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大雪无痕、不得往生》前溪岸

1、第一章

　　周末，寒流南下，校园一派清冷。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看纪实文学，《欲说》、《大雪无痕》与《不得往生》。周遭寂静无人，我坐在空荡荡的图书馆二楼，掩卷良久，仍觉得惊悚，背脊阵阵发寒。
　　小说讲的是主流报章以外的故事，国企陨落、民企崛起的故事。台面上的优秀民营企业家、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工业兴市，名利双收的饮水思源、慈善救济，其背后是什么呢？——疯狂圈地、倒卖钢材、政企合谋、□□纠葛。如斯繁华背后，哪有弱势关怀可说，哪有社会责任可言？
　　小说旨在揭露光鲜表象背后的潜在社会秩序：暗渡陈仓的地方官员、不择手段的民营企业家（假港商、假外商）、生计悬于一线的国企工人，这三组利益集团之间彼此的牵制与纷争。不知是作家的疏忽，还是另有情由，在这三部小说中，国企原领导人是缺失的一个群体。小说中只体现了民营企业家与地方官员的勾结、国企职工对入侵者的对抗、民营企业家对□□势力的滥用等。为何没有人关注国企末代领导人这一尴尬群体呢？没有吴三桂的信誓旦旦，从未涉足中原的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破关？
　　所谓“国退民进”，是怎样的一场战役？国企末代领导人黯然下岗，工人流离失所，民营企业以枭雄之身背负千古骂名，这场战役之中，唯一不曾吃亏、也绝不可能吃亏的唯有地方政府。改制之前，地方官员将国企作为牟取私利的平台；改制之后，民营企业成了新的牟利平台。政企合谋的“企”变了，“政”却举着响应宏观号召的旗号，稳坐钓鱼台，其私人利益，何曾有一丝动摇？从社会角度来说，国企与地方政府的合谋转型成了民企与地方政府的合谋，如此而已！
　　改制之后，地方官员的利益依旧得到了保障。只是，此类保障不再像国企阶段那般稳固、持久、唇齿相依。民企与地方政府之间，或多或少，存了各自的计量。这场国退民进，不管背后如何藏污纳垢，但从权力牵制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论是非对错、公平与否，其结果是：从长远来说，产权逐步明晰，政企关系相对疏离，市场化趋势日渐明朗。
　　国企职工的遭遇诚然可怜可叹，但我们也应看到，可怜人必有可悲之处。国企职工之懒散怠慢、泼皮耍赖、不知感恩，这些负面因素虽不曾在小说中体现，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人皆知。从全社会角度来说，国企职工至少过了数十年安乐日子，比起一无政策、二无资源可以依傍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已是值得庆幸了。
　　从写作的立场来说，我更喜欢阿耐一些。阿耐亦文亦商，对商人、草莽并无成见。而梁晓声、陆天明之类的正统作家，显然是站在庙堂之上说话。在《欲说》与《大雪无痕》中，民营企业家一律利欲熏心、丧尽天良，而政府官员却是迫于种种苦衷，不得已被他们拖下水。两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官员内心的惊恐、挣扎、私欲与天理的交战多有描写，而民营企业家，在他们笔下，皆是逐利之流，行贿、行凶之前无一丝羞愧或不安。
　　我并非有意为草莽英雄正名，但我的确更喜欢阿耐笔下许半夏的那句痛快话：“我宁肯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公务员！实在见够了公务员的丑恶嘴脸”。话说得粗豪，却是切身体会。我更倾向于认可，在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博弈中，向来只有官员占上风的份儿。政府官员若即若离、时进时退，将民营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是常有之事。平心而论，民营企业家即便毒辣、即便蓄养□□，一无背景，二无根基，如何能扭转政府大员的乾坤？从这种角度来说，梁晓声、陆天明的反腐小说无疑隐含了某种不客观的倾向，将更多的过失推给始作俑者的民营企业家，有意或无意地为官员开脱。在思想境界上，已是落了俗套。
　　《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恐怕只是作家的一种理想寄托，或只是跌宕情节的一种需要。这乱世之中，并无一腔孤勇的热血刑警，也无铁肩担道义的国企干部，更无疏而不漏的司法监督，各人明哲保身、各安天命，已是大幸。迄今为止，唯一能约束社会人行为的，恐怕只是人的良知和天性。白发老人絮絮念叨的“不得往生”，恐怕远远比虚构的方雨林、廖红雨更能约束官员或草莽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