庭的顶梁柱，爷爷最疼老爷，为了把老爷的婚事办得隆重体面，父亲为老爷借了300元。不过后来老爷并不认帐，说钱是爷爷给的，他的书是姑姑供他念的，其实姑姑比他大两岁。我父亲就每年给债主送20斤上好的香油，一直送了10年，第十个年头我父亲将1000元递到债主手上的时候，债主只收了300元。我想我不用解释，父亲和债主的行为大家都能理解。
　　相比之下的五爷也是半斤对八两。记忆中五爷家开着小店，后来小店倒了。正好五婶上调，然后他们一家乘机去了城里。母亲说如果不是父亲帮五爷撑着，那小店早就倒了。尽管五爷去了城里，但每逢我家卖了棉花或是油菜，他就会闻风而至，结果那些可怜的收入就被他卷走了，而且是有去无回的。母亲生性善良而又懦弱，泼妇行径她做不出来，吵与不吵结果都一样。不仅如此，父亲还认为外公对我家不好，其实母亲回娘家外公总是塞钱给她，舅舅也时不时的来接济。但父亲不知好歹，常常对外公家冷嘲热讽，有一次父亲去外公家借钱，恰巧外公家没有现钱，结果父亲有七八年没有跨外公的门槛，凭这一点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的自以为是相当反感，一度劝母亲跟他离婚。随着哥哥姐姐和我一天天长大，父亲的高大与尊严一天天倒塌，他在家中是越来越孤立，五爷的借贷变得艰难起来。不过这已经影响不到五爷了，因为他的四个女儿陆续嫁人，他优越的生活继续得以保障。
　　老爷跟我家是隔壁，我记事起他乡里的油厂上班。他能进厂是靠我爷爷的能量，后来爷爷死了，不几年他就被别人踢出来了。他还在厂里的时候是我们村子的骄傲，别人都说他很能干，而且我的小婶也非常的漂亮。老爷经常来我家吹嘘他在外面有很多朋友，叫我们兄弟姐妹好好念书上中专，他能帮助我们打通关系。我当时觉得他很伟大，但是一件事让我改变了对他的印象。那是一天晚上，家里就我一个人，我爬上爬下，居然在楼上隐蔽的一角找到了一个铁盒子，盒子比一箱火柴还小。我拿在手上玩弄，居然把盒子打开了，里面掉出了黄澄澄的金属块，按大小上面分别写着“壹俩”、“贰俩”“伍俩”“拾俩”，我只是觉得很新鲜，所以拿在手里把玩。不想这时候老爷撞进来了，他拿过这东西看了一下说“这东西给我”，然后就扬长而去。我当时根本就没往深处想，因为老爷在我家拿东西是常有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就问是谁拿了那东西，没有人承认。我好奇，就问那东西是什么，母亲说是宝贝。东西丢了，父亲没有深究，其实父亲根本就没有问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呆不啦唧的，没有谁会怀疑到我头上来。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宝贝在我手上丢的。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一直到谜底解开。碰巧有一次放牛的时候，老聋子给我们讲乌金砖的故事，故事听完后我就有了结论，那宝贝是乌金砖。所以我跟老爷之间注定了有一场战争。老爷在乡里上班，中间隔着一条河，来去不是很方便，老爷一家人就在那边租房子长住，这边的房子托我家代管。机会终于来了，我一有空就去搜，厨房、堂屋、东厢房，角角落落我一丝一毫都不放过，但是没有那宝贝。西厢房锁着的，所以我断定那宝贝在西厢房。正好我家有一个长梯子，于是我就发挥了我的聪明才智，我将长梯子靠在了堂屋的西面墙上，我爬了上去，然后我将梯子抽上去，再把梯子放进西厢房。结果我轻而易举的打开了西厢房的暗锁，然后我将梯子搬了出来。但是我运气不好，刚进去搜索时，老爷回来了，将我抓个正着。老爷十分生气，随即破口大骂，他喋喋不休的数落我的不是，还说什么我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云云，不必采用如此龌龊手段。