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满汉传统观念的冲突与复立太子》》默夕雨

1、第1章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节选（原文为demian录入）（三）

满汉传统观念的冲突与复立太子

此次反太子派与太子的较量中，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争取到皇权的支持，即康熙帝的首肯。因反太子派首先发难，揭发太子，一度获得康熙帝的认同，并促使他做出废黜皇太子的决定，皇太子一方被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一时间双方胜负似乎已成定局。但事态发展轨迹，却比反太子派所期望的，要曲折得多。

康熙帝宣布废黜皇太子的决定不久，相继发生的三件大事，促使康熙帝在废黜太子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允礽被拘禁后，“允禔曾奏言，请立允禩为皇太子，伊当辅之。”允禔还奏称：“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禩后必大贵。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这一情况引起康熙帝的高度警觉，使他认识到储位之争的极端复杂性与残酷性，以及允禔、允禩等人对储位怀有强烈的觊觎之心。

其二，相面人张明德“于皇太子未废之前，谋欲行刺”事件被揭露。因“贝勒允禩闻张明德如许妄言，竟不奏闻”，康熙帝将“允禩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此事也使康熙帝产生很大震动，认为允禩为谋取储位，已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第三，由于众皇子反对太子允礽、拉党结派、争夺储位的严重程度，无不大大超出康熙帝的意料，有的重要情况为其闻所未闻，加以太子被废黜，朝中人心惶惶，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将危及王朝统治。正在这一关键时刻，皇三子允祉于十月十五日揭发皇长子允禔曾暗中指使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以巫术镇厌皇太子，康熙帝派人“掘出镇厌物件十余处”，这为康熙帝认为允礽因鬼物附身而言行反常，提供了有力根据。他立即“派人将允禔严加看守”，随后又下令：“允禔著革去王爵，即幽禁于其府内。”允禔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反太子派失去一位颇有能量的干将，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废太子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允礽本人及其下属人员，也立即采取行动，对康熙帝的有关举措予以密切配合。“十月十七日，查出厌鬼废皇太子之物，服侍废皇太子之人奏称：‘是日废皇太子忽似疯颠，备作异状，几至自尽。诸宦侍抱持环守，过此片刻，遂复明白。废皇太子亦自惊异，问诸宦侍，我顷者作何举动？’”由于查出镇物，病根已除草剂，允礽“渐已清爽，亦自知其罪，谓理当拘絷 ，其随从之人，亦以为允当。”当康熙帝两次召见废太子，“询问前事，允礽竟有全然不知者。”康熙帝于是得出结论：“朕从前将其诸恶，皆信为实，以今观之，实为厌鬼而然，无疑也。”

随后，康熙帝认为“一切暗中煽，悖乱行事，俱系索额图父子”，允礽亦步亦趋，将责任全部推到索额图身上，“奏言其向时悖知己，皆由伊等为之”。当康熙帝复立之意甚明，于诸大臣前释放允礽，并让他公开表态时，允礽则禀照康熙帝的意图，称“皇父谕旨，至圣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从而陷之、杀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诸恶，天亦不容。今予亦不复有希冀，尔等众人，若仍望予为皇太子，断断不可。”父子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康熙帝在决意废黜太子后不久即已显现的悔意萌芽，经过一个月的发展过程，至此终于成熟并逐步明朗化。他转而认为允礽是无辜的，其狂易之疾乃允禔 诅所致。这为他本人的废黜之举，打了圆场，也不允礽的种种劣迹找到开脱。同时，诸皇子内部的复杂矛盾与储位之争，令他感到储位不可无人，否则将进一步促使诸子对储位暗怀希冀。

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康熙帝产生复立允礽之念，并对众臣做出一系列暗示。如十月二十三日自南苑返宫当天，先后召见皇八子允禩及废太子，并将此告知众臣，又传谕说：“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废太子安养于感安宫中，“朕念之，复可召见，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康熙帝借此向大臣们传递的重要信息是，废太子事已完结，所有事端皆皇长子允禔之赤。于是，立即有大臣闻风而动，顺承其意，“为废皇太子条陈保奏”。十一月八日，康熙帝明确告知众臣，“今允礽之疾，渐已清爽”，将允礽本人及属下所言镇物掘出前后，允礽的相应症状与表现，一一明示众臣，并称“凡事皆在朕裁夺”；关于允礽废立之事，“朕自有定见”。

十一月初九日，刚刚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汉族大臣劳之辨求功心切，上书保奏废太子允礽。康熙帝认为这是“将朕下旨已行之事作为己功”，令将劳之辨革职杖笞，逐回原籍。

