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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到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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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第一 章
黄普兰无力地躺在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墙角处有一只很大的蜘蛛正在织网,细细的蛛丝已经缠织成一个漏斗型的口袋,套着沾染上的灰尘,仿佛一块破旗摇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她觉得一阵恶心,想吐。这些天来,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翻江倒海地将胃倒了个底朝天,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倒掉的了。她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说,也没有东西可吃。她就这么无力地躺着,虚弱得甚至流不出泪来。
这是196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从麦收场上回来进入这冷清的家门到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屋里结满了灰尘,缸里没有一口水。
黄普兰记得看见丈夫是在两个多月以前,那是在被□□抓去后第一次去看他,听说他被带上了高帽,批斗游行。还好,他们没有打坏他,精神也可以。没过几天,她接到通知去公社参加劳动,麦收时节到了。
这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怀了孕。
最初,她不以为然,“怎么可能,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而且离多聚少;他在伊犁,我在霍城,相距100里地;只有周末他匆匆坐上凌晨6点的客车,颠簸3个多小时后才能到家。在家里住一夜后,第二天又匆匆上路,这样的日子只有半年多,直到丈夫被关起来。这个孩子不可能就这样来了,她不应该来。
郑大林是上海人,他被发配到新疆是因为他的那个资本家家庭。在上海,闻名的“多一堂”药店老板就是他的祖父。祖父死后,父亲接替了位置,但家道中落,产业也日益萧条。解放后并入国营,不久,全家就被赶出家门。
郑大林的两个姐姐都已经有了工作,同时建立了家庭,她们留在上海。父亲和母亲回乡下居住,只有他没有了着落,那时他高中毕业,而且学习成绩优异。
在姐姐的资助下,他参加了高考,并且达到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录取通知书迟迟未能下来。
一天,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
“郑大林,我们来通知你,因为你的出身问题,上级决定取消你的录取资格,你只有老老实实低头改造才有出路。”
“我的出路在那里?”大林开始绝望地呻吟。
“有两条出路,一是去山西煤矿做一名光荣的煤矿工人。”穿制服的人清清嗓子,轻蔑地看了看大林。
“那么,另一条呢?”大林抬起头。
“去新疆支边,你的成绩好,可以到新疆继续上大学,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另一个穿制服的人迫不及待地回答,他看上去要比同伴温和许多。
大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
和黄普兰的结合是郑大林没有想到的,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来到新疆后进入工学院读书,寂寞的他时常想起上海,那个已经失去的家。姐姐不常来信,父母偶尔来信也是让他好好改造。他知道可能永远也回不去了。在这里,最难熬的冬季已经过去了5个,他还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真正让大林死了回去之心的是父亲的去世。那是在1961年,正值□□。相对安徽、河南、四川等地,新疆简直成了天堂。大批灾民逃到这里,这里至少还能吃上饭。他们带来了各种传说,内地饿死了很多人,很多很多人。
大林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来自江浙和上海的噩耗并不太多。那时他正在上大学三年级,食堂供应的伙食已经越来越差,后来只供应稀汤,大林全身开始浮肿,饥饿使他开始模仿他人寻找树叶充饥。
那段时间里,他最想吃的就是上海的萝卜丝饼:将萝卜切成丝裹上一层面,放点盐和调味料,在油锅里一炸,外焦里嫩,咬上一口,满嘴留香。大林给各种树叶做的干粮起上好听的名字,“萝卜丝饼”、“油炸香蕉”、“拔丝苹果”……,虽然仍是饥饿,但至少还有东西吃。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11月的乌鲁木齐已经下过两次雪,气温也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整个校园处在白色包围中。冰雪在人们的踩踏下在地面形成厚厚的硬层,孩子们在冰面上玩起抽陀螺的游戏,他们用一根细长的鞭子抽打它,陀螺在飞快地转动着。
