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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欲与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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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天理,去人欲。”一个宋明理学家一直绕着转个不休的课题。
学者们不断地讨论:什么是天理?人的本心是什么?欲望如何乱性?怎样才能彻除欲望?如何致良知,清心净性?
但是,“人欲”真的去得了、防的住吗?“天理”和“人欲”为何一定是格格不入的?人,是怎么来看待“人欲”的?
“天理”是人自己寻定、尊从的;而“人欲”也是人自己认定、想要抛离的,追根究底,是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画地自限。“人欲”不是罪,是人类在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情况下,把身心的各种需求执妄化了,再反过来说欲望的不是,然后,“欲望”在约定俗成之下,成为一个贬多于褒的词。
为什么“人欲”不能顺“天理”?一直执着着“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儒,很少去考虑这个问题。我倒是认为他们的思考逻辑出了问题:他们号称新儒学,以孔孟学说为依皈,但孟老夫子那“人性本善”、依循天性毋放本心的基本教义,他们丢到哪去了呢?因此对比于迂腐的明儒,我其实喜欢魏晋时期的士人多一些,虽然那是个荒谬而纷乱的时代,但许多魏晋任诞名士所表现出来任情率真的生命风情,却不由得令人惊艳。
任诞士风为魏晋时代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现象,自汉末迄东晋,长达二百年之久,对当代学术、文化激起强烈的回响,任诞名士更成为知识份子仰慕、效法的对象。任,即是内心任真率性,不拘泥于有形的礼教束缚;诞,则是外在放诞荒谬的实际行为表现,荒谬是对应于反对当代名教而言,以人性的指标来看未必不妥。
个人颇欣赏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讲“发乎情,止乎礼义”,道德礼义本就是节制情感的辅助仪,理应顺从人性。倘若意念发自内心,不失其情,那也就不需要名教规矩来束缚人的手脚了。当然礼教有其教化人心的好处,但过分强调外在的条文礼法,却反扼杀了礼教背后所有宣导的真情。
越名教并不是反名教,只是希望不被外在的形式所束缚,希望能收得鱼忘筌之效,嵇康才是真正懂得道理的人。大道废而后有仁义,反观一直强调要存天理、去人欲的明儒,是不是压根儿不信任自己的人性本质呢?
虽然后来裴頠等玄学家批评这些蔑视礼法、行为放荡的魏晋名士,认为他们不但使风教败坏,更对士行有亏。然而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与任诞行止,大抵是因为对当时“假名教”的虚伪作风强烈不满所导致,他们突破名教伦理的束缚,用夸张的行为来驳斥虚矫造作、沽名钓誉的伪善世道,这样任真自然的呼声,才能反映出现实世界的弊端所在。
纵然魏晋末期许多任诞狂士的行为亦有颇多令人非议之处,但对一整个时代士风而言,有勇气打破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观,不再以道德事功作为衡量人品高下的唯一标准,不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是道德节操的附庸,这才是真正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光想着就多么快意!藉由卓荦不羁的的生命姿态与精神内涵,把一个人真诚自然的内心活了出来,着实令人羡慕啊。
名教既是顺应人情而设立,那么,顺性而为即可,何必去人欲?人欲与天理,从来就没有冲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