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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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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提及八阿哥胤禩,无不记得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之后,那场声势浩大,群臣举荐八贤王的场面。
以内大臣鄂伦岱(翌年九月始任领侍卫内大臣)、仕大臣国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首席满洲大学士马齐、户部尚书王鸿绪为代表的,康熙帝母家、其他外戚家、当朝重臣、功臣(权臣)后代以及汉族文人士大夫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一致保举八阿哥胤禩立为储君。(其中,佟国维与马齐并为在场,但曾“暗中喻众”,“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
两黄旗大臣(阿灵可、鄂伦岱、揆叙、佟国维、马齐等),与包括下五旗王公在内的满族大臣形成联合阵线,共同抵制康熙帝旨意,反对复立废太子胤礽。康熙屡屡暗示,仍违其意而保举被因张明德事件和凌普案被痛斥与惩处的八阿哥
喜欢八阿哥的人,以此为傲,欣赏他的德才兼备,钦佩他的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而不喜欢八阿哥的,坚持认为不过是收买人心,作势弄权,靠的不过是裙带关系,诟病其无甚功绩。
作为一个八爷的忠实拥护者,作为一个被八爷的经历康熙和雍正两代帝王不断打压、仍能声名不坠的威望深深震撼的追随者,实在不愿看到八爷被这些臆测和偏见所毁谤。斟酌再三,写下下述分析,仅供共同喜爱八爷的志同道合者分享。如有不充分或言不尽实之处,还望补充和指正。
说起康熙心中的理想继承者,剖析开来俩个字:胤礽!这是在康熙身为人父和皇帝的任性与专制下,以婴儿的姿态早早走上政治舞台的悲剧性人物。为了证明自己决定的正确性,康熙在栽培太子和帮助太子树立威望上不遗余力。聪慧敏学的太子在他的重压和溺爱下,一方面才华横溢,文武双得,另一方面,却是在未加约束的权力浸欲下,变得骄纵暴戾,行法失度,大失人心。
如果太子德行无失,不说是八爷,其他兄弟也没哪个比得过他的文武兼备、贤明谦恭(少时,未崩坏前)。在太子即废的情况下,抛开太子不谈,也没有哪个皇子是足够合格到当时就可以立为储君的,或大或小有些缺点。
老大,急躁鲁莽,不善与人相处;
老三,不善言辞(雍正帝称允祉“口钝”)。关于三爷的问题有些复杂,下面会指出。
老四,康熙评价他,幼时“喜怒不定”,封爵时“为人轻率”而只得贝勒,还有一条康熙到死也不知道的刻薄寡恩,至于深沉和狡诈则是后来养成的;
老五,养于皇太后,“不令其读汉书”,眼界、学识与才力,都较其他年龄相仿的皇子逊色;
老七,生有残疾;(但从胤祺与康熙三十五年随驾亲征噶尔丹的经历看,似乎有疑点)
老八,满汉文化知识上,并非优异;书法差(话说这是选储君的必要条件么?)无嫡子。
老九,资质相对较差,未对他委以重要政务;
老十,忠厚老实,才智一般;
十二,有一定才干,但并非突出(曾参与审理刑部案案件,未能审明一事,而让康熙大动肝火);
十三,倒是具备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外,还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第,可惜被圈了;
十四,性格率直,喜怒见于形色;
其中:
老大、十三被圈;
老五,老七,十二未参与夺嫡;
老三,情况比较复杂。精于骑射,素工书法,一句“杰出的科学家”亦不为过,并且处事稳重,处理政务的经验丰富。论文武兼修,当属首者。这样的出色的一个皇子,在威望上却远不及相对年幼的八阿哥,除却他爱文者清流、交际手段不够的因素外,他“与太子素亲睦”无疑是个极恶劣的影响。尽管,康熙在一废太子后,曰:“允祉与允礽虽暱,然未怂恿其为恶,故不罪也。”
除去才能、作为并不突出的老九,老十;
也就剩下了老四、老八、十四三个人选。三人之中,彼时的十四又以老八为首。所以实际上的人选不过落在老四和老八身上。两者相较,能力相当(雍正自己承认的[1]),但论处事作风和威望,显然,老八更胜一筹。康熙四十八年,一废之后,康熙仍不忘“幼时喜怒不定”的评语,可见胤禛并不得康熙满意。
加上废太子暴戾骄淫的失德带给人们长久的不满,这样一个宽和亲切,不务矜夸,平易务实,有极其突出的办事才干的皇子,就成为宗室、朝臣、汉人学者的一致选择。康熙不也说“朕观人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好,便有才学何用。”“人当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
康熙震惊之下,极为恼火,以“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为由,断然否定了保举的结果。再看这些理由,不由发笑。
未尝更事---每次听到康熙责备人的借口,都觉的这个人实在是个人才,各种理由天马行空,信手拈来。就拿“未尝更事”这一点,别的皇帝说来还有些信服度,由他这个立了娃娃太子的人说出来,不是搞笑么?更何况,老八经历的事也不少了。15岁随帝亲征嘎尔丹,17岁封为贝勒,18,20岁随帝视察河工。从康熙四十年(20岁)起,康熙离京外出时,开始让部分年长皇子留守京师,综理政务,允禩多次与皇三子允祉一起承此重任,同为康熙帝首选之人。
近又罹罪---我想不用我解释,明晃晃的借口。八爷的罪与废太子比起来,简直是轻如牛毛。
母家微贱---满人更注重养母,好歹惠妃也是四妃之一。何况,后来即位的雍正生母徳妃,也不过是包衣出身。可见,这一条也不过是康熙临场发挥的借口。
关于无嫡子这条,看到了54君证据充分的论证,这里不在赘述。
