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烟的女人》之末

1、折烟

　　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家后院的桔子花开得正旺，一小朵一小朵连成片，风一吹，零零星星地飘落下来。弟弟那会刚学会下棋，不是单凭运气取胜的飞行棋，而是摆个谱，一环紧扣一环，步步必须小心谨慎的象棋。

　　她来找我妈，没有敲门就进来了，还嚷嚷着我妈的名字，喊得很亲切，很急。

　　我背对着她。我和弟弟谁也没有搭理她。

　　初出茅庐的弟弟哪是我的对手，他拉着我的袖子死活要搬回来。哎，我心里暗暗发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我是个做事极其谨慎，公私分明的人，爱较真，不管和长辈还是晚辈，他没少在我身边吃过亏。不过我都不承认，爸爸妈妈没少在我耳边抱怨。

　　“你就不能让你弟弟一些！”
　　“你是怎么做姐姐的！”
　　“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哪像你们俩……”
　　……

　　可是弟弟就是爱黏我，他是个过了今夕不知何夕的人，不爱记仇，随心所欲，从不为成绩苦恼。

　　他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忽地放下手中的马，我正筹划着拿炮去攻他的将军，吓唬吓唬他，好让他乱了阵脚，早点结束没有挑战意义的游戏。可是他的马不按常理地堵住我的路线。我跟他说话，他也没有理我。

　　我顺着他惊愕的眼神回过头去，愕然地看着她。

　　她穿着一件绣花的红色棉衣，手上捧着一盒AD钙奶，画着浓浓的艳妆。可是手法不熟练，眉毛画得太粗，两边粗细不匀称，嘴唇红得跟吃了冰糖葫芦似的。那双眼睛笑得很天真无邪，像她刚出生的儿子的眼神，而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四十岁成熟女人的脸上。

　　她不请而坐，笑嘻嘻地把怀里的AD钙奶拆开，分给我和弟弟，一人一瓶，剩余的又重新揣在怀里，生怕我们跟她要。

　　她清清脆脆地问我们，我妈怎么还不出来待见她。

　　弟弟放下手中的奶，厌恶地看了她一眼，我知道他是喝不下了，谁见了这样的妆容，不把吃的吐出来已经很礼貌了。他乖乖地进房写作业去了，我恶作剧地想，要是哪天我不高兴陪他玩这个无聊的游戏，我不介意出卖自己的色相，画个更加奇丑无比的妆出来恶心他一番。

　　妈妈还没回来，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瓶奶，又抽出吸管。她犹豫了一小会，捡起地上的吸管包装袋，重新把吸管装回去，塞进怀里。

　　我心里冷哼一声，不耐烦地陪着她。

　　我没有倒茶，也没有问候。后来想想，其实大可不必，命是父母给的，男人是自己选的，要你一个旁人嫉恶如仇干嘛！

　　从小我管她叫阿姨，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就是邻里之间的礼貌和尊重。她是很能说话的一个女人，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关乎她家的一草一木，她都会跟邻居争得面红脖子粗。特别是遇到年纪大的老人家。喜欢在背后嘀嘀咕咕念个不停，又没有胆量跟人当面说理，她特烦这些，说那是小人干的事，她才不跟那些小人计较。可是计较最多的也是她。

　　我当然不会注意这些，因为我当时特崇拜她。她能说会道，她在城里生活过，她有一套很精致的化妆品，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她还常常请我吃冰棍。

　　什么时候开始对她反感？可能是她嫁去日本的那天。

　　上初中的我刚刚接触历史，看到无声控诉小日本鬼子罪孽，惨不忍睹血腥的照片，接触条条款款，被迫签下的不平等条约，读到数额惊人，超过孩子承受能力的统计数目。我和班上的同学一样，开始抵触小日本，特别是我的同座，每天在我耳边神神叨叨，隔壁班爱看动漫的小男孩被邻居家的狗咬破皮了，下一届的小学妹，就是爱看日剧，上学的时候，连人带车地掉进臭水沟了，等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对“日本”这个词敏感起来。