大林这一天总感觉到要出什么事,他心烦气躁地上完了课,回到宿舍里,他在等待。
今年他已经20周岁了,在上海就是21虚岁。这几年的经历使他习惯于听从命运的安排,他已经学会了适应。再说,毕竟是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使他能活得更现实并设法将苦难化淡一些。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傍晚他接到传达室送来的一份信,那是母亲写来的:
林儿,你父亲死了。这里闹饥荒,家家户户都在挖野菜、剥树皮。你爸爸身体本来就不好。他着了凉,不停地咳嗽,估计患了肺炎。但没有药治,又没有东西吃。
我一直在他身边,临走前,他让我告诉你不要回上海,要好好地活下去。
听说学校还有政府补助,新疆的状况好一些。妈妈帮不了你,姐姐们也很艰难,我在这里有亲戚照顾,不要挂念。
好好读书,总会有用的。
大林听见一个断裂的声音,他四处望了望,周围安静的吓人,一阵倒塌声又接踵而至,他终于意识那是来自内心的声音。他看见巨大的风暴向他袭来,他被埋没着,压迫着,挣扎着,眼前一片黑暗。
许久以后,他才醒来,自己居然在床上。他已经记不起昨天是怎样走进寝室的。
“大林,快醒醒,已经到中午了,该吃饭了。”同寝室的张亮在叫他。
大林坐起来,他的身子仍然在摇晃,头痛的厉害,饥饿又开始袭击上来,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去打饭,就不会再有东西吃了。
他赶紧拿起饭盒朝食堂走去,在路上,一个声音逐渐清晰起来:
“好好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上海开始变得模糊起来,那个美丽的影子已经离得太遥远,过去的那扇门已经关闭了,彻底的绝望反而使他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他接受了现实。
“该来的还是来了。”
黄普兰叹了口气。麦收时,她是最积极的一个,而饭量是最少的一个,现在她知道那是怀孕的先兆,当时她还以为是心情不好所至。她吃了许多葡萄,特别是酸葡萄,常想吐,而且整天不吃饭,孩子竟然还能保留下来,真是不可思议。直到昏倒在麦田里,被送往卫生院,她才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她被确定已怀孕三个月,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她被送回了家,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的家。现在,没有人能够帮助她。
“没有人能够打垮我。”她自言自语地说。
黄普兰是河南安阳人,母亲生了13个儿女,最后只剩下五个,她最小。一次,母亲将兄妹五人领到一个算命的瞎子面前,请他算算他们的命运,那位瞎子摸着普兰说:
“这个孩子会走得很远,将来最有出息。”
自那以后,母亲对普兰另眼相看。普兰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她很爱看书,总是倔强和固执。
高中毕业后,她准备上大学,她报考的所有志愿地都在新疆,她看了中国地图,这是中国最远的地方。
最终,她被新疆财经学院录取,她是全家唯一的大学生。
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听说新疆有饭吃,□□已经蔓延到河南,她看到成群乞讨的人。哥哥姐姐在安阳做了工人,父母一直在乡下,他们是富农出身,田地早已交还给公社。
在普兰到达乌鲁木齐后不久,就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是饿死的,母亲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给他讨到饭吃了。
来到新疆后,黄普兰并没有觉得太遗憾,这里比她想象得要好许多,毕竟乌鲁木齐是个大城市。这里冬天寒冷而漫长,但屋里总是烧得很暖和,家家户户都有火墙。这是一种用耐火砖彻起的墙壁,里面是空心的,上有一个出口和烟囱相联,底边的入口用铁皮管和灶台相连接;新疆的煤是优质的无烟煤,可以长时间的燃烧。
这里有饭吃,更有书看,这让她欣喜不已。她很少出校门,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她看了许多名著。大学时间里,她基本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人眼中的黄普兰,似乎总与人保持着距离,不关心政治,每天行色匆匆,是个典型的书呆子。
而且黄普兰还很倔强,这种性格另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
她比郑大林晚一年毕业,那是在1963年,一天,教导主任找她谈话:
“黄普兰同学,你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是政治觉悟不是很高,在政治讨论会上你总是很少发言;而且你是富农出身,你总是去图书馆看书,看的书大部分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这说明你对自己的改造还不深刻。”
