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侠》枯竹

1、第 1 章 在中

　　在中国的文化方面，有着所谓的雅俗之分。而说到雅俗，好像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评价。雅，所谓“阳春白雪”者也，似乎就是高人一等；俗，所谓“下里巴人”者也，好像就是低人一等。而若以此观天下众生，只怕满目皆是“俗人”了。
　　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形式，但它不是为了形式而存在，其目的是在人享受一种美的过程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熏陶人们的灵魂，净化人们的心灵。而若是以次为目的，又有何谓的“雅俗”呢？
　　从古至今，无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恐怕武侠文化都不会是一个主流文化。无可争议，武侠文化应该是“俗之又俗”的了。
　　所谓武侠文化，简单的地说，包含武侠、武侠文学及武侠伦理三个部分。武侠通过行侠仗义阐发并实践着武侠伦理，武侠文学则口述笔传武侠事迹，同时表现和总结武侠伦理，并使武侠伦理得以广泛传播，代代相沿。
　　武侠是武侠小说得以出现的生活背景，是武侠文化的渊薮，它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存在初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冯有兰先生认为，侠是从中国古代的士当中分化出来的。追其源流，有先秦时代“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有汉魏六朝时代“重信轻命，任侠横行”的豪侠，有隋唐时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隐侠，有两宋以后“嫉恶如仇，为国为民”的义侠。
　　武侠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属于平民阶层的，武侠伦理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士一种“情义”伦理。武侠伦理通过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来加以表现，不同的社会时期，其反映的主流思想不尽相同，而它的主要内涵早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被视为传统美德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伦理价值观。
　　从中国第一篇武侠小说《燕丹子》中可以看出，早期的武侠伦理主要集中于“义”上，由“士为知己者死”可见一斑。而墨家学派也提出“万事莫贵于义”的崇义精神。这一方面是对古人尚群体友爱，重人情尚友谊的伦理观察的直接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平民阶层人格平等的价值取向。
　　然而至宋以后，作为新儒家伦理对平民文化进行强烈渗透的结果，武侠伦理中逐渐出现某些儒家重要的伦理观念，而最终产生了一种儒化的武侠伦理：“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武侠形象也成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一种象征。所以才会在一个个非常黑暗的政治统治下，有那么多的平民阶层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侠客身上，这样的故事我们听了很多很多。
　　而现如今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正是在描绘一系列兼具“儒”、“侠”两方面理想人格的完美武侠形象。小说中所阐述的武侠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能产生伦理道德上的认同。
　　武侠小说是武侠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历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记得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
　　武侠文学发展到今天的新派武侠小说，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秦时的游侠，很多人应该都对“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很熟悉吧，《燕丹子》就是以这一史实为背景，塑造了荆轲这样一个慷慨激昂、智勇兼备，为报知恩之遇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形象，其中“易水送别”和“图穷匕现”两段描写的非常精彩，表现技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魏晋六朝时期，老庄思想盛行，在多种宗教迷信的传播和浓厚的出世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怪、隐人异士的故事，《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应该是代表作了；唐朝国势昌盛，气魄宏大，于各种文化广采博收，兼容并蓄，从而形成了气象万千、恢弘雄放的盛唐文化，诗歌创作光辉灿烂，当然小说创作也是异彩缤纷，其中优秀的篇章有《虬髯客传》、《昆仑传》、《红线》、《聂隐娘》，它们是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四大文言武侠小说的出现，是我国文言武侠小说进入鼎盛期的标志；宋朝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城市开始繁荣，在当时的大城市中，开始出现“评书”这种表演形式，而他们的底本就是话本，这对我们现在的白话武侠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到了元代，武侠小说无论是白话的还是文言的，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佳作；直到明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我国的武侠小说继晚唐武侠小说勃兴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在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里，有很多优秀的武侠小说，而以《水浒传》对近代武侠小说影响最大；到了清朝，侠义小说创作昌盛，其代表作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其中《三侠五义》的问世，标志着近代武侠小说的正式诞生。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武侠小说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又以新的面貌，在香港、台湾两地再度复兴。随着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相继问世，在港台掀起一股势头迅猛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热潮，至今经历半个多世纪，仍不衰竭。
　　“新派武侠小说”兴起的原因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吧。首先，它是中国武侠小说传统的继承和演变，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早已为千百年来的中国读者所熟识，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的潜力；其次，新派的武侠小说家们将新文学、新文艺的写作手法和技巧融入到武侠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中，不仅歌颂代代相传的侠义传统、民族主义、爱国精神，而且还将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思考与现代社会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一些人生哲理，这就使得读者在消遣之余，还能咀嚼一些现代的人生感觉；再次就是在高度商业化的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所具有的通俗性、趣味性是它兴起的重要原因。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里，市场需求决定着文学样式的兴衰（这当然是从商业的角度去说的），哪类文学作品的读者覆盖面大，商业价值就高，当然也就成为出版商的抢手货。
　　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名声最著，成就最高者，首推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大家了。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有浓郁的名士之风，擅诗词，古典文学修养深厚，题材阔大。写人写景，细腻生动，刀光剑影中又透出浓厚的诗情画意。金庸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盟主，艺术成就之佳，迄今无比肩者，小说博大精深，融汇古今，艺贯中西，融历史、寓言、传奇、言情、文化于一体，已达武侠小说艺术之境界。古龙则是一怪才，他将西洋文学的笔法用运到武侠小说中，又善用悬念，构思惊奇，情节引人入胜，往往令读者一捧上手就无法丢开，他在武侠小说上求新求变求突破，在梁羽生和金庸之外，独创一家武坛风格，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形式。比较三者，我更加的喜欢古龙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更多的反映社会真实的一面，对人性的描写更加的突出。
　　如果说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之中，五十年代是梁羽生的时代，六十年代是金庸的时代，七十年代是古龙的时代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则是梁羽生、金庸封刀，古龙去世而成为萧逸、温瑞安的时代，不过我感觉像金庸、古龙的那样的佳作在他们身上难现，因为他们无论怎么写好像总是给人感觉他们还没有突破金庸和古龙的写法，而现在的黄易应该是个值得期待的任务，他在金古之外在寻求突破，他的小说更多的融入了佛家的思想。
　　随着港台的创作热潮，当然大陆也卷起了武侠小说的狂潮。严肃文学知名作家刘绍棠的《草莽英豪》，冯骥才的《神鞭》，还有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应该是其中佼佼者。然而大陆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的成就，无论是总体实力还是个别作品，都还未达到港台武侠小说的一流水平。这固然与大陆作家起步较晚有关，但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与大陆小说家们自身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也许随着将来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也会出现金庸那样的大手笔，古龙那样的旷世奇才，写出像他们写的那样的经典之作来。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现代商业社会，使得我们的文化传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很多人在失落、焦虑中产生了一种对古老的伦理社会－－重情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世界――执着的向往和渴望，而武侠小说恰恰满足了这一心理，为很多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武侠小说成为现代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使得武侠文化成为人们的一套精神大餐，使其在一个武侠作为现实存在已经完全消亡的工业社会里，依旧保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