　　她嫁过去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喜色没有眼泪。

　　我被妈妈牵着，坐在她睡过的一张木床上。床是她母亲留下的，有些年代了。木板上的油漆被时间打磨光滑，散发着岁月遗留的古木味，白色的蚊帐不知用了多少年了，有些地方都打上白色补丁。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除了这张四四方方的床，还有同色调的梳妆台。梳妆台上放满了瓶瓶罐罐，茶杯，薯片罐，几盒巧克力。五颜六色的小饰品被她用一个木盒装着。

　　她一脸平静地坐在梳妆台前，对着已经裂了一条缝的镜子发呆。脸映在镜上，像弟弟买的卡通书，被我不下心撕破了又重新粘合在一起，怎么看怎么错位。

　　一大圈跟妈妈同龄的妇女围着她，妈妈塞给我几颗喜糖，让我乖乖坐在床上不需调皮捣蛋。她也加入妇女群，谁不说女人就是一种群居动物。

　　她们把那个木盒子在台上一扣，哗啦啦地倒出里面的奇珍异宝，占满了整个梳妆台。她们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她头上安，什么蝴蝶，什么蜻蜓，通通往她的头上戴，眼看整个地盘都被动物占领了，有个穿花衣服的妇女看到自己衣服上的花纹，就挑了几多小花戴着她头上，这样看上去和谐多了。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头发可以这么任人“凌辱”的，即使我爱漂亮，爱华丽丽的衣服和头花，可是绝不多戴，因为我那时刚学到一个成语——花枝招展，是个贬义词。

　　她还是没有对镜子微笑，她好像也不喜欢这么打扮，可是她为什么不反抗？这可不像她的性格。

　　门口挤满了闲来看热闹的邻居，他们好奇地伸长了脖子，像被人拔长的鸭脖子，左顾右盼的地往里挤，排在最前面的兄弟最累，不但要顾及不要被人挤进去，还要费力地从妇女的人隙中窥视新娘。

　　那天她穿得也是这件绣花的棉衣，不过比今天亮丽更多，更有看头。还有同种款式的绣花鞋，红色的。她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过红地毯，上了大厅。

　　我被妈妈牵着手，跟在一个年轻姑娘后面。姑娘梳着两角辫子，走起路来，辫子一翘一翘的，煞是好看。她手上拎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方方正正的，插上磁带就可以播放音乐，后来才知道这款录音机其实是可以录音的，可以把自己要说的话录制进去，后来才后悔没让妈妈去借，我当时特想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啥样的。

　　录音机上播放的音乐我听不清，也不知道，但是很热闹，声音盖过了凑热闹的说笑声，增添了不少喜色。她的父亲迎出来，脸上带着笑容，可是进不了眼底。他迎上来，挤进人群，走到扎两角辫子姑娘身边，耳语几句。姑娘连连点头，把音乐的声音调小了，宾客的笑语声马上盖过了它。

　　大厅门口站着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西装革履，很严肃地站在门口。他见到新娘，终于温和地一笑，

　　他不说话，旁人也不去搭话，就这么毕恭毕敬地站着。

　　她的父亲是个皮肤黑黝黝的大汉，跟邻里相处得还算融洽。每天早晨，都能在买早餐的摊口遇到他，神采奕奕，笑呵呵地拎着豆浆跟人聊上几句，可是听妈妈说，他从来不跟他女儿聊天谈心。

　　新郎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九十度的大礼，他也装模作样地弯腰回礼，姿势别扭滑稽，惹得全场宾客捧腹大笑。

　　新娘下楼很快被他带进一辆黑漆漆的轿车里。当时村里偶尔能看到三个轮子的机动车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长着四个轮子的带着彩花的小轿车。开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不想机动三轮车，一百米外就能听到它 “噗噗”的噪耳声，小孩子放下手边的泥巴，巴拉巴拉地站在路边，目送它从身边疾驶而过，运气不好还能吃上一顿灰尘。