至此，康熙帝欲复立允礽之意，了然于目，众皇子及朝臣无不明晓。

应当说，在复立允礽问题上，从康熙帝有关言行中反映出的下述思想，与汉族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相符合的：
第一，继续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仍然坚持以嫡长身份作为择选皇储的首要标准。翌年三月康熙帝在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的告天祭文中说：“深维国本，统绪攸关，建立嫡子允礽为皇太子，历有三十余载。……臣诸子中，驳船礽居贵。虽被镇厌，已渐痊可。……谨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用申虔告之仪，复正储君之位。……”
第二，排队一切干扰，极力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反复明令诸皇子与众臣“只遵朕旨而行”，“朕如何隆旨，尔等如何遵行”。他认为自己已做到“亲握乾纲，一切政务，不徇偏么，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

但另一方面，康熙帝的头脑中，还有较深的满族“淳朴旧制”的烙印，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竟采用满族入关前推举新汗的传统方式，作为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的首要步骤。
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台集满汉文武众臣，明令除大阿哥允禔以外，“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为皇太子）”，“众议谁属，朕即从之。”这种做法显然是受到后金暑期八王（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新汗的权力交接模式影响，二者之间具有一定承袭关系。其实质，是以满族传统政治中的推选嗣汗模式为表，行代表汉族宗法观念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之实。因为在康熙看来，他既然已多次暗示，众臣当心领神会，所推选者必为允礽无疑。通过众臣公举，由他批允的程序复立允礽，可免除其本人落下在国本问题上出尔反尔，反复多变之咎，从而得以保持令名。

完全出乎康熙意料之外，参加畅春园之议的全体大臣，竟一致保举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当场首倡者，是4位反太子派骨干人物，他们是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内大臣鄂伦岱（翌年九月始任领侍卫内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户部尚书王鸿绪。这是一次不同寻常之举，反映出一系列重要问题。
阿灵阿等人的倡议，得到在场满汉大臣的一致拥护，说明皇八子允禩在大臣中有很高的威信，乃众望所归。

从某些人的一贯言行看，很难说他们是反太子派成员，至多只是处于反太子派的国家级位置，然而却是允禩的坚定拥护者。例如致仕大臣国舅佟国维与首席满洲大学士马齐，当众臣会议之际，他俩并未在场，但“暗中喻众”，“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对满汉众臣具有很大影响力，在公举过程中扮演了并未出场的重要角色。尤应一书的是，早在康熙帝暗示众臣将复立允礽，并随即有人紧随其意，保举允礽时，佟国维竟不顾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严重后果，“舍命陈奏”，请求康熙帝不要复立允礽，“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这一冒死直陈，在朝内外赢得“盛赞”，人们称颂他不愧是“国舅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陈奏”。然而四十八年（1709年）初，佟国维却因此受到康熙帝的痛斥。
当时，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已去世。福全去世周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忌日，皇子们向康熙帝请示，他们中间谁去伯父家中祭奠，康熙帝回答，除住在皇宫内的阿哥福晋外，所有皇子及其福晋，都应参加祭奠。足见，康熙帝十分重视诸皇子与伯父之间的伯侄情义，尽管后者已经故去。如果福全还分健在，并态度鲜明地保举允禩，康熙帝也会像对他的二舅佟国维那样，对福全大张挞伐，致使彼此间原有的笃厚亲情降至零点吗？无论怎样，福全的过早去世，对于允禩及其支持者来说是一重大损失，否则，众臣保举皇八子过程中，有康熙帝仅存的两位至亲长辈福全与佟国维相互配合，共同直陈力劝，即使难以如愿以偿，但康熙帝的反应以及最终结果，或许都会有所不同。

皇八子允禩在朝中的支持者人数甚多，基础雄厚，以满族重臣为主体（首倡的4人内除王鸿绪外都是满族大臣），其中不乏皇亲国戚。除去福全外，如佟国维既是康熙帝的二舅，同时也是康熙帝第三位皇后佟佳氏之低，他的另一女儿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封为贵妃；鄂伦岱是康熙帝大舅佟国纲（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战役中阵亡）之子；阿灵阿是清朝开国名臣额亦都之孙，康熙初年四辅臣之一遏必隆之子，他的第一位姐姐做了康熙帝的皇后（孝昭皇后），第二位姐姐做了贵妃（温僖贵妃）。此外，揆叙是直至去世前仍深受康熙帝倚信的老臣明珠之子。明珠虽于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前夕去世，但从其子的鲜明立场以及他本人曾是太子党首要人物索额图的坚决反对者等情况看，他很可能也对允禩持同情、支持态度。王鸿绪是保举皇八子的首倡者中唯一位汉族大臣，他作为江南地主士大夫阶层的代表，特别是江南文臣在择选储嗣问题上的人心向背。
可以说，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众臣奉命推举皇太子人选之际，康熙帝母家、其他外戚家、当朝重臣、功臣（权臣）后代以及汉族文人士大夫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一致保举允禩，与康熙帝的意志相忤。

