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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万导演 ...

  •   1949年,上海国泰的导演张彻和张英,从大陆至台湾拍摄《阿里山风云》,他们原以为只是出外景的么,还挺高兴地游山玩水,没准儿还应了亲朋好友带点儿土特产品回家的美好愿望。没想到半截儿风云突变,活生生地一道海峡就是跨不回去。困在那边儿,掐指一算便近了四十年——1949真是个邪乎的年代啊,忌远游,否则想回来真就只能游回来了。

      1957年,张彻由台湾流蹿至港,把文艺片儿《野火》拍得两袖清风一身绯闻,颓丧之余便用笔名“何观”在报上写影评,没想到反而引起电影公司瞩目。电懋的宋淇来找他写剧本儿,这人兴高采烈地当场应下。结果就在第二天,邵氏的邹文怀也来找他,张彻又心动,无奈已经许了前边儿那位,只好应道:只在电懋签一年,一年后返邵氏。他的措辞是“返”邵氏哎,还真没拿自己当外人——顿时想起来《大刺客》里边儿,王羽跟田丰表忠心,“我虽然没有答应过你什么,可我心里早就许了你了”之类的,感人肺腑。

      后来张彻真入了电懋,眼看着邵氏换了彩色阔银幕,而自己的公司还停留在黑白标准银幕,思前情想往事,他的肠子就这么悔青了。老板钟启文没事儿就诅咒邵氏崩溃,比如“邵氏投资太重,一定会崩溃”之类的,他可能也觉得不太科学。最重要的是,在剧作上难有作为,这个太影响前途了,因为同期为电懋写剧本的人中,还有个叫张爱玲的呀……一年后电懋约满,张彻“返”了邵氏。

      在邵氏,这人也仍是写剧本、卖文为生。彼时全邵氏最炙手可热的导演是李翰祥,当然,那会儿全邵氏也就十来个导演。这俩人地位悬殊,平时也没时间聊聊,但李翰祥曾撰文说他推荐过张彻。后来张彻为李翰祥写了个剧本《一毫钱》,呕心沥血,由邹文怀推荐。不知道李翰祥那天心情不佳、有急事儿还是怎么,看罢剧本儿,往邹文怀桌儿上一摔,嚷嚷了句:“这叫做什么剧本?”,扭头匆匆走了。

      由此看来,李翰祥对待张彻这个新人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鼓励他、打击他、打击他、打击他……但是他那天走得太急,全然忘记了,张彻还在晚报写影评这件事。从此张彻更加笔耕不辍,每天都对李翰祥口诛笔伐、无情抨击,几乎变成一个诗人,产生了不少好句子传颂至今,比如“李翰祥是一代霸才,然而亏在太有算计,好比一个锦衣银甲的霸王,腰间却露出半截算盘”之类的。这件事也开启了李翰祥的文学生涯,美工出身的他,也开始往那家晚报投稿了……总之,这两人骂来骂去,最后,是邹文怀挺身而出,熄灭战火。嗯,也太难看了,这两位邵氏同事。

      许多年后,李翰祥仍孜孜不倦地写着,其短章在《东方日报》上连载三年,最终出版《三十年细说从头》。这人不仅长了一张黑脸,还长了一张黑嘴,什么破人烂事都敢诉诸笔端,整本儿书简直可以改名叫做《三十年睚眦必报》了。唯独对张彻,一些事件被选择性地隐匿了,李翰祥甚至一脸慈爱地写道:“我推荐当时仍以何观为笔名的张彻,进入邵氏审阅剧本之后,就研究和筹备拍摄起新式武侠片。”——张彻原来还真是被他推荐的么,这人是间歇性失忆了还是怎么着?

      至于张彻稍后开创的新武侠,在李翰祥的眼中,则几乎是场闹剧了:“开始,招考了一群年轻好动、孔武有力的孩子,在邵氏的后山上拍起武侠试验片来。据说,完全放弃了龙虎武师的套招方式,缠头裹脑的花拳绣腿,全部不要,一上来就是三本铁公鸡,真刀真枪,拳拳见肉。所以每天都把小哥儿几个打得鼻青脸肿,每天都打伤七八个,后来一看拍出来的拷贝,个个都傻了眼了:全部镜头,都是一字长蛇阵,雁别翅排开得乱打一锅粥,不是中景,就是大远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还怎么行。所以闹哄了一阵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李翰祥的确是间歇性失忆,武侠试验片没有不了了,他笔下那几位“鼻青脸肿的小哥儿”,也成为了最初的张彻班底。而张家班由一个王羽、半个罗烈为始,以大陆董志华、杜玉明等人为止。弟子六代,中途有聚有散,互敬互爱,又有娶妻生子,渐渐开枝散叶,发展成浩浩荡荡的一群了。