　　她的父亲客客气气地帮他们打开车门，摸着黑漆漆，亮光闪闪的车门，笑得更加灿烂。她还是一脸平静，头也不回地坐进车里，平平静静地离开。车子在路口转了个弯，加足马力开远了，飘起一团团黄沙。

　　大家送到村口止步，看着车子转过另一个弯，再也看不到它的尾灯才欣欣然地回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的丈夫，也是最后一次。

　　一个西装笔挺，不爱说话，没有笑容的男人，她的父亲对他的尊重，宾客对他的羡慕，他都无动于衷，喜欢弯九十度的腰行大礼。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一个严肃谨慎的日本人。

　　最后的印象是人走茶凉，他们没办酒席，没请主持，没贴喜字，一分钟前的欢声笑语好像都被他们带走了。

　　她走后，村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隔壁的老大娘咯咯地笑，她把家里的老母鸡放出笼子，她说以后她家的鸡也自由了，不用受姑娘的气了。她的媳妇图着鲜红的指甲油，一脸的不可思议，感慨同样是女人，她这辈子只能在方圆五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她却可以去遥远的日本。

　　消息很快传开了，她的父亲碍于面子，不得不出钱补喜糖，再一家一家地亲自送喜糖。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村里人开始贺喜，都说姑娘嫁了个好人家。什么是好人家？她的父亲对日本女婿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日本在这个地球的那个位置。

　　我拿着喜糖分给同座，把事情告诉她。她厌恶地把刚塞进嘴里直夸真甜的糖当场就吐了出来。还一脸鄙视地看我。没想到这丫还把小日本真往心里去了。

　　我告诉她其实那小日本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她是离过婚的，就是没有孩子，后来被她父亲接回家，不知道小日本怎么会看上她，听说两人见了面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
　　我的同座这才收回她厌恶地眼神，哼了一声不跟我计较。

　　她实在等得不耐烦，换了个地方，坐在我的对面，一只手护着她的奶，一只手拨弄着座上散乱的棋子。她问我会下吗，难不成她想和我一决高下，可是我实在没有兴趣，又出于礼貌，没有直接拒绝。她看我不热意，拿出一瓶奶诱惑我，我就起身换了个座，没搭理她。

　　妈妈回来，看到她的样子也是一脸的惊愕。她放下手中的菜篮，催我进去看书。

　　直到妈妈催我们下楼吃饭。

　　她坐在我的座位上，不时地用筷子戳戳饭桌上的菜，看到我们下楼，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饭。宾主互质，难不成她把这当自个家了！

　　妈妈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对客人要礼貌，换个座位坐。再傻的人也看的出她现在的问题，我和弟弟平时调皮捣蛋惯了，可是每逢佳节去亲戚家做客，吃饭的时候都要等主人家坐下了才开始动筷子。她这么大年纪了，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
　　吃饭的时候，她很开心，妈妈给她夹什么她就吃什么。把嘴巴塞得满满的，高兴的时候，还说上几句谢谢，然后就会有米粒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桌上，她的腿上，到处都是。

　　弟弟今天特别的乖，谁不知道，他在家吃饭是最慢的一个，妈妈刷好碗，他都没有享用完，还说吃饭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能过于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理由一套又是一套。他头也不抬，匆匆地扒了几口就上楼了。

　　我还在为刚才那事生闷气，食不知味，所以吃得特别慢，还不时地用眼狠狠地瞪她。

　　吃晚饭她还没有告别的意思，拉着妈妈的手，坐在她的身边。她语重心长地对妈妈说，说我妈妈太傻，怎么也应该享受享受人生，怎么这么早就生了两个小孩。她还感叹，她现在多自由，一个人无忧无虑，不用为吃喝发愁了。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怀里的奶不见了，急着跟热窝上的蚂蚁似的，我把她的宝贝塞进她怀里，她这才安心。

