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南》雨天yutian

7、第 7 章

　　第二部分
　　（七）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我找不到平静的空间。
　　□□正在延安休整，国民政府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双方都不断在痛骂对方无耻匪类。街上开始有学生游行，北平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在新一轮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决定去陕北找肖南。无论是妈妈的哀求，还是爸爸的怒气，都不能让我打消念头。十八岁的我，冷酷而执著。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认识了两个革命青年，我们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才到陕北。他们在延安皆有旧识，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盘查，就有人给我分配了任务。因为音乐特长，我被编进了野战军文工团。这正合我意，文工团不参加战斗，不配备武器，不属于固定编制，轮流为各个驻防部队演出。
　　或许在演出中，肖南会看到我。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报到的那天，文工团黄团长不以为意地打量我的萨克斯管，我于是吹奏了一曲《兰花花》，一支在黄土高原上人尽皆知的信天游。萨克斯收敛的忧伤音色折服了大家，不知不觉，自小长在陕北河滩上的团员杏子跟着哼唱起来。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独有高梁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呀，唯有那个蓝花花好。
　　正月里那个说媒，二月里订，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
　　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撇下我的情哥哥啊，抬进了周家。
　　…………”

　　杏子的声音婉转高亢，萨克斯管的声音衬着她，让她的歌声如同被清风稳稳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黄土高坡上回响。旁边经过的汉子站住脚，呆呆地张大了嘴巴；扎着头巾的婆姨们互相推搡着，眼睛里却有了亮亮的泪花。一曲结束，团长搓着手走过来拍我肩膀，接下来，这个曲子被定为团里的固定曲目。
　　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有了短暂的停顿，文工团的工作却空前的忙碌。我们在各个驻地间奔走，用各种自编的短剧和小歌舞鼓舞士气。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周文远（肖南的化名），只好被动地等着。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所获。
　　不久，我们来到了一二七师三团的驻地叶集镇。叶集是个小镇，离枣园五里之遥，刚刚闹过土地革命，所以街上走来走去的农民大多看着喜气洋洋，但偶然也有个别满脸晦暗惊慌不安的老头，同志指给我看，说那就是被镇压的地主。我同情地看着，突然想起来肖南的爷爷，一个在沈阳郊外的大地主。爸爸曾经告诉我，在得知肖冠东死讯的时候，那个老人是怎样地痛不欲生。
　　在叶集演出的地点是镇上的小学校。半下午，战士们兴致勃勃席地坐了黑压压一片。当我和杏子表演完的时候，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接下来是短剧《举起你的鞭子》，我和杏子鞠躬下台。
　　走到后台，杏子喜气洋洋地递给我一杯水，我笑着接过来，用双手握着放在胸口，早春时分，天气还很冷，滚烫的搪瓷缸子让人从心底里暖和起来，我边走边喝，突然间，两个荷枪的战士迎面而来，表情严肃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就是李同吗？”
　　“是的，”我心中暗自打鼓，是肖南的人吗？
　　“跟我们来一趟。”他们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向后拧去，搪瓷缸子掉在地上，水撒了一地。我惊讶地忘记了挣扎。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怀疑你是奸细。”他们已经利落地把我双手反绑了起来。毛绳嵌进我的手腕，辣辣得疼。
　　他们架着我，不顾周围惊讶的眼睛，把我推进了小学校后院一间破败的空屋。
　　我错愕地望着坐在桌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团政委，另一个长着国字脸，我似曾相识。
　　屋子中间木凳，我被推过去按下，木凳吱吱扭扭地响。
　　团政委用指节敲着桌子，眼神盯着我，很久没有说话，气氛压抑得折磨人。
　　“你就是李同？”
　　“是的。”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参加革命多久了？”
　　“一个半月。”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
　　“我——从小就向往革命。”
　　“是吗？” 团政委脸上没有表情。
　　“你认得这位同志吗？黄中非同志，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我仔细看看国字脸，摇摇头。
　　“那，你熟悉长乐门吗？”
　　我心中猛跳一下，荒唐的日子总会留下痕迹。在记忆中搜索，国字脸似乎曾经出现在舞池里。
　　“是的，我曾经在那里当乐手。”
　　“那你认识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政吗？”
　　我心底一阵凉意。
　　“我跟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
　　“是吗？”国字脸开口，声音铿锵如金属撞击，刺我的耳，“可是，就在三个月前，我亲眼看到在霞飞路上，贵少爷和李政坐着同一辆汽车，是去火车站？”
　　“——，我们是后来决裂的。”我空荡荡地说。
　　“你是说，你是个进步青年？”
　　“是的。”
　　“那你告诉我，你曾经参加过什么进步活动？”
　　“我，” 我犹疑了片刻，确定不会连累到肖南，“我认识北京大学的张文华。当过《赤月》杂志的联络员。”
　　政委和国字脸低声商量。
　　“你是说北大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张文华？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932年的夏天。” 我的心中燃起来一点希望，急切地说：“他在吗？他会认得我的，他可以给我作证明。”
　　政委的眼神有些阴冷：“张文华同志早已经牺牲了，就在1932年的夏天。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志你怎么会不知道？”
　　门在我面前一扇一扇地关了起来，我机械地回答：“那个时候，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是吗？可是你难道都没有打听一下同志的下落？”
　　我不说话了。
　　“ 在长乐门那一年里，我可从没想过你会是一个进步青年。” 国字脸轻轻笑着说，表情有点暧昧，“酗酒和各种人厮混也算你革命的一部分吧。 ”
　　“——”
　　“你到底为什么要到陕北来？”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叫我。”
　　桌椅一阵哗啦啦响，政委和国字脸离开了，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门口有荷枪的战士晃来晃去。我垂头丧气地坐在角落里，脑子里乱成一团。最后，打定主意，不到最后关头不说出周文远的名字，他们总不能因为我是李政的儿子就把我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