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久美子》修瑞书

2、二 初次谋面月老牵 徐徐袅袅醉难捱 当我气喘吁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前，从里面传来了一阵生硬的杂乱无章的日语。我还是迟到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日语口语课，开课时间是晚上的六点半，我迟到了十五分钟。本来从公司到这所日语学校不过就是五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如果途中顺利，还可以挤出吃点东西充饥的时间。可世间事往往就是如此，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正当我整理好一切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一瞬间我本想暂时作失聪状一走了之，可无奈当着其他同事的面还真有些做不来，而且电话铃声也是愈发的急促，无奈之下只好抄起了听筒。
　　刚把听筒抓起来，那边便传来了“猫西猫西”的日语。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哟，没想到还是个国际长途。最要命的是我虽说自学了两年的日语，半路也上过一个四十几天的速成班；可是现阶段的日语实际水平仅仅听得懂极为有限的一些基本对话，说更是极具难度，得寻思半天时间才能憋出一句话来。要了亲命了，这可怎么办。我有些不知所措，但电话的那头仍是一个劲的“猫西猫西”。没办法，老这么“猫”下去也不是办法，招呼还是要打的，我费了很大的劲挤出了一句：“哈依。”
　　教室里坐着六个，黑板前站着一个。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子汇聚到我身上，很明显任我多么蹑手蹑脚小心翼翼，还是打扰了授业中的各位。黑板前站着一个身形有些消瘦的女孩儿。我想不出意外的话，她应该就是教这个班口语的日本外教。
　　“对，对不起，来晚了。”我冲她机械地笑笑。她也对我报以微笑，用手示意我入座，嘴中轻轻地说了句：“请。”我赶紧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总算是可以喘口匀乎气了。
　　下了公交车，我这顿玩了命的跑啊，差点儿没把心肝肚肠颠出来。本来也想狠心打个车，可以不必如此狼狈，但很不走运，让我碰上了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的出租车是城市里最紧俏最炙手可热的商品，往往“有活人无空车”，即便碰上一辆空车，某些司机大哥大叔们还要拷问一下你的目的地；如果你如实相告，碰见那种比较“狠”的基本没戏，一溜青烟的一骑绝尘而去，留下你那张失望无奈的脸；就算上得了车，多半也得几个人合乘一辆。这样也不错，或许可能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邂逅到自己的红尘伴侣，上演一段传世的出租车爱情故事。
　　综合利弊，权衡得失，我最终放弃了与另一半相遇的机会，老老实实地挤上了公交车。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松冈先生，就是下班前电话那头“猫西”个不停的日本人。他是东京一家商社的业务主任，年龄大约三十五六。此主任非彼主任也。开始我也误认为是和国内的“某办公室主任”一个意思的主任，经前辈指点后才得知，其实就是一个比普通科员稍大一级的职称而已。
　　自从与日本人打交道以来，感觉日本公司和社会的等级制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公司和日本多家公司有着业务往来，说白了就是给人家加工产品。我们干，他们买，我们出力，他们出钱。日本人对于工作的严格和敬业虽然带有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但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上下级森严的等级意识和服从意识也令我咂舌。
　　记得有一次，因为日方图纸的错误，导致生产了一大批废品，严重耽误了交货期。那家日本公司马上派人过来解决问题。经过双方核实后确定实属日方单方面的错误，并且我方事先也提醒过对方，但日方的负责人始终没有加以改正，最终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后果。日方派过来协调此事的最高领导者，那个五十多岁矮胖矮胖的平日里面容和蔼的科长，当着我们的面拿着厚厚的图纸狂砸了出错的那个日本人的脑袋四五下。其力度之大、声音之响、气势之雄伟，让我们在场的中国人瞠目结舌，不知是该出手相劝还是该击掌叫好。胖科长一边猛砸一边大声训斥。虽然我听不太懂，但不用问，肯定是最为严厉的叱责之词，说不定还夹杂着难听的脏话。我的天，这个平日里的笑脸弥陀佛，活脱化身成了我们眼中的凶神恶鬼。