我当时真是无地自容，但我清醒得很，我一言不发，始终没有将我的动机说出来。老爷在当地到处宣扬此事，我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小偷，就这样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后我再也没有叫他一声“老爷”。其实在这之前我家和老爷家发生过一次极其激烈的冲突，那是在奶奶追随爷爷而去之后，为瓜分遗产的事。五爷在那里阴阳怪调；小婶居然向母亲磕头，母亲躲开了；老爷扬言要杀父亲，父亲则把颈子伸的老长，等着老爷来杀，但终于没杀成。这是白天的事情，晚上他们又向我家里打冲锋，我的两个哥哥抄起棒子准备出去应战，结果被父亲喝住了。父亲插上大门，守在门后严阵以待。老爷他们没有冲进来，但是我家的房上却“乒乓”作响，大门被砸了一个窟窿。也许是这个不了了之的冲突，我的偷盗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我的小婶是个厉害角色，她不许老爷别的女人说话，否则就会发生争吵。我亲眼看见一次小婶把老爷按在地上，小婶揪着老爷的头发，让他头皮擦着地。老爷一米七八的个头，被整成那个样子，实在惨不忍睹。他们总是争吵，以至于父亲忧心忡忡的说“天作有雨，人作有获”（天作践自己会下雨，人作践自己会出祸事）。结果父亲的话还真应验了，老爷的两个女儿居然被三轮车撞死了，一辆三轮车失控，冲进了放学的学生群里，其他人安然无恙，独独就死了她们两个；最客气的车主穷得就剩一辆三轮车，而且没有任何证照，老爷一个子的赔偿都没有得到。过了三年，老爷离开了永睦乡的油厂，老爷被爷爷和父亲宠坏了，他侍弄庄稼根本不行，再说他也咽不下这口气。他在当地弄了一个小油坊，应该说日子过得还不错。
　　凭良心说老爷对我家还是比较关注的，由于我家人多，生活负担极重，前面的两个姐姐很早就在家帮衬，她们没有机会读书。希望寄托在两个哥哥身上，可是他们不喜欢念书，老爷就骂他们，说他们不给祖宗争脸。我念书还可以，手外公的影响，我填报的高中。老爷知道后跑到我家，他很生气，埋怨父亲遇事不跟他商量。他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在时回味，他说：二哥，就你这样的家庭能念得起高中上得起大学吗？这句话引起了我们全家人愤怒，母亲指着老爷的背影声言俱厉要我记住这句话，这是我记忆中母亲惟一一次的情绪失控。
　　我高一暑假的第一天晚上，南平发生了洪水。老爷很不幸，他收购的油菜子全被冲走，两千斤小麦因为洪水的浸泡而发霉变质。因为我家是土墙，所以成了废墟一片。洪水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我认识到脆弱的不仅仅是哪一个人。在洪水来临的那个晚上，我试图去抢救我的一箱子书，却被父亲喝住了。我紧张的盯着电子表，11秒后山墙轰然倒塌，一个浪头打过来，父亲差点演死。第二天村里送来两袋方便面和一盒饼干，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是当时最奢侈的慰问品，因为我们村其他的受灾户每人只分到了两块饼干。接着是老爷托人送来的一篮子油炸蚕豆和一张便条，大意是说要和父亲患难与共。洪水褪尽的时候，舅舅和姨夫从乌家山赶过来了，他们带来了干净的大米和新鲜的蔬菜以及外公的200元钱，他们连声说来晚了。我们一家人是热泪盈眶，因为我们整整吃了九天的搀杂淤泥的米饭。我去拿成绩单的时候，南平街上是一片萧条，街面上到处都是因为洪水浸泡而废弃的商品，苍蝇声是嗡嗡一片。我特地到批发市场去转悠了一下，只见里面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香烟、饼干、卫生纸等商品。门面房里的人心思沉重，他们或站或立，甚至有的顿在地上呜呜大哭，就是不哭的，目光也是相当的呆滞。但是进城农村妇女们不解风情，她们兴奋的在垃圾堆上翻着拣着，淘一些她们用得着的东西。店铺的老板含着泪驱赶她们，但无济于事。我夹在队伍中捡了一包鸡精，拿回家给母亲烧菜，味道居然很好，那是我家惟一一次用鸡精。往外走的时候，我听到小贩在拼命的吆喝“炒锅两块”，我细细一看，只见上面锈迹斑斑。我回家的时候随意的讲了一下南平县城的情况，结果招来父母的嗔怪：应该买回一个炒锅的。村里人知道了直咂嘴：城里果然遍地黄金，可惜错过了机会。
