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司夜

8、鼂错论

　　要谈论鼂错，不能不先说说“七王之乱”。汉高祖刘邦建立封建郡县并存制，封建为王侯两等爵，又封其子弟为群王。诸王国政府组织庞大，据地颇广。汉文帝时贾谊忧诸侯势大，将难控制，乃建议加以分化，于是“三分淮南七分齐”。到文帝末年全国共有十七王国，皆刘氏子弟，其中以吴国最大，拥有五十余城，楚王次之，拥有四十余城。到汉景帝时，诸王骄纵，颇多不法之事。御史大夫鼂错力主惩戒，并削夺诸王藩地，为景帝所采纳。及削藩令下，激起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之愤怒，乃联合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灾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卬，以讨伐鼂错为辞，一起叛变。半壁天下变色，举国上下震惊。景帝惶恐，竟诛鼂错以谢七国，七国仍不罢兵。景帝不得已，乃遣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与将军栾布等，大发兵往讨伐七国。周亚夫善于用兵，从出征起仅三月而乱平。时在汉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史称“吴楚七国之乱”。乱平之后，惩于封建之病，虽骨肉不能无间，朝廷乃大加削弱藩国之组织与势力，令诸侯王享国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政事由朝廷所遣之相国处理。降至汉武帝以后，王国等于一郡，侯国等于一县，而所谓“封建”乃名存而实亡。其前后演变，“吴楚七国之乱”是最大的关键。（《中华百科全书》史部，七国之乱）

　　七王之乱后，鼂错此人可由两个方面来评价：第一，他本身的成败；第二，他对汉朝造成的影响与成败。

　　苏轼显然对鼂错的行为极不赞同的。他认为做大事的人就应当要有坚忍不拔的心志，鼂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诸侯，立意原是好的，只可惜他本身没有做大事的格局，不够担当大任，想要立名却不能涉险，以致于七王乱起，皇帝亲征失败，提议削弱诸王的鼂错背上黑锅，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见诛。照苏轼的观点，鼂错应该要奋不顾身的担下领军的任务，迎战吴楚诸侯的愤怒，而不是将皇帝推上战场，自己坐镇安全的大后方，人主之尊和人臣之卑，成为苏轼责怪鼂错的理由。但是个人却不这么认为。

　　一个有见地的人，提倡某种政策之前，就应该先考虑好所有的周边问题与配套措施。自古以来，变法的立意大抵都是好的，但往往失败却比成功的多，除了新法的合宜性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当时的环境因素。封建传统源远流长，想在一朝一夕之间铲除这个根节，谈何容易？那些权大势大的诸侯王们，怎愿意将记得利益拱手让出？笔者认为鼂错的过失在于政策错误，而非亲征或守安的问题。鼂错操之过急，急于让他的政策马上实现，错在他不了解改革应该循序渐进，以软性手段将诸侯兵权逐渐分化的道理，忽略了炖大块肉需得文火慢熬的工夫。这是他的失策，因他的失策而引起诸侯作乱，使帝王面临险境，这又是他为人臣子不合格的地方，也是他自取灭亡的原因。

　　但是反过来说，鼂错削弱诸王的主张虽然引起七国之乱，诛杀鼂错之后，诸王侯得寸进尺，仍不收兵，证明七国确属叛逆。鼂错一死，七国军队立即失去“清君侧”的理由，气势顿消，以致后来周亚夫不仅擅于用兵，声讨叛军更是义正词严，于是一战成功，七国诸侯在此役之后被缴回军权，朝廷终于完成削弱藩国的目的。虽然鼂错身死，但他的政策却拐个弯，以另一种方式达成，进而奠定汉朝中央权力的稳固。诸侯的权力早晚要削弱的，鼂错显然太过躁进的主张却给了踟蹰不决的政策一针催生剂，也可算是求仁得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