　　最关键的是那个被打被骂的日本人，真的如平时影视剧里看到的日本老兵一样：不躲不闪，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嘴里大声喊着那句著名的“哈依！”任凭自己的前额红肿，头发凌乱，头皮屑在空中如雪花般上下翻舞。太邪乎了！这一切超出了所有在场中国人的理解范围。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好的就是“面子”二字，如果换作是我，还不跟他拼了老命才怪！但后来仔细一想，也许这两个日本老哥是给我们演了一出巧夺天工的双簧，就是故意砸给我们看的。确实，经他们这么一出“苦肉计”，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过多追究什么了，返工就返工吧，再这么整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我们都被他们的工作态度所折服，忘记了提任何的赔偿事宜。高，实在是高，这就是传说中的水平。不管怎样，那一次我是真开了眼，长了见识，也深感在日本讨生活的艰辛。
　　虽然我努力想模仿日本老师的发音，可一张嘴便发现自己的发音是多么的低劣，而且也听不全她口中的日语。偷偷听听其他人的发音，都挺像那么回事儿，有鼻子有眼的。后来一打听，其他人的日语水平确实比我高出不少，至少学习年头都比我长。这个日语口语课的水平已经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不太扎实的基础让我在练习会话时捉襟见肘。不到三十分钟，我的心思就开始烦乱，注意力逐渐松散下来。影响注意力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个站在前面一板一眼教我们发音的日本老师。
　　参加工作后，我便被分到了日韩地区销售部中的日本小组，和日本人打起了交道。两年过去了，期间本来有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机会，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两年里来公司出差谈业务的日本人中居然里没有一个女的，全是大老爷们，说起来也够邪性的。好不容易和日本人一起来个女的，还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女翻译，中国人。难道日本女人真的是全闷在家里，相夫教子，踏踏实实地当自己的家庭主妇？当然，每次去机场接送日本客人，都能看见不少的日本女人，有风华正茂的，有徐老半娘的，有美丽漂亮的，有刚过及格线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和日本女人说过话，打过交道，共过事。日本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何种禀性，哪种感觉，我是一无所知。所以眼前的这个日本女老师是我真正意义上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个日本女人，既然是第一个，那自然是充满了新奇和兴趣。
　　可是不到半节课，我就没了新奇和兴趣，取而代之的甚至是乏味。因为除了她口中的日语我听不懂之外，其他的我没看出任何与其他中国女孩儿不同的地方来。她的汉语水平可以说和我的日语水平差不多，如果有谁情急之中用汉语向她提问，她往往只能报以抱歉的微笑。她的名字叫久美子，三个月前才来到中国，在市里的一所大学学习汉语，也就是留学生的干活。
　　据她自己介绍，来中国之前，曾在东京的某公司里工作过两年，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的教学工作，今天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母语给中国人上课。她的授课确实显得青涩，信心和经验都不是很足。即便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反正大家想练的就是口语，又不是要死抠文法，就算是个日本文盲，教我们估计也是绰绰有余；再者，像久美子老师这样肯出来教日语的日本人也不是很多，不说凤毛麟角，也差不多。倒不是日本人架子大或故作清高，只是因为这份工作的报酬对于大多数的日本留学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由于物价等原因，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生活，至少在经济方面会比日本国内来得轻松许多。我估计这位久美子老师也多半是闲来无事，找此事打发时光罢了。
　　一节课一晃就过去了，我基本上只听懂了一半。想想久美子老师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国度，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要生活和学习，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她的脸上也流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想必也和我一样渡过了一段煎熬的时光。