　　最近的亲属中只有五爷没有表示，他住在城市的高楼里，他又不做生意，所以一点损失都没有。父亲去了他家一次，五爷慷慨许诺：借钱给父亲重建家园。谁料一个星期后父亲去城里，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回一分钱，而是带回了五爷的话：我是有心借钱给二哥的，可是二哥老了，他哪来钱还呢？假如二哥不在了，我找谁要钱呢？那一年父亲60岁，我16岁。
　　乡里的救灾措施很特别，每人30斤的半价大米，先在村里开票，然后凭票去粮站购买。就是这样，我们也感激不尽，因为总比没有好。粮站的售米活动持续了两个星期，后来我听舅舅说他们乌家山没有受灾，所以政府要求他们每个人出六斤大米，他们也照做了。再后来就是救济款，分到每户的并不多，我家7个人头，200块不到。入冬的时候前后来了两批衣服，但是分到我家的都是些破烂，一问别人家也是如此。后来别人指指点点，说是有人做过手脚，好衣服给提走了。村子里的人为这件事吵得不可开交，尽管义愤填膺，可谁都不提那个人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位小学老师所为，他现在已经荣升校长了。父母亲很低调，没有参与这些鸡零狗碎的争吵，反正你有我就有，多少就不去计较了。不过我家没吃亏，元旦回家的时候母亲拿给我一张毛毯，说是上面发的，只有重灾户才有。我带去了学校，别人都说那是一张军毯，我一直用到现在。可气的事情很多，比方说我们村子倒塌房屋的补贴要比邻村子少100元一间屋，而且我家是四间房屋，发下来的补贴只有三间。我当时很生气，母亲叫我安心学习，不要管这些事，母亲还是那句老话，总比没有强吧，况且胳膊拧不过大腿。
　　但是母亲的话说错了，第二年开春，村里的书记亲自来我家发钱，8块钱一个人，其他的人家也是如此。后来才知道，有人连村干部带乡干部一起告了，而且告翻了，那么贪污的钱就要退出来。告状的是老爷，尽管大家都得了好处，但没有人感激他，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自己该得的。老爷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出了名，但老爷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一状，老爷失去了很多的东西。比如有人递话给他，说上面准备让他当我们这里的村支书，但是现在不可能了。老爷以并不在意口气说，大丈夫敢作敢当。由于老爷的精明和乡邻的同情，老爷的油坊得以维系。好景不长，第三年的上半年老爷被人骗走一万多元，再加上外面欠的的2000多斤香油和赊的一万多斤的菜籽，实际上老爷已经山穷水尽了。老爷和小婶只有哭着离开家乡，他们去上海寻找生路。送他们走的只有父亲一个人，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父亲为他们包了一辆三轮车，一直开到南平，父亲亲自送他们到去上海的火车上。我当时在学校，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就是回家，父母也对我只字不提。直到放暑假，母亲让我看一样东西：黑色的铁盒子，里面是黄澄澄的金属块。我很吃惊，母亲说是老爷临走前交还给父亲的。我细细的摩挲着这失而复得的宝贝，发现“贰俩”的已经碎成了好几块，还有两块被锯了好多口子，看到这里我十分心疼。母亲告诉我这东西是父亲打渔时捡的，一度也认为是宝贝，后来托一个本家带到海外，结果行家说不值钱，又给送回来了。我这才明白，我梦了十年的乌金砖原来只是铜制的砝码。看到砝码上的伤痕，我感到的只有辛酸和悲哀。
