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军（BL）》夜茶

65、第六十五章

　　离开北京去法国的那天，北京的风沙很大，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黄黄的，刚刚吐了点绿的树木又都被蒙上了一层灰色。
　　晓军为了我在飞机上有事可做，特地帮我买了几张CD让我带在路上听，他还特地为我准备了眼罩，说想睡觉就戴上。
　　我把我的工资卡留给了他，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北京照顾好自己。他说只要留给他几百块钱就好了，说他一个大男人无论如何都不会饿死，让我放心。其实，我心里当然知道晓军在北京不会有事，毕竟我们都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是我却不想让他苦着自己。

　　晓军执意要把我送到机场，但是临出门又跟我说，在机场不允许我亲他。我笑着说，那就在家先把仪式举行完再说。在我的强行索取下，我们有了第一次白日里的亲吻，虽然是在关着门的房子里。
　　在我进安检的时候，晓军把手里的箱子递给我，就在他接触我手的那一刹那，他用食指轻轻地在我掌心抓了一下，又笑了笑。我看了他一眼，接过箱子，转身就离开了，并且直到上飞机，我都没有回头。

　　我出国之前，各种关于非典的小道消息就已经开始流传了，说广州已经很严重了，只是官方却一直没有就非典的事情有过澄清或者通报。我记得刚过完年那会，我们听说板蓝根可以预防，所以就买了不少板蓝根放在了家里。
　　我原以为，非典还会像以前的那些比如流感之类的流行病一样，会很快过去，但是没想到，非典会有那么的严重，并且给身在疫区和不在疫区的人的心灵都带来了那么大的震撼。
　　我到了法国的第二天，就从电视新闻里听说北京发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我当时看到这则新闻，还是没有觉得非典会有多么的严重，因为从国内的网上了解到的官方消息来看，非典是可控可防可治的，而且第一例病人已经被得到有效的治疗。
　　自从我得知了北京的第一例非典病人之后，因为我觉得非典不会很严重，所以一连好多天都没有关注过国内非典的事情，偶尔在网上碰见晓军，他也从不和我提非典，电话里他更是不提，并且每次都是说电话费太贵不如网上说便宜，每次就都匆匆地挂了电话。

　　我在法国的培训其实和第一次到法国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比原来接触的人多了一些，也更高层了一些，经常列席他们的一些会议。
　　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法国人和我闲聊的时候难免话题都是关于中国，渐渐地，我们讨论的话题就都和中国的非典疫情有关了。这让我很是不安，于是每天我都会密切地关注起国内的非典疫情来。
　　时间到了四月份，晓军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敢去上网了，因为北京的网吧基本都已经停业了，而且超市里已经出现了抢购现象，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因为白萝卜对治疗感冒有一定的疗效，说白萝卜的价格涨到了5块钱一斤。他叙说这些的时候，像是在说一个电影一样，口气里我听不出他的紧张，但是还把身在法国的我吓得够呛。

　　我每天都在网上关注着国内的非典疫情，晓军也会每天给我打个电话说一下他周围的情况。到了四月中旬的时候，好像是一夜之间，网上所有的声音都变了，政府开始强烈地关注起非典疫情来，并且一下子就公布了北京有好多的非典病例。我不知道那时候国内民众对此事的反应，但是身在法国的我充满了愤怒。第一个病人一下子传染十三个人的事情当时已经让我觉得难以想象，但是后来的官方漠视，民众慌乱，就让人觉得为之心寒。
　　晓军的电话开始每天好几个，并且不分时间。一向淡定地说没事没事的他也开始慌乱起来，他说超市的货架上已经空了，连桶面都买不到了，还说很多学校和单位都已经放假了，满大街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即使看到一两个人也都跟幽灵一样，形色匆匆。

　　身在法国的我，看着公司里井井有条，大街上繁华依旧，心里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我给父母打电话，他们都说万幸，幸亏我是在法国不是在北京，他们都很高兴。母亲还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在北京打工的人都回家了，还说镇上的很多路口都有人24小时把守，不让外面的人进到镇上。这让我忽然间意识到，非典不仅仅是在北京，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全国，正如国内媒体说的，非典已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场战争里，父母庆幸我可以置身事外，就连David都每天一个电话地打给我，刚开始David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说我比较幸运，出国的真是时候，避开了非典，但是到了后来，David已经变得很紧张了，甚至有些恐慌，他说公司已经放假了，而且公司里有人已经被隔离了，还说搞不好等我从法国回到北京，就见不到他了。

　　4月28号，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我接到了晓军的电话，他说他发烧了。我拿着电话，在AB公司的走廊上，当着好多人的面，着急得掉下了眼泪。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过来安慰我，那种场面像极了是在对一个失去亲人的人说，“节哀顺变”。
　　我决定立即回国。法国的同事对我的决定都表示理解，又都理性地给了我意见，说我回去也是于事无补，并且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的好多同学听说我要在那个时候回北京，都在电话里让我别回国送死，还说有可能我回来就会被隔离，根本沾不了家门。
　　我那时候已经听不见他们的建议和恐吓，第二天就办了手续，买了机票回国。
　　这些天来，所有关于非典的可怕和严重，我都是从网上看到，电话里听到的，但是自从那天我登上了飞回北京的飞机的那一刻起，我就切身地感受到了北京已经成了一个恐怖之城。那架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只有11个人，清一色的全是中国人，而且每个人的面孔上都写着焦虑和不安。