　　我们纷纷收拾东西与她打过招呼后匆匆地走出教室，因为时间已是晚上的八点半了。其他六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上班族，因为工作中都要使用日语或者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将来的前途花钱来练习口语。久美子老师虽然显得疲惫，但却没有着急走出教室，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打了招呼，道了晚安后，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经过她的身边时，向她点点头，生硬地说了句“再见。”她的身高不高，也就一米六二的样子。她仰起头向我浅浅一笑，倒是用汉语说了句“再见。”她笑起来时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配上红润的唇倒也可爱。

　　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忙。电话里“猫”个不停的松冈先生来中国出差，第二站就到了我们公司。那天，松冈先生就是为出差期间的工作计划打电话来的，可是最终我和他也没能沟通明白，区区几个小问题让我俩抓破了天说破了嘴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隔天由他们公司的中国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过来才搞明白。
　　这是松冈先生第三次来，每一次我都会有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那就是把人事不省的他拖回酒店，推倒在床任他睡死过去。松冈这哥们儿虽然来过中国十多趟了，但对于白酒仍是没有产生丝毫的抗体，沾上就醉，醉了就倒。当然这也和北方人的饮酒习惯有关，举杯即干，不醉不休。其实几瓶啤酒还是抗得住的，但就是这“万恶”的白酒让他屡战屡败。据他说，日本人很少喝这种度数在四五十度的烈性酒；即使喝也多半是加水加冰掺着喝，小口品酒。可热情的北方爷们儿哪管你那套，拉过一个来就最低整个半斤八两的，非得喝倒、喝瘫、喝死拉倒，否则无法体现出彼此的深厚感情；而且更要命的是点了一大桌子的山珍海味却根本不让你吃，两分钟一干杯，两分钟一干杯，最后基本啥也没吃明白便突然失去记忆，轰然栽倒。松冈先生说他最发憷的就是来中国的北方出差，虽然中方的好客和热忱让他极为感动，但无奈身体受不了，每次都喝到失忆、失态、失身，俗称“三失”。他脸上那股“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和凄凉让我忍俊不止，又觉得他是在夸大其词。
　　这次也没能出现奇迹，松冈先生再次倒在了中日友好的酒桌上，而且比以往每次醉得都厉害。原因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来了，由于那位自称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所以松冈先生就不得不把他那一份也代替喝了。我看着逐渐进入状态的松冈先生和他那越来越白的脸，实在不忍再看下去，暗自感叹如果没有一身的好酒量，是无法在领导身边混得开的。
　　酒喝得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松冈先生也是一如既往的人事不省，我的生活也是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此时的我，久美子，都想象不到彼此会闯入另一半的世界，并从此成为其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伙伴，倚靠在一起欣赏沿途不断变化的风景，目送一个个的大小站台远去。

　　季节渐渐进入深秋时节。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上的叶子也全部被染成了金黄色，有些因精力的干涸而枯裂残缺；阵阵秋风袭来，纷纷洒洒地飘零下十几片、几十片，打着转舞出生命中最后一段独舞之后，摇摇坠地。就算是悬于空中的太阳，也没了春时的勃勃生机和夏日的灼热激昂，懒洋洋地射出吝啬的光芒，浑身的慵懒无力。
　　周六和周日的日语口语课安排在下午。本来按照学校的原意准备定在上午，可在我们的一致要求下修改了时间。班里年龄最大的是一个姓张的年轻妈妈，我们都叫她张姐，三十五岁，有一个四周岁的可爱女儿。她在一家日资企业做财务工作，眼见其他同事的日语都比自己好，而且比自己既有年龄优势，又没有拖家带口的额外负担，越来越感到深深的危机感。她和丈夫都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地人，她俩的老家距离城市大约一百公里左右，祖祖辈辈都是务农人。那个地方我曾经路过一次，地点比较偏僻。其实农村和农村还不一样。像城市南边的大大小小的临海的渔村，由于守着这么一个资源丰富的宝藏，只要肯付出辛劳，不管是出海打鱼还是搞养殖，收入都是很丰厚的；而她俩的老家则在城市的北边，地点又很蹩脚，交通手段直到现在还不太发达，几代人老老实实在土里辛勤耕作的结果却只能换来糊口的粮食和微薄的收入；即便近几年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收入有了提高，但还是属于相对滞后的地带。
