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红尘》胡焱东

2、作文

　　太阳照歪了身影，到吃中饭时，我听到了肚子在咕咕叫，身上直冒汗，想了想，早餐只吃了一点菜糊糊。昨夜挨了父亲一耳光，我就赌气跑到邻居家的草垛里过了一夜，我想让父母着急叫他们一遍好找。但是到底找了我没有？鬼知道。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一次父亲打我，邻居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不然，讲话结巴的父亲干吗生下我一点也不结巴呢。
　　早晨，我趁家里人没在的空档儿，进厨房喝了一碗菜糊糊。就那么咕噜了几口，一碗就完了，我怕家人发现，小偷儿一样跑了出来。
　　太阳升起一竹杆子高的时候，我看见背驼又羸弱的父亲扛着铺盖儿出了村，听人说，是去上水利工程。打从大人们砍伐光了村前山后的树木，烧炭炼铁以来，父亲很少在家待过。后来钢铁不炼了，集体食堂不开了，家里又常常没有米，没有盐没有油。几个月来，没有人吃上一顿正宗的白米饭，大男人们谁还愿意待在家里吃谷糠馍，喝菜糊糊？
　　回家吃饭。
　　灶台上冷冰冰的，灶膛里没半点火星。是怎么了？问谁啊，一间半低矮的土砖屋也藏不了母亲和弟弟。我在寻找，寻找的是能充饥的食物，这时候即便是母亲弟弟死了，又有什么要紧呢。
　　屋子空荡荡的，一张比父亲年龄大两倍的夯实的大木床，一张桌子，桌面烙上了无数个烧痕的四方桌，一个打了箍的只能装半缸水的大水缸，一个破碗柜，一切没什么好藏的了。
　　我的心空洞洞的，可我还是打开了破碗柜。啊哟，萝卜，一个萝卜。我睁开有人说我是“大蒜包儿”一样的眯缝眼，放出了喜滋滋的光。我迫不急待地伸出了一只脏乎乎的小手抓了萝卜就啃了起来……凭感觉有人回来了，不错，是母亲。
　　脚步声由远而近，声声踩在我的心上。萝卜吃完了，我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诚惶诚恐要躲开都没有退路了。母亲挑一担柴禾回来了，身子摇摇晃晃的，两腿儿打颤。母亲放下柴禾，我看见母亲菜黄色的脸上挤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儿，我从脸盆架上拉下黑乎乎的破毛巾递到母亲手上，而母亲却毫无表情地盯着我，似乎看透了我的五腑六脏，全是虚伪，讨好，怕挨打。
　　“哼，”母亲鼻尖儿往上跳动了一下，说。“昨夜跑了，回来干吗？”
　　“吃，饭，”我说。
　　“儿啊，你也虚十岁了，看看人家东头的金旺，比你只大一岁，刚才砍了一担柴禾回来，瞧人家多有出息，你可好，还跑。”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母亲说着说着就去开碗柜。我的心都提到嗓子尖儿了，我寄希望于母亲忘了有这么一个萝卜。
　　“萝卜，萝卜呢？”母亲的叫声，一下子高了8个芬贝。“泛青，泛青呢？”
　　我颤抖。“泛青，吃了？”我小声儿嗫嚅说。
　　“好啊，偷吃萝卜，”母亲说。时值弟弟泛青回来，母亲怒火中烧，她拎住泛青耳朵拽到一边，抓起一根竹鞭往他腿上乱抽，直疼得他闪右脚，母亲就抽他左脚，他闪左脚，她就抽打他右脚，惨不忍睹。
　　我感觉那一鞭鞭儿，仿佛都打在我的身上。“打死他，”我大叫。“我们都不是你儿子。”
　　母亲愣住了，竹鞭擎在空中，僵住了。
　　弟弟只穿一条裤衩，浑身泥人儿似的，哭得昏天黑地。我把弟弟拥在怀里，也放声大哭说：“萝卜是我吃的，你打死我好了，什么妈妈，叫儿子挨饿还打。”
　　母亲跨了。她坐在地上“嗯嗯”地抽泣着，一脸的泪水。
　　我一点也不同情她，我摸摸自己头上的疙瘩，那是大前天她用火钳给打上的。我怕母亲却更恨母亲。“我总会长大的，”我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扬长而去。
　　……
　　以上是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写在一个旧作业本上的一篇小短文。如今在写这篇序言时，我自己也没弄明白我当时为什么写了以上这小短文。