黄普兰望着教导主任,没想到他对自己了解的这么多,看来她想躲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是不可能的了。但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人际关系更是如此。不像好朋友石娟总是像只蝴蝶爱在人前炫耀,再说人家漂亮活泼也有资本,普兰对自己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她是个普通的女孩,算不上漂亮。
“王主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再说看书没有什么错。”
普兰冷冷地说。
说完她有些后悔,她总是直来直去,为这石鹃没少刺她。石鹃和她是好朋友或许是相互欣赏,他们从对方那里都找到自身所缺少的那种东西,同时能给予对方绝对的自由。但她很难妥协,不愿意屈服。
“那么你是想顽抗到底了。”王主任的口气也开始强硬起来。
“我到这来是想通知你,组织分配你到伊犁工作,希望你在那里好好改造思想。”
普兰没有说话,她并不了解乌鲁木齐这个省会城市与伊犁的区别。前几天,石鹃兴匆匆地告诉她已被安排留在了乌市,那可是她和家人托了很多人的缘故,再说她根红苗正,行为也无可挑剔。
她只是隐隐觉得这座建立在戈壁滩上的城市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街道两旁种着密密的白杨树,是苏联小说中常描绘过的高耸挺拔那种树,还有沙枣树,浅绿色的树叶,枝条上结着繁星点点的沙枣,可惜在灾害时期人们将树叶和果实都用去充饥了。这里住着许许多多的维吾尔族人,他们能歌善舞,维族姑娘很漂亮,他们做出一种叫馕的饼,真的很好吃。
伊犁又怎样呢?它要穿越天山,坐汽车最快也要四天的路程;但那里毕竟也是个城市,既然她命中注定要走得更远,那就看看到底能走得多远。
普兰想到这里,轻松了许多,一种前方的远景在诱惑着她,她抬起头来,看了看王主任。这时她忽然想起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中所描述与鲨鱼苦苦搏斗的老人,有一句话深深地感染了她:
“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没有人能够打垮我。”她看着王主任,在心理重复着这句话。
王主任这时温和许多,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种安排有些残酷。他站起身来,对普兰笑了笑:
“我去过伊犁,那里气候不错,瓜果飘香,而且你去的是物资局,待遇也不错,他们对大学生会很好地照顾的。赶紧准备准备,在这里好好玩几天,让石鹃好好陪陪你,她可替你说了不少好话。”
就这样普兰离开了乌鲁木齐,石鹃送她到了汽车站,她哭了,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相见。普兰答应写信给她,她总觉得还会回来,还会见到石鹃。
一阵敲门声迫使普兰离开了床,她不能再这样躺下去了,她还要去看大林,不知他怎样了。她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开了门,是她的同事崔大姐。
“哈,你可真能睡,现在都几点了。看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
崔大姐是个大嗓门,这么一吵让普兰清醒了许多。
“这是单位分的面粉,油和鸡蛋,我还弄了些菠菜,这些够你吃不少天的了。”
崔大姐把装在三轮车上的食物搬到房里,这是个结实粗壮的女人,脸上有一层古铜色,但很健康。
她比普兰来得更早,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丈夫从军队转业后带她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安了家,她是河南农村人,是普兰的老乡。
在这里感到很满足,她总是对普兰说:
“还是这里好,能吃到白面,我的孩子都能吃饱,太好了。”
食物很快就摆放好,崔大姐这才看了屋里,她皱起了眉头,又看了看普兰,问道:
“你还没吃饭?”
不等普兰说话,她就捡起了扁担,拎着两个水桶,朝门外的水井走去,普兰居住在一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院里,共用一口水井,打水很方便。
崔大姐手脚麻利地将水到进水缸里,升起炉子,开始烧水,一会功夫,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做好了。
“我在里面加了鸡蛋和菠菜,趁热吃,吃完后就有力气了。”
普兰感动地望着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了的温暖开始遍部全身。
是啊,老天没有抛弃她,她总是遇到好人。
在大学里,石鹃常给她带东西吃,给她许多欢乐;在伊犁,她遇到了陆小梅,让她有了现在的丈夫郑大林;现在,在霍城,崔大姐成为她的亲人。她还能祈求什么,老天让她失去的同时,又给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