这一强大阵容的人员构成，还有一个特点，既不仅不乏皇亲勋贵，而且其中不少人是朝中比较正派的大臣，口碑较好，颇有人望，将之喻为朝臣内的精英群体，当不为过。如福全与佟国维，都是身居高位却敏而好学，作风谦逊平易。[注：参见《圣祖御制文三集》卷25，《和硕裕亲王碑文》；卷45，《国舅佟国维六十寿诗以赐之》]康熙帝曾高度称赞揆叙，说他“学问甚好，为人甚是谨慎敦厚”；称王鸿绪“人品学问俱优”。[注：《康熙起居住》第3册，第2531页；第2册；第1118、1231页]马齐是满洲厌世内“能令汉大臣心服者”。[注：《清圣祖实录》卷268，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被人称之为“人杰”[注：《清世宗实录卷64，雍正五年十二月丁亥]的阿灵阿，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始任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1705年）兼任理藩院尚书，直至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病逝前，一直担任这两项重要职务。在众臣保举储君问题上，这些人能够一呼百应，绝不是偶然的。

另一值得重视的的情况是，坚决主张立允禩为皇太子之人，如阿灵可（满洲镶黄旗）、鄂伦岱（满洲镶黄旗）、揆叙（满洲正黄旗）、佟国维（满洲镶黄旗）、马齐（满洲镶黄旗）等，全部是两黄旗大臣。他们不仅一致坚决反对复立允礽，主张立皇八子允礻禩，而且还与包括下五旗王公在内的满族大臣形成联合阵线，共同抵制康熙帝旨意。

康熙帝对皇八子允禩的印象原本很好，直至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做出废黜皇太子的决定后，仍很信任允禩，命其轰动一时内务府总管事，以替换原内务府总管，允礽的乳公凌普，并让允禩同皇四子胤禛一起负责值守京城。由于允禔荐举允禩为皇太子，引起康熙帝的极大反感。是年九月底，康熙帝就允禩查办凌普家产时予以包庇事，斥责允禩“到处妄博虚名”，“是又一出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十月初处理张明德案时，将允禩革去贝勒，降来闲散宗室。十一月中旬，康熙帝于群臣面前释放废太子允礽，明示将复立允礽为太子的意向。同月末，允禩被恢复贝勒爵位。

尽管如此，当康熙帝屡屡暗示众臣拟复立允礽后，众臣却明知其意而违之，一致保举不久前还遭到其痛斥与惩处的皇八子允禩。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总体背景下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

保举储嗣时，诸皇子不得参加，满族大臣则是主角，而其中佟国维、阿灵阿等人，又起着核心作用。客观而论，虽然储君人选与这些大臣的切身利益确有一定联系，但相对诸皇子而言，这种利益关系毕竟是间接的，所以并不是决定其保举人选的首要因素。
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满族重臣，明知康熙帝之意而相违背，慨然以身家性命与皇权相抗衡，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使然。

首先，他们摒弃暴戾恣睢，在储权的腐蚀下已彻底堕落，无可救药的允礽，推举为众臣公认的皇子中最贤者允禩，主要是从清朝全局利益出发，从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体现出对皇权的忠诚。在此事关王朝命运的关键问题上，他们采取为高度集中的皇权所不容的方式，舍身为康熙帝“效命”，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次之，他们仍受到满族传统政治制度的很大影响，认为康熙帝令大臣共同推举储君，理所应当，自己身为大臣秉公推举乃义不容辞。因此，康熙帝之旨甫下，“文武大臣分班列坐”，当有人提出：“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当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时，阿灵阿等则曰：“顷者面奉谕旨，务令举出，毋得渎奏。”并倡言推举皇八子允禩。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代表了汉满传统政治理念的分野，前者严格遵循君为臣纲的准则，唯君言是听，唯君意是行，将所谓推举只是视为走一过场，即使举荐，所推之人亦是皇帝所暗示者。而按照后者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大臣当认真推举自己认为适宜的储君，皇帝应欣然接受推举结果，正如康熙帝事前所言。

复次，这些满族重臣的思想，尚未受到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严格束缚，汉族传统伦理准则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核心体现，即宗法嫡长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尚未确立。

