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记忆》无雨之城

1、随笔

　　‘小客车’

　　达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哪怕是黑龙江省地图，也很少标出它的位置，它实在是太小了：铁路沿线，星星散散的分布着几十户人家。我知道它叫达里大队，但属于哪个村，我从来都不知道。几乎所有的火车都不停站，只有一列极短途的，为了铁路沿线的职工上下班交通方便的火车每天早晚对开的停靠四次，两次向南，两次向北。我们都叫这列火车为‘小客车’。外来人要想在达里下车，必定要先在一个稍微大些的车站下车，然后换乘‘小客车’才行，时间也要配合恰当，否则就得在外边停留一个白天或一个晚上，才能来到达里。

　　车站基本是个称呼而已，只在铁路旁修了个都站着能容纳10个人左右的砖房，没有任何车站工作人员。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来没有走进那座刷着黄漆，墙皮已经斑驳的小房子。上下车也没有月台，常常是大人掀着老人或者小孩的屁股把人掫上去，然后自己顺着铺满碎石子的路基，跟随已经缓缓启动的车轮，抓着车门的把手向上攀，在乘务员的呵斥声中和帮助下狼狈的站好，拍拍手上的灰尘，一边寻找自己的家人，一边不忘和乘务员对吼几句。

　　车上有售票员，大部分乘客是有工作证的铁路职工，要买票的只是串亲戚、办事的农民，还有我们这样的‘外来人’。不过也很少看见她走动，有人主动买票她才好像不情愿的打开票本。还有时看见她和认识的人热情的打招呼，票本却不曾打开。我每次见到售票员就想，她要是我家的亲戚多好，我们也不用买票了。

　　沿着火车道往回走大概3、400米，就是姥爷的家了。80年代初，在三三两两的，茅草打顶的土坯房形成的群落的外围，傲然屹立着一排高大齐整的红砖房，房顶也是漂亮的红瓦，那就是本地仅有的铁路职工的房子了。房子的最东面，是姥爷的家。我们家的亲戚都是铁路上的职工，爸爸在我五岁的时候跟随单位开拔，一家人到了山西。所以我大部分的记忆，都从下车开始，上车结束。铁路职工有火车免票，家属可以跟着享受四年一次的探亲票，无论人数，无路远近，只要是在中国，只要是户口本上的原籍，就开给你一张有作业本那么大，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名字的‘大尾巴票’。

　　每次从‘小客车’上下来，收到书信的舅舅姨们早已迎接了几天了，就会高兴得握手拍肩，抢背行李。顺着铁路走，路边低矮的茅草房，开得满满当当的红红黄黄的蔬菜的花，不知是黄瓜还是倭瓜，占据了房前老大一片地方。邻居之间都是用大人胳膊粗细的杂木栅栏分隔开来，挡得住人和家畜，却挡不住充满生机的植物，藤藤蔓蔓的纠缠在一起。路上遇到了熟人，必定远远近近的响起一片问候的声音：老马家大姑娘回来啦？妈妈四个兄弟，五姐妹，在女生当中排行老大。于是就回答一声：回来啦！带着众人艳羡的眼光继续往家走。铁路职工是吃公粮的，80年代初期的农村完全是物质匮乏，仅仅温饱而已。更何况我们是在外面大世界回来的，比本地职工更有一番见过世面的骄傲。我最后一次回达里是在1988年，几年间，茅草房已经绝大部分被一栋栋漂亮的水磨石砖房取代，而我儿时隐隐感到自豪的红砖房，却象浑身长了牛皮癣一样，丑陋了起来。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连如此偏僻的山村都能体现出来。

　　‘老黄瓜’

　　姥爷家的房子，房前一个大大的院子，隔着大门前的土路过去，是一片菜地，房后也是一片菜地，反倒衬得房子非常的小。走进屋里，在东北农村人家普遍具备的一口大锅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只有一个小土炕，若干年前，我就出生在这盘炕上。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妈妈抱着我在这个小炕上渡过了我的人生头三年。

　　在灶屋里，正对大锅的另一侧，是一口水井。因为天气冷，东北人家的井都是开在灶屋里的。那口井很精致，井口大概只有30厘米见方，井壁突出地面的部分用厚厚的木板箍成正方形，一个圆圆的小木桶，桶底开着一个孔，内侧钉着一块可以开合的胶皮。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摇着辘轳，打上一桶桶的水来，装满水缸，弄得地上湿漉漉的。姥姥就会假装要打的样子，脸上却带着慈爱的笑容，毕竟我这个大外孙是她亲手接生的啊！那井水应该是甜甜的，可惜我已经没有了记忆。

　　从姥姥家的后窗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座连绵的山脉，是小兴安岭山系。正对着的叫做南山，半山腰有一块凸出的大石，非常象一个卧着的狮子，我就一直叫它狮子山而不是象大人那样叫它南山。

　　后窗不大，趴在窗台上可以看到后面的菜园。透过繁茂的枝叶，别人家黑色的屋檐和狭窄的土路若隐若现。黑色的屋檐是茅草经过日晒雨淋，腐败了的缘故。菜园里一陇陇满满当当的种着各种蔬菜，我能认得的只有碧绿的黄瓜、半红的西红柿、露出半截的胡萝卜、红彤彤的水萝卜，还有毛葱、豆角。菜园一般不让小孩进去，篱笆门是加了木条挡着的，怕我们糟蹋东西。如果想吃什么，可以向大人说，由大人去摘。有一次趁着家里没有大人在，我就从矮矮的后窗跳进了菜园，直奔诱人的黄瓜。吃了一、两根嫩黄瓜之后，看见有系着红布条的、粗粗的老黄瓜，不知轻重的我摘下一根来，吃了几口，那味道又酸又涩，于是顺手扔在一边。晚上吃饭前姥爷去菜园看菜，回来大发雷霆，不由分说就是一顿痛骂，并罚我晚上不许吃饭。姥姥把饭给我端到小炕上吃的时候说，那老黄瓜是要留着作种的，还差几天就可以了，平白让我毁了。