      1960年,王羽由上海至港,先落脚在珠海学院念了两年书。在上海,王羽是个不算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到了香港读书之余重操旧业,轻轻松松拿下三项冠军,并且一连拿下两届。一度误传,说王羽是游水至港,估计起因就在此处,压根儿哪儿都不挨着。张家班里,后期弟子孟飞倒是游水过来的。每次想起,就忍不住一阵悲从中来:无论如何,“游水至港”这四个字听上去,就比“翻柏林墙”难度大多了。

      王羽两届冠军,原本惦记着三连冠,前途一片大好,但赛前他被游泳队开除了——因为打架。在上海时,他已经是个爱打架的小孩儿了,当年跟郑佩佩做邻居,俩人住在同一条街,只隔着几间屋。但郑佩佩简直没法儿跟这个人说话,因为她乖。王羽那样一小孩儿,绝对是会得到左邻右舍父母特别关注的,而关注的方式往往就是隔离。好在,张彻一生都爱叛逆的孩子,他的张家班,几乎是不良少年收容所,王羽是第一个。郑佩佩后来说:“那时候他一直在打架,张彻非常非常喜欢他,张彻就是喜欢这一类的。”径直道明了张彻的趣味。

      1963年,王羽考入邵氏,并没有像一般演员那样参加过南国训练班,就出任了1964年《虎侠歼仇》的男主角,这也是张彻在邵氏导演的第一部武侠电影。王羽自然是当之不让的大侠,张彻在这样一个人物身边儿,又安排了亦正亦邪的一个罗烈。罗烈没有优待,他是南国训练班的产物,并非张家班的御用,况且是出了名的滥拍,他有一句名言:“导演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而这个人戏是好的,有时亦正亦邪,有时亦正亦谐。

      1967年,《独臂刀》横空出世,张导演从此成了张百万。尽管在他手下干活,负伤率还是那么高。从前“鼻青脸肿的小哥儿”,这次因为要把右手绑扎起来,常常失去平衡跌到满身淤紫。工作的苦,王羽是不埋怨不退缩的,但仍称不上十足敬业,他有另外的毛病。统计下来,彼时张家班人丁兴旺,已经有一个王羽,半个罗烈。那半个,倒有随叫随到的把握,滥拍嘛;可那位正儿八经的御用,真说不准。张彻爱叛逆的小孩,不过,孩子叛逆起来,也要有降伏的手段才好。王羽还是打架,做了明星,也不收收心,但也有所长进,做了明星,可以和明星打架;和平常人么,倒也不是不打的。

      其外,便是无以复加的情绪化,真是个天生的明星啊。无以复加到何种地步?1968年,拍《金燕子》时一干人马在日本出外景,王羽心中挂着林翠,却怎么也打不通国际电话,闷闷不乐,于是宣布:不拍了,即刻回香港去。张彻知道了,照例是个“宠”字,跺跺脚,望望天,猛抽他的雪茄。换了另一个人,怎么敢?当年跟这戏的副导演是午马,负责把服装和道具从香港押运日本。因为少了几件,被张彻破口大骂。每每看姜大卫、狄龙回忆恩师的访问,这两位爷不住强调,张导演对他们很好,从来不用粗口骂人——可不是么?满心火气早都冲着不得宠的倒霉鬼发过了。对他们,自然心平气和,想不慈祥都难。

      王羽罢演这事儿,最后在蔡澜的笔下,竟然很诗意地解决了,那天《金燕子》全剧组在田野里等太阳:“天上飞来一群红蜻蜓,有一只停在我面前的白花上。我静悄悄地伸出手指在它的眼睛前面画圈圈。蜻蜓有复眼,圆圈越画越小,它变会头昏,等它心迷,更能一把抓住。王羽看得神奇,也找了只蜻蜓画圆圈。一抓,让它飞走,再找来画。大家看着这两个疯子画圆圈。郑佩佩、午马、杨志卿,甚至张彻也拿着雪茄画圆圈,把所有的事都忘却了。太阳出来,我们继续拍戏。”梦一样啊,一群童心未泯,两个大小不良。

      终于,把这个徒弟宠到叛出师门,何况原本就是那样情绪化的人。一纸合同纠纷,一句人各有志,从邵氏到嘉禾。1971年,原本写给王羽的《鹰王》,主演只好临时换成了狄龙。但翻翻电影目录,早在1969年,张彻便开始着力打造新一代双生,姜大卫与狄龙,已经各有一部主演作品问世。张家班改朝换代,归根到底,师父最早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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