显然，众臣推举允禩，乃是遵循择选储嗣应以德才作为首要标准的满族传统理念，并未考虑被推选者是否具有嫡长身份。这种弃嫡选贤的主张，同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制定八王共治制时向八王提出的择储原则，即“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康熙帝得知保举结果后，震惊之下，极为恼火，立即自食其言，以“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为由，断然予以否定。他之所以厌恶允禩，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允禩在众臣中威信过高。对于这一点，康熙帝也并不避讳，曾坦言道：“凡朕所宽宥者及所施恩泽处，（允禩）俱归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之，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四十八年（1709年）初，康熙帝说自己“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惟于兹事（指众臣保举允禩事）忿恚殊甚……气忿成疾”。诚如斯言，若允众臣所举，“则立皇太子之事，皆在尔诸臣，不由朕也”。更重要的是，康熙帝不能容忍一个威信甚高，几可与之相埒的皇位继承人存在。两相比较，他宁肯让人心尽失的允礽重获储位。所以，当众臣保举允禩的第三天（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帝便当着众人之面，释放废太子，以明示复立之意。

康熙帝在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过程中遭到重大挫败后，其继承实施这一制度的信念并未动摇。他牢牢掌握立储大权，在储嗣人选问题上独断专行，强迫众臣绝对服从他的意志。可是，康熙帝又令众臣推举皇位继承人，希望通过这种符合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的做法，掩饰自己在太子问题上的种种失误。这些思想与行为的自想矛盾处，恰恰反映了满汉传统思想观念在康熙帝身上交互影响和作用，以及两种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从各个角度衡量，深孚众望的皇八子允禩，是相对理想的皇位继承人选。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客观形势下，如果允禩被立为皇储，他本人及其举朝拥护者，并非必定会对康熙帝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然而，康熙帝首先是从如何有利于维护其个人绝对权威这一目的出发，其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无疑是将清朝的未来，手艺付给一位丧尽人心之人。这才真正是置国家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暴露出作为历史名君的康熙帝，十分自私与虚伪的一面。

一废太子的整个过程中，尽管出现满汉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与较量，但康熙帝始终总摄全局，牢控众臣，即使是令众臣保举，也必须完全顺从其意，否则便出尔反尔，任意食言，强制众人服从。这种情况，反映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强化。

以佟国维等人为代表的满族大臣违背康熙帝意愿，反对复立允礽而力举允禩，虽然这一行为与皇权集中与强化的发展态势相违背而必败无疑，但表现出敢于与皇帝的错误决策相抗争的气概，委实难能可贵。也可以说，这是清朝入关后，满洲贵族最后一次依据满族传统的价值标准，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立场，与高度集中的皇权进行抗争，虽然失败，却带有些许悲壮色彩。

康熙帝废黜太子及诸皇子的储位之争，本已引起朝中很大震动。此时，在是否复立允礽问题上，康熙帝与大多数朝臣之间出现分歧，于是群情哗然，议论纷纷，“大臣、侍卫、官员等，俱终日忧虑，若无生睡者。”这一状况使康熙帝深感不安，他银屏于复立允礽为太子，也是为了稳定众臣之心。否则，朝臣的波动情绪及朝中紊乱势态，将会迅速蔓延到地方，出现严重后果。

至于一废太子期间汉族朝臣的表现与思想动向，如同王鸿绪那样积极参与者，毕竟极少数。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帝说：“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其汉大臣则必有涉及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及彼之事，即默无一语。……汉官议事，前人画题，后人亦依样画题，不计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论。又有至画题已毕，始问为何事者。”应当说这也是大多数汉臣在废立太子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此次推举皇太子时，他们仍然是按照满臣的意见行事，保举允禩。不过，其中仍曲折地反映出汉官对允礽的厌恶。大学士李光地的有关言行，在汉臣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李光地以为，“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很）不好，却说万万动不得，难道举祖宗之天下而丧之，其可乎？”可是，他又认为“建储大事，义当决自圣躬，……唯宜天心独断。”这种在决定皇储人选问题上坚持应由皇帝独断，以维护皇权集中的观念，显示出将礼法纲常奉为圭臬的汉族大臣，与深受满族传统观念影响的满族大臣之间很不相同处。
康熙帝令众臣保举太子人选之前，曾召见李光地，问询如何医治废太子之病，以作为即将复立允礽的一种暗示。但李光地却并未像康熙帝所期望的那样，在推举时将康熙帝此意透露给众臣。这种谨慎从事，善于自保的态度，同众多汉族大臣在一废太子中慎于表态，自甘充任配角的作风，是一致的。