　　菜园靠后窗还栽着两棵李子树，李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我就趴在窗台上望，一颗颗紫黑色的果实在枝头摇晃，可惜我够不着，总要哀求半天，才能被同意吃上一个，那酸涩中带着香甜的味道，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

　　‘大泥鳅’

　　从姥爷的家走出去，穿过整个村子，就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在河的下游，有一座木板桥，供来往的行人和家畜通过。过了桥就是山脚下的公路，是土路，能让汽车通过。但是汽车绝对过不了木板桥，汽车要想进入达里，必须开到很远的地方兜路进来。

　　我们很少走桥的，穿过村子之后就直接来到河边。那条河现在回想起来并不宽，大概有3、40米的样子。也不深，大人都是挽起裤腿趟过去。可爱的是河水的清澈，铺满鹅卵石的河底反射的淡褐色的光辉，随着清波荡漾的水草就在眼前舞动。岸边长满了低矮的野柳树，自然形成呵护河水的屏障，也有了很多下水游泳的小子、丫头们除去外衣的绝佳‘更衣室’。

　　离开达里几十公里，有个地方叫界山，据说就是为了这条河流而命名。小兴安岭高山上的原始森林里，一条小溪形成了源头，到达界山之后已经成为湍急的河，并一分为二，一条奔向南方，汇入松花江，另外一条向东，也是汇入松花江，可谓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了。

　　在夏天的中午，只比我大两岁的老舅经常拉着我去河边玩。当年我7、8岁的时候，他也不过才10岁，毕竟还是个孩子。河边通常有住得近的人在洗衣服，也不认识是谁家的姨，只有老舅和她们打着招呼，我则一下子扑进沁凉的水里，只管痛快的湿了全身的扑通。河边有几块大石头，是老天爷恩赐给洗衣人的专用摆设。我们在下游戏水，她们在上游嘻嘻哈哈的边干活边说话，偶尔有漂下来的衣服，也是我们捞起来给送回去。

　　有一次，我们玩累了在水里的石头上休息，对岸忽然来了一帮人，先在上游拉起一个横过这边的渔网，然后就从挎包里往外掏酒瓶子。虽然离我们很远，老舅还是说让我小心点，他们是炸鱼的。平常的水面是没有大鱼的，只有一窜一窜逆流而上的‘小蹦子’，也就是1厘米左右长。对岸的上游有一个碧油油的深潭，根本看不到底，我从来不敢靠近那里，只在河边望过。他们先把酒瓶子绑在一个个大石头上，然后就点火、投弹，一声声的闷响后，空气里也逐渐有了火药的气味。

　　老舅忽然跳进水里，用手捞起了什么用衣服包了，拉着我上岸就跑，跑出几百米后才停了下来，河水的哗哗声已经听不到。我气喘吁吁的问他跑什么啊，他得意的打开衣服，一条尺来长的大泥鳅鱼被静静的抓在他手上。泥鳅最难抓了，浑身都是粘粘的液体，尤其是它用力挣扎的时候，很容易从手里滑出去。这条泥鳅没有一点伤口，却好像昏迷了一样一动都不动，老舅说是被水里的炸药给震晕了，漏过了渔网的拦截，才被我们捡了个便宜，要是被炸鱼的人看见了，是会要回去的。

　　晚上，一大盆泥鳅炖豆腐端上了桌，我挑了一小块，却不怎么好吃，想象了一下午的味道一下子溜走了。

　　‘映山红’

　　如果大人们闲来无事，加上心情高兴，就会带我们去爬山。达里的南面和北面都有山，狮子山是南山，对面的自然就是北山了。北山是土山，地势非常平缓，压根就是个山坡而已。村里的地都在北山坡上，姥爷家也有一大片。东北地广人稀，谁去开出一片荒来，地就是谁的，没有限制。

　　我们爬山都是指南山。走过那条木板桥，穿过土公路，有一条羊肠小道直通半山腰的狮子石。山虽然很高，但去狮子石的路却不是很陡，我们小孩子就像放风一样一路嗷嗷的叫着，不知疲倦的跑上跑下。

　　在半山腰看达里，一片水汽湮蕴之中，几缕淡青的炊烟仿佛凝结在空气之中，久久不散。江南水乡才有的那种水墨风情被拓到了东北：整个村落在阳光的照射下象一块半透明的青玉，里面点缀着黑的屋顶，一点一点；绿的树丛，一片一片；黄的菜花，一块一块。

　　山上资源丰富，有数不尽的好吃的：臭李子，山钉子，黄蘑菇、黑木耳、野葡萄、松塔、榛子……。还有一大丛、一大丛的映山红，在低处的坡、高处的峭壁上竞相开放。到了满山花开的时候，真的是映红了半个山梁。长大之后看一些文学作品，常常想象着杜鹃啼血的美丽，只可惜不知道杜鹃花是个什么样子。之后有人告诉我，杜鹃的别名就是映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