　　她竟然说我和弟弟是多余的！也不想想自己应经是一个五岁小孩她娘了，怎么说自己没孩子呢。

　　她的父亲上面来找她，她看到她父亲，一脸惊恐，慌忙躲到我妈身后。我们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的父亲，她父亲尴尬地笑笑，替她女儿赔礼，说了几句客套话。

　　她小心翼翼地从我妈妈身后探出脑袋，紧张地揪着妈妈的衣服，瞅着她父亲。

　　妈妈再三打量了她父亲，他还是一脸谄笑，摊摊手，表示他本没有上面恶意。她这才让开身，小心翼翼地把她从背后请出来。

　　他父亲拉着她颤抖的手，再次跟我们道谢才离开。我忘不了她那双依依不舍眼睛，无助，惶恐，期待。后来我才明白她是期待，希望我们把她留下。

　　她走后，妈妈叹了一口气。

　　妈妈说，这是她第三次犯这个病了，也不知道什么病，后来我在医学书上知道，人们管这个叫做抑郁症。

　　她小时候就有过轻微的抑郁症。那时她还没有出嫁，豆蔻年华。

　　那时候她家还没有建起高高的围墙，我没有繁重的作业，刚上小学两年级的我，吃完饭，最喜欢坐在水缸旁，后背贴着水缸，凉凉的，数着天上的繁星。

　　又是一个普通的夜晚，星光熠熠，偶尔有一闪一闪的飞机划过寂静的夜空。我听到从她家传出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地哭声，好像刻意忍耐着，憋着，用手捂着不让发出声音。然后门就开了，声音彻底传开了，在这平静的夜里特别的刺耳。她父亲不停地叫骂，横眉冷对，视她如仇人的侮辱。她跑出屋子，站在高高堆起的麦秆上，手里护着什么。

　　她再也憋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引来了不少左邻右舍，大家纷纷上前抢下她父亲手里的鞭子，安慰她。

　　我被妈妈赶到屋里，她不许我出去，把我锁在屋里，自已却过去看个究竟。

　　我贴着墙壁听那头的动静，听不清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还夹杂着狗吠声和竭斯底里的猫叫声，我不能分辨出哪个声音是她的，哪个声音是她父亲的。

　　直到我快要睡去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她替我盖被子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好像听到她的叹息声，回头跟爸爸说了几句话，出去了。

　　从这次以后她变得很安静，没有到处乱跑，怀里捧着一个旧得都打了补丁的布娃娃，坐在门槛上怔怔地看着匆匆路过的行人，脚边还有邻家大娘的不识抬举总是把头高高昂起的公鸡，在她脚边转悠，时不时的抖抖身上的羽毛。那时候，老大娘家的媳妇刚过门，闲着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拉她打个牌消磨时光，可是现在只能对着她叹气，三缺一，心痒又无奈。

　　有些事就是这么奇怪，她没有去医院看病，而病却好了，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她更加努力地生活，她跟我们说，她那几天不知怎么的，就是荒废掉了，什么也不想做，现在有精神了，得赶紧挣钱。

　　不同于第二次结婚，第一次结婚，她很开心。

　　结婚前天晚上，她来我们家，笑得无比灿烂，好像中了彩票似的。她拢了拢她一头飘逸的长发，说，她以后再也不用受她父亲的气了，她可以离开这个家，离开她的父亲，离开她的弟弟，再也不用花自己的零钱给她弟弟买零食吃了，她可以有自己的家，最重要的是她可以被人疼了。

　　她出嫁的那天，我要去学校报到，第一天上学，不让请假。妈妈把我送到学校，跟老师匆匆交代了几句就回家了，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从后门的门缝里，我看到妈妈急匆匆地骑着脚踏车的背影，我就知道她去参加她的婚礼了。

　　从这以后，她很少回家，可能由于我上学的原因，很少看到她。

　　提起她，我妈妈很开心。她好像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找到了一个能把她放在手心上的疼的男人。