作为一废太子事件结束的标志，康熙帝于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同时又晋封三、四、五子为亲王，七、十子为郡王，九、十二、十四子为贝勒。皇八子允禩仍被保留贝勒爵位。储权重新确立的同时，皇子的总体权势，进一步被提高，其政治地位更为巩固。康熙帝通过进一步重用诸皇子，以牵制皇太子的意图，十分明显。

经过一废太子事件，皇太子允礽势力犹在，但已大作元气。四十八年初，康熙帝严厉追求保举皇八子允禩一事，并对佟国维、马齐等人多次加以痛责，不过从整体看，朝臣中反太子派及其允禩的支持者的力量，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削弱。康熙帝只是对其中个别者（如马齐、王鸿绪等人）予以一定处罚，其他人概未受到惩处。

还应看到康熙帝对于“最反对恢复皇太子（允礽）继承权的几位宠臣”尽管“很恼火”，但这些人毕竟是他一向倚信的股肱之臣，又多为皇亲国戚。康熙帝对其了解甚深。他虽然厉言斥责他们保举皇八子的动机乃“图谋专擅”，但其内心也很清楚，这些大臣都是对他忠心耿耿之人，主观上并不想与皇权相对立。因此，康熙帝在严责之下，又不忍重罚，对这些重臣仍然予以包容。

　　除去汉族大臣王鸿绪外，力保允禩的大臣都是两黄旗满臣，而两黄旗依然是八旗的重中之重。因此，康熙帝对他们手下留情，也是从避免两黄旗人心浮动，以维持统治集团身段部的稳定、团结这一全局考虑。

上述做法还同康熙帝本人较为宽和、仁厚的禀性与为政风格，很有关系，大臣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康熙帝为追查众臣保举允禩一事，于众臣前怒责马齐后，马齐并无畏惧之色，当着康熙帝及全体朝臣之面，“身作威势，拂袖而出”。翌日康熙帝指出此事，马齐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这说明他很了解康熙帝，后者尽管口称当诛，但并不忍心真的对他予以重惩。事实也是如此。事过境迁后，马齐逐步重受倚信，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复授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与康熙帝并无戚属关系，康熙帝对他尚且如此，宗室成员及外戚等人，更无庸论。所以，康熙极重亲情的禀性特点，成为一些人手中一件百试不爽的护身符。如康熙帝表弟鄂伦岱，倚恃表兄的宠护，在康熙帝面前一向十分随意，“敢于触犯”，“每事干犯圣怒”。康熙帝多次怒责鄂伦岱与允禩结党，甚至当面指斥他“实为可杀之人”，但“伊承旨之下，毫无畏惧，倨傲如故。”这些事例表明，皇权集中与强化的程度，与皇帝本人的气质、个性与作风，有一定关联。换言之，如果一废太子之际，皇权的独掌者是像雍正帝那样心胸褊狭，刻薄寡恩，不能容人之辈，那么，大臣们在此问题上的表现及其后果，都会有很大不同。

总之，众臣违背康熙帝的意愿，保举为康熙帝所不喜的允禩为皇太子，这一与当时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决体背景格格不入的现象，是在满族原有政治理念与传统习俗尚颇有影响，并与汉族立嫡立长观念发生冲突，以及康熙帝的禀性较为宽仁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而出现。康熙帝轻而易举地否定众臣对皇八子的举荐，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权威。

随着太子的废而复立，皇子中的反太子派阵营出现分化。允禔被革爵圈禁，允祥为康熙帝所厌恶，未得封爵，这两位对于一废太子事件的发生起有重要作用之人，皆为此而付出惨重代价，前者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后者自此受到皇父的冷落。反太子派领袖人物允禩，虽然受到康熙帝的严厉打击，但威望犹高，势力仍存。

皇四子胤禛在一废太子中的表现，耐人寻味。他根据康熙帝的好恶变化，用计时转变立场，尽量与允禩等人保持距离，并在察觉康熙帝欲行复立允礽的意图后，多次在皇父前为废太子保奏。当康熙帝将胤禛屡次保奏废太子的情况明告众皇子与大臣，并对胤禛此举予以嘉赞时，胤禛却又矢口否认，从而透露出他怕因此而被反太子派指为两面作风，受到孤立的心态。至于他于皇父面前为诸皇子讲好话，旨在借此缓和与后者的关系，亦不失为一种高明手腕。

从更有利于谋取私利的角度看，胤禛在一废太子中的表现，较之其他皇子略胜一筹。所以，此后10余年内，他得到康熙帝的较大信任。可是，胤禛也因此而与反太子派及允禩的支持者结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广大朝臣对他的看法。他继位后，众臣以各种方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