　　从小短文就看得出我本农民，只是早年参军于京师仪仗，后退役，从警，一晃悠，几十年往矣。写作,我本是个门外汉,若以文凭论水平,仅能写一篇日记或者说写一篇侦破报告,只所以硬撑着写作那都是因为少年时的作家梦。
　　很难准确地说少年时的哪一年想写一部书，那时认为能写一部书就是一个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我那个穷乡僻壤的十里山冲还没有学校，借一间民房，一个老师教10来个学生[无一是女孩子]，这便使我有幸读书了，那年我八岁，而且人好蠢。我好就好在比那些不愿读书宁愿放牛打死也不去学校的孩子强了那么一点点。记得上数学课后做作业，1十1二2，可我做不了这题，就变成了：1十1二11，第二天老师说我这题虽然是做错了，但对于这两个“1”不离不弃，还并排竖在一起，实属可贵。这老师是鼓励我还是嘲讽我，不得而知。但那会儿，我认定了老师是喜欢我是鼓励我，否则，我不会在后来的几年里在正规化的学校[小学四年级后要到15里地的镇上学校就读，住宿，仅星期六回家住一晚，星期天下午拿一竹筒咸菜和一小小袋米返校]，我的学习成绩还有我的“不离不弃”一并名列前茅。
　　儿时读书，在我的记忆里，父辈们大多数也只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识自己的名字能记账，过春节时能写门对联，还有啊，进城不会迷路；而我的父亲则希望我读书，长大后能做官，真不行，那怕能做一个兽医也是好的。那时村子里有一人在镇政府做事[当炊事员]拿工资，每次回来总会带上一两斤猪肉孝敬他的父母，这叫我父亲羡慕不已。那时村子里有几个能识字记账的均是解放后文化扫盲班的成绩；真读了书的人，文化高一点的有两人，一人叫家文，当过国民党时期的保长[那时称为伪保长]，他在沙洋农场没回来；一人叫国友，写一手好毛笔字。春节时，村子里家家户户写门对联，全是他给包了[当然，也不收一分钱]，他收获的是一片敬佩的目光。
　　尽管如此，我们那个村子里还谈不上有什么人与文学有缘，而我更不知道什么叫文学，因为没有一家能有藏书给人阅读。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文学时，得到的回答一定不是散文小说与诗歌等。房下的一个叔叔则说：文学是什么？是少女，后来变成媳妇，再后来熬成婆。
　　我最早读到的一本书是连环画，又叫图书，如今叫小人书，书名是《台湾五月夜》，内容讲的是一个姑娘在大街上被几个国民党士兵给□□了。我真正读到的一本文学书藉，则是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第二本还是他写的，叫《狱中纪实》；再后来当我进入中学时，又读了《烈火金刚》，《风雨桐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芦荡火种》……我三五天读一本，不下二百本，尤其是读《青春之歌》叫我激动不已，热血沸腾，直恨自己生错了年代，要不然的话，自己也会像卢小川一样参加革命，也找一个林道静做自己的女朋友。
　　这读书看小说算是爱上了，时间长了，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名著也知道了一点什么叫文学。然而，我想写一本书的思想萌芽却最早来源于读六年级上学期的一篇作文。作文的命题是《种南瓜》，班主任蔡安老师给我的《种南瓜》评分是85，并拿来在班上宣读。此事过了一个月后，他又将此篇《种南瓜》改为90分[最高分是100分]。到这时，我心里竟洋洋得意地认为我是个写文章的料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我把我的家境写了一首诗放在作文里给老师看，诗说：
　　祖辈世住大山冲，忘不了这会儿家里穷。打箍的水缸半缸水，饭桌一张烧了个洞。最耐用的是雕花床，可没四人搬不动。以上几件不是宝，件件都比爷爷老。若问它们从何来，上上个世纪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