　　她找到她精彩的人生，从那天起，曾今发誓不为家里买任何东西的她，第一个春节回家，载了满满的一车礼品来看她的家人。没留几天，就回家了。

　　她的弟弟不读书了，好像是被学校给退了。

　　我啃着肥肥嫩嫩的玉米，很是得意地跟妈说：“你老念叨他学习好，能上城读书，现在不是也被赶回来了嘛！”

　　妈妈喂弟弟吃饭，头都没抬：“你现在看不起人家，你要是自己有出息，将来考个大学让我瞧瞧。”

　　我哼了一声没说话，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走出这个村子，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然前提是要考上城里的学校。

　　他的弟弟白白嫩嫩的，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那种，哪经得起风吹日晒。她的父亲牵着他去田里收麦子，没几天下来，上吐下泻，折腾得她父亲三更半夜出门拖着他去看医生，还把我家的小花惊醒，也狂吠了好几小时，以至于我没有睡好，早上上学差点迟到挨批。

　　麦秆叠高的那年，她回来了，一个人回来了。

　　听说病又犯了。

　　我每天上学进过她家门口，总能看到她坐在高高的麦秆上，眼神空洞，眺望着东方的一线阳光。嘴里神神叨叨，也不知道在念叨些什么。

　　她的嘴角有淤青，黑黑的一块，她每次说话的时候，嘴巴张得大些，牵扯到淤青，就会龇牙咧嘴，然后伸手拍拍怀里的布娃娃，像哄孩子似地拍着娃娃的身子。

　　一天晚上，邻居大娘按例呼唤公鸡回窝，清点的时候，发现长得最壮的一只公鸡不见了。白天左邻右舍都出门干农活去了，就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老大娘一口咬定，就是她把她家的公鸡藏起来了。

　　当时的她哪有什么攻击性可言，能把事情解释一下已经很好了，可是她什么也不反驳，嘿嘿地冲大娘笑，天真烂漫。

　　大娘急得指着她的鼻子骂：“傻子就是傻子，难怪生不出孩子，被你家男人赶出来了，还笑得那么开心，知不知道自己头上的绿帽子有多高，还笑！你到底把我家的鸡藏哪里去了，要是被我发现……”

　　后来她的丈夫再也没来接她回属于她的家。他的父亲更加来气，都说嫁出去的女人如泼出去的水，哪能收回来，怪她不争气，都三年过去了，肚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哪户人家敢要她。脸皮再厚，他也不能把她甩在人家门口，威胁人家。他打碎门牙往肚子咽，只能把气出在她身上。

　　他拽着她去干农活。炎炎夏日，大娘家的公鸡都无精打采地窝在阴凉处打盹，柳树上的知了都懒得叫了，她戴着厚厚的草帽经过我家门口，妈妈叫她进来喝口水。

　　一瓢凉水呼啦啦地进肚，她擦擦嘴角还要一瓢。脸颊被烈日晒得发红，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脸部的纹理流下来，滴在她露了大拇指的布鞋上。她跟妈妈说了声谢谢，眼睛亮亮的。

　　原来她病好了，健健康康地站在我们面前，又是一个勤劳肯干的小青年了。

　　再后来，听说她去城里工作了。在灯红酒绿的城里租了自己的房子，她说，如果我上了城里的学校，就请我去她住的地方，她请我吃冰激凌，带着巧克力的那种。

　　可是没有机会，等我去城里上学的时候，她在前一个月认识了那个小日本，她退了房子，回到老家安安心心地等着他来迎娶。

　　漫长等待的一个月，她成熟了好多。总喜欢躺在竹椅上，点上细细长长的香烟，熟练地吞吐烟圈，喜欢穿着无懈可击的高跟鞋，很少出门，可能是马路上的石子，穿着高跟鞋不好走路。

　　但是我很喜欢看她抽烟的样子，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一个老年人体现自己的修养，就会为自己泡上一壶清茶，飘着淡淡茶香，而我们村的老年人，都喜欢为自己斟上几两烧酒；一个女人看上去要有韵味，就是像她一样，夹着一支燃着的香烟，轻烟缠绕，而我们村的妇女一到她的年龄，已经把自己练成赌场老妖，身上散发的就是铜臭味。