　　直到临上飞机，我才打电话告诉晓军我已经决定回国，我怕我之前告诉他，他会拼命的在电话里阻止我回去。没想到的是，即便知道了我已经身在机场，他还是在电话里低声地对我咆哮，说如果我回国他就立即从家里离开。我拿着电话，站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大声地骂着他，大声地告诉他我爱他。身边的各色人等都转头看着我，但是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在电话咆哮着冲晓军嚷，“你确定你是非典吗？”
　　晓军说，“不确定”
　　我接着大声地说，“那就好！我回去！”
　　我心里想，即使你是非典，我也一定要回去；如果你是非典，我更要回去。

　　等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机舱内的11个乘客几乎是同时打开了手机，开始打起电话，其中有两个中年男人几乎都是眼含着泪水在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
　　晓军在电话里说，他自己用温度计测量自己的体温，已经降了一些，不像昨天高烧了，说让我直接打车回家，路上不要说话，尽量要控制呼吸，听到人咳嗽赶紧离远点，要捂住嘴，最好在机场有口罩就赶紧买一个戴上。

　　那时候的首都机场，处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各人形色匆匆，没有交流，只顾赶路。
　　走出机场的时候，工作人员给我分发了口罩，让我填了好几张表格，还给我测量了体温，在问了几句近日的身体状况后才把我放行。

　　我按照晓军的指示，打了一辆车租车回家。司机把出租车的车窗都打开了，而且一路也没有说一句话。我看到出租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本车今日已消毒”。
　　三环上的车辆明显比一个多月前少了很多，仅有的一些车辆，车速都很快，像是那些形色匆匆的行人一样，目光呆滞地直冲前方。车子进入辅路，顿时一个词进入了我的脑海，“万人空巷”。那时候的北京，就是这般模样，路边的餐馆歇业，娱乐场所关门，没人逛街，没人踏青，没人娱乐。

　　我哆嗦着手打开了家门，晓军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迎接我，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我站在房间的门口，先是哄他，诱惑他开门，继而开始大声地骂他装B，让他立即把门打开，但是晓军就是不愿意出来，他先是和我好好商量，后来干脆也骂了起来，说不想两个人一起死家里，让我离他远点。
　　他最后还是惹火了我，我基本已经失去了理智，开始使劲地撞着房门。我虽然知道晓军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看着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进行着所谓的自我隔离。我满脑子都是在想，如果他真的是非典，那我也干脆非典算了，如果他死了，我也不想活。

　　晓军在我猛踹房门几脚后，终于还是打开了房门。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死啊？”，晓军打开门的第一句话，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
　　“是啊！是啊！是啊！我就是想死，和你死一块儿！”我也冲着他大声地喊。
　　“喊什么喊？喊什么喊？，我是非典你就被传染了！”晓军虽然还是在大声地叫嚷，但是已经转过头去，离开了我几步。

　　几十个小时的心急如焚几乎已经让我压抑到了极点，几脚踹门过后，几声大喊过后，我的情绪稍稍得到了释放，然而，焦急的情绪刚过，另外一种疼爱的心痛又再次袭来。

　　我一步走到晓军跟前，一把把他拽过身来，然后就是一个让他猝不及防的吻。晓军紧闭着双唇，又使劲地把我往开推，但是他的肩膀却被我死死地掰住，我的舌头也就在他的嘴唇上拼命地进攻。扭打挣扎了好意会，最终他慢慢地松弛下来，不仅是他不再推我，而且他也不再紧闭双唇，我们开始拥抱着热吻。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晓军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他一把又把我的肩膀抓住，然后死死地把我推到墙边，用力地把我身体推撞在墙上。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里面刺出凶狠的爱的光芒。他只是盯着我有短暂的数秒钟，就一下吻住了我，疯狂的吻，热切的吻，最后慢慢地变得温柔。
　　等他松开我的时候，他低下了头。我慢慢地伸手托起他的脸，我看到了他的眼里正闪烁着晶莹的泪水。我紧贴着墙壁站着，他双手撑着我的肩膀，我们四目相对，久久地望着。
　　“我要是非典怎么办？你不就也传染了吗？”晓军慢慢地说。
　　“你肯定不是，我相信”，我肯定地说。
　　“万一要是呢？”
　　“那我们一起死”
　　……
　　那天我们在墙边站了很久，也说了很多，最后我们彼此为对方脱去了衣服，在白天里，可以看得见彼此身上任何一根毛孔的情况下，互相拥抱着紧紧地躺在了一起。
　　就这样，我在法国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又回到了北京，只是谁都没想到会是因为非典而回来，而且更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晓军和我心灵上似乎变得更加相通，他明白了我爱他爱的多深，我也明白了，他一定也在爱着我，他被我逼着说他爱我，并不是在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