　　老爷和小婶在浦东的一个农贸市场没日没夜的卖鱼，两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而且还偶尔的回来过一两次，还了一些帐。这期间我拿到了江城师范大学的通知书，父亲想体面一下，在城里五爷家摆了两桌子，饭菜都是我家掏的钱。都是至亲，所以大家都一百两百的掏；最少的是我的姑爷，他掏了五十，这也难怪，姑姑死了很多年，他能来我已经很感激了；五爷一个子都没给，不过他发了话：小雨啊，你这个叔叔没有用，是个穷叔叔。老爷也没有来，父亲跟他打了好几个招呼，后来父亲叫我打电话给他，我阳奉阴违，没有照办。其实我二哥结婚时也通知了老爷，他也没有露面。我大二时老爷说我父亲手上正好他两百块钱，所以一百块钱给二哥，算是补的贺礼，另一百给我，是对我上大学的祝贺，也算是做叔叔的一份心意吧。其实钱早就被花掉了，但是老爷有此心，我这个做晚辈的还是比较感激的，毕竟我已经长大成人，比以前懂事多了。不料三年之后老爷又旧事重提，说我父亲欠他三百元钱。
　　父母年迈，我最大的希望是毕业后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可惜偏偏造化弄人，分配时回不了永睦，我看到分配表上的去向是乌家山，我还比较庆幸，那里离家比较近，而且外公家又在那边。不料头两天我根本拿不到调令，第三天我看教委里几个脑满肠肥的家伙咕唧了半天，结果他们说我被分配到屏山乡，说是调令已经被屏山的校长大人带走了。屏山乡是南平的边缘地带，那里等同于原始森林，我去的第二年，那地方还有两个村子不通电。我是天生痴呆型的动物，但是临出发前母亲咕隆了一句：儿子女儿都是配相的。不觉让人陡然心寒，特别我工作之后，每每遥望永睦，便生人世飘零之感。来年正月老爷回来，问我在永睦可好。我说我在屏山中学，不在永睦。老爷十分吃惊，他忿忿的说，妈的，他们居然当老子说话是放屁。其实七年前我就知道，老爷同学时代的把子是南平县的副书记，但那又如何？
　　苏北的大伯早死了，南平与苏北早就没了往来，父亲说有生之年要带我们兄弟姐妹回去看看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况且我们做儿女的早就没了这方面的兴致。五爷过得还是那么滋润，只是变老了些。老爷和小婶在上海的收入不错，只是很辛苦，他们又生养了一个儿子，起名强强，已经十三岁了。老爷决定过两年就回南平，毕竟年岁不允许他们继续在上海起早摸黑。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就是逢年过节也聚不齐。外公今年四月刚刚去逝，外婆还强健的活着，她跟外公同年，今年93岁。在为外公整理遗物时，我吃惊的发现，外公的工资汇单只有700多块，因为他的单位在昆明，云南的工资水平低。
　　我在屏山已经五年了，这五年的积累和阅历，胜过我以往全部的知识和阅历。当我准备结束此文的时候，我的耳畔响起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俗语“天下乌鸦一般黑”和“条条蛇咬人”，因为我只是一个世俗的种子，无法克服一个世俗的心态。
　　回忆家事，真是如烟如梦一般。历经世事凶险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哪儿人已经并不重要。尽管有千言万语，我真心想说出来的只有一句：希望后辈子孙日日快乐平安，不要重蹈前辈覆辙。
　　上雨 2006年11月4日初稿
　　2006年11月5日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