　　她把从城里买的烟全部抽完了，迎娶她的人也到了。

　　最后一次看到她抽烟时，她的儿子已经三岁了，混血儿。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国姑娘和一个矮矮胖胖的日本男人生出的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

　　小男孩头上有五个漩涡，弟弟很好奇，发现新大陆似地围着他转，抓着他的头，不停的探究，希望奇迹能发生，在角落里发现第六个。

　　她就在一旁跟我们唠叨，说生孩子是多么痛苦，养孩子是多么费神费力，抱怨日本人吃饭的习惯，埋怨她的婆婆看不起她。不过她还是很开心，只要她的丈夫对她好，什么都好。

　　她的烟瘾犯了，就顺手抽出一个烟。我家没有人会抽烟，所以也没有烟灰缸，妈妈找了个破罐替代。她熟练地把烟折断，去掉烟头，啪的点上，畅然地吸上一口，熟练得吐出烟圈，身子悠然地向后仰。她说，在日本特寂寞，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丈夫工作忙，不能做她的翻译，自己又学不来，就喜欢待在房间里抽烟。

　　说起日本，我最感兴趣的是樱花，代表浪漫。就问她去看过日本樱花吗，是不是像电视上播放的，大片大片的往下飘零，站在樱花树下特浪漫。她摆摆手，她没有去看过，她说她的丈夫日出晚归，没有时间陪她去看。一次她一个人实在是闷得慌，悄悄地溜出去看，差点迷路，回来还被她婆婆数落了几句，从这以后，她再也不敢独自一个出门了。她指指我家的后院，说，樱花应该跟桔花差不多，就这么几片花瓣，没什么看头。

　　她父亲很喜欢他的外孙，天天载着他去集市逛，买好吃的冰糖葫芦，背着他去看中国的国粹——戏剧。她的丈夫因为他们母女俩，还特意请人在她的老家盖了一所小房子，面朝清湖，夕阳西下，荡起粼粼波光。

　　房子挡住了夕阳，大娘晒被子晒不舒畅，憋着嘴不敢多说，气打不出，就喜欢闲言闲语，说，那小杂种不知道是不是她生的，跟中国男人三年也没看到孩子的一根毛发，现在倒好，跟了小日本，不到一年，就能生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娃。

　　小孩子学语言就是快，不到一个月，他都会说上几句当地的方言，吃饭，睡觉，尿尿。不过我和弟弟不怎么喜欢他，他们来我家，他把我的墨水碰翻了，害得我交不了作业，被老师批。所以一看到他，我都会把自己的学习用品藏得好好的。弟弟也受过不少苦，他最爱收集各种纸牌，什么龙珠的，圣斗士的，然后按顺序把它们整理好，缺一不可。可是小男孩把他的几张最宝贝的牌撕破了，气得他一天都没吃饭。

　　后来，小日本终于把他们母子俩接走了。她拉着我妈的手，说不知何时才能见，她每次出国，签证就要一个月，还要花费好多钱买礼物，她的婆婆不喜欢。

　　我问妈妈，这次那个日本人还会不会再来接她回家，还会不会要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日本人不是最重男轻女，女人的地位永远是最底下的，更何况是一个中国的女人。

　　妈妈肯定的点点头，她说，那个日本男人不傻，他不会不要他的儿子！

　　这次她的病没有好，她的丈夫来电话，拜托她父亲把她送到机场，一定要她带上孩子，他会在日本机场接他们。

　　那天早上七点天才渐亮，一直保持灰蒙蒙的状态，八点的时候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她抱着她五岁的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在刚修建好的柏油马路上。她的父亲背着她的行李，撑着伞，跟在她的身后。

　　雨越下越大，模糊了他们的身影，只有孩子哼哼唧唧的声音飘散在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