究其真正的原因,不过是老八威望过高,甚至波及皇帝近臣,让一生皇权紧握的康熙产生了危机感,“凡朕所宽宥者及所施恩泽处,(允禩)俱归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之,是又出一皇太子矣。”惊怒交加、紧张忌惮之下,康熙对胤禩极尽打压之能事。经此,注定了康熙余年,胤禩再不得信任和重用。
八爷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众望所归。除去老八与一些人交好的因素外,这也是太子失德、老大被圈,其余诸阿哥皆多少有不足或不满之处的背景下,必然会被选出的皇子。只不过如果没有张明德案在先,康熙已有猜忌,可能对八爷的打压程度不会这么狠,忌惮之心不会那么深、那么久。但无论如何,不管先前有没有刺,单凭群臣举荐的阵势,就注定老八永失帝心了。只能说老八太脱颖而出,但凡有个人和他成犄角之势,就有后路可退。二废后,也许尚能有再起之机。
谈及功绩一说,统观康熙年间诸子,称得上有功绩的,在我看来只有老大胤褆、十四胤禵和老三胤祉三人而已。其他皇子所为都没差出多少,唯有经事与不经事、做得好与次之分了,端得是看人的手段才干,而不是处理政务的多少。而在处理政务的能力上,八皇子早早得到了众大臣的认可与称赞,所以才能在遭遇“父子恩绝”的重大打击,三年之后的康熙五十六年仍能声名不坠,被称最贤,毕竟处理事务的手段方法风格,不是单靠时间的积累可以养成和改变的。
至于雍正年间,那种人为刀俎、养着待宰、还隔三差五地责罚的光景,能把命留到雍正四年已经是不错了,还指望着做出功绩?雍正可肯,雍正可敢?即使是八爷没大事可做,动不动被贬损的情况下,还逼得雍正满腹委屈地下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 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本来,威信就不如人,雍正岂会让八爷有机会威望更上一层。
关于裙带关系之说,乍一看,有迹可循,细究之下,却站不住脚。
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曾在生前称赞胤禩,心性好,不务矜夸,宜为储君。这其中有着胤禩与福全交好的关系,但福全本人,是朝中比较正派的大臣,口碑较好,颇有人望,作风谦虚平易,其评价亦有客观之处。
前述举荐胤禩的重臣之中,
揆叙——(明珠次子)。或许可以经由养母惠妃搭上半个母族的关系,但在惠妃亲子尚在,胤褆表现突出的情况下,胤褆被圈之前,揆叙是素与胤禩交好的。
阿灵阿——(孝昭皇后和温僖贵妃之兄,十阿哥舅舅)。这就要谈及十阿哥是否为八爷党的问题了。一些史料记载胤禩、胤禟和胤禵交往,却往往很少提及胤誐。而康熙五十一年(二废之后),允誐私下问允禟、允禵,后日孰可得大位,允禵未语,允禟抢先回答:“此大位必是八阿哥得耳,诸大臣又皆称扬伊好,断不能出伊之手。”可以推知,十阿哥并未深入参与八、九、十四的夺嫡活动。那么一废太子,八被举荐之时,阿灵阿推荐八是出于十的裙带关系就属无稽之谈。
佟国维——(康熙帝的二舅,皇后佟佳氏之父)。若是揆叙算得上裙带关系,佟国维则为皇后养子胤禛的裙带了。
鄂伦岱——(康熙帝大舅佟国纲(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战役中阵亡)之子)。是康熙的裙带。
马齐与王鸿绪——皆位列中枢,为皇帝近臣。
当时举荐的背景,皇子与群臣之间不是皇子施恩的关系,相反,皇子还要拉拢巴结这些重臣。主导权在这些大臣,而非皇子。即使有各个皇子的拉拢和讨好,他们也有权力选择接受谁的示好。为了保证今日保举之功不付之流水,适得其反(拥错储君),他们势必要挑选出实力最好,而非空有虚名之辈,接受其示好。他们在反复权衡之下,一致选择了母族空虚、妻家尚可的八阿哥胤禩,不得不说胤禩必有让众人看好、心服之处。
附:
[1] 即使是自视甚高,对其恨之入骨的胤禛,继位后也曾不得不承认胤禩的才干:“允禩若肯实心办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注:《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癸未];“允禩较朕诸弟,颇有办事之才”[《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允禩为人聪明强干,谦洁自矢,才具优裕,朕深知其能办大事”[注:《清世宗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乙丑];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能与相当”[注:《上谕内阁》,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2] 这一强大阵容的人员构成,还有一个特点,既不仅不乏皇亲勋贵,而且其中不少人是朝中比较正派的大臣,口碑较好,颇有人望,将之喻为朝臣内的精英群体,当不为过。如福全与佟国维,都是身居高位却敏而好学,作风谦逊平易。[注:参见《圣祖御制文三集》卷25,《和硕裕亲王碑文》;卷45,《国舅佟国维六十寿诗以赐之》]康熙帝曾高度称赞揆叙,说他“学问甚好,为人甚是谨慎敦厚”;称王鸿绪“人品学问俱优”。[注:《康熙起居住》第3册,第2531页;第2册;第1118、1231页]马齐是满洲厌世内“能令汉大臣心服者”。[注:《清圣祖实录》卷268,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被人称之为“人杰”[注:《清世宗实录卷64,雍正五年十二月丁亥]的阿灵阿,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始任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1705年)兼任理藩院尚书,直至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病逝前,一直担任这两项重要职务。【《清朝皇位继承制度》节选——满汉传统观念的冲突与复立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