　　张姐和她丈夫是一大家子人的节衣缩食才供出的大学生。毕业后虽然得以留在城里安了家，但由于底子薄，基础差，负担一直很重。她俩都得“没完没了”地帮助尚在老家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上的援助。这些都是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闲聊到的。我能体会张姐和她丈夫身上的那种压力，更能理解她为什么要来进修日语口语。她太需要眼下的这份工作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支撑了太多的东西。她输不起。
　　久美子老师今天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大衣，格子呢的裤子，脚蹬了一双暗红色的短筒皮靴。自第一次课之后，我再也没有迟到过一次。每次上课，久美子老师的穿着打扮都不一样，衣服没怎么见重复过。单从长相来说，她并不是那种天生丽质，归拢不到漂亮的一类。但她和其他日本女人一样，都很善于化妆打扮，对自己的形象很重视，妆也画得很自然得体，与自身的自然条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舒服得体的感觉。
　　我每节课前都会先预测一下她今天会以何种形象示人，在哪些方面会有新的变化，俨然成了课前的必备事项。平时课间休息时，久美子老师也会加入我们当中，她会被围在中间，被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话题基本上集中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她在这边的留学生活上。如果她说的日语大家理解得不透彻，久美子老师则会改用不太熟练且很有限的汉语再作以解释。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像我这种水平较低的人往往得经过他人的补充说明才能完全搞懂谈话的内容，而有的人则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日语。
　　久美子老师的性格不错，不管大家的接受能力如何，会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会尽量放慢语速并尽量使用我们已学过的词汇和说法，从不嫌麻烦。经过几节课的实战锻炼后，她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上课时的自信也强了很多。她对于课程的准备极为认真，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备课笔记，黑色蓝色红色的将不同部分和重点标注得清清楚楚，有时还会加上一幅自画插图，惹得两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儿连呼可爱精致，爱不释手。

　　天气愈发凉了。又是周六，午饭刚过，我就收拾好东西出了门，准备利用口语课之前的时间先到书店转转。我比较喜欢书店里的书架上堆满各式书籍的感觉。走到一个地方，拿起一本随意翻看，三两眼过后，勾不起兴趣便立刻放下，朝下一个地方走去；无意间偶遇到一本好书，就会如获至宝一般捧在手里不愿放下，就是喜欢那种突来的惊喜和感动。
　　走在街上，每个人都有些蜷缩着身子前行，在不时卷过的寒风中脚步匆匆。今天除了上课，还有另外一项上周决定好了的活动，那就是下课之后全班人和久美子老师一起去吃火锅。我们班已经增加到了八个人，但明显的阴盛阳衰，六女二男，有些比例失调。除我以外的另一个男的姓赵，和我同龄。老赵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程师，说是明年要被派到日本那边工作，所以跑来加强自己的口语能力。这项活动就是老赵提议的，他说大家在一起学了有一段时间了，久美子老师教得也辛苦，一起吃个饭，增进一下感情，也算是阶段性的答谢一下久美子老师的辛劳。他的提议被一致通过，经过协商了每个人的时间表后，便定于今晚实施。今天也确实是个吃火锅的日子，早晨起来天气比昨天陡然冷了一大截，好像老天知道了我们的安排，特意为我们创造合适的氛围似的。这个天气里，和朋友一起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边，吃上一口在浓汤里一滚即熟的嫩羊肉，喝上一口冰镇啤酒，那真真叫个惬意人生。
　　华灯初上，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走进了预约的那家火锅店。步入二楼大厅，香气扑鼻，肉美酒香弥漫，杯盘交错间一幅盛世祥和之景，几乎每个人的脸在酒精和袅袅升起的水蒸气的润泽和抚慰下都是红红的，润润的，泛出健康的色泽。这家火锅店是市里最大的一家，有四层的楼高，二楼以上全是包间。进入秋季以来，每晚都是爆满，一楼接待处设的等候位子上都会坐满焦急等待的食客。
　　不少外国来旅游或公事的客人也会慕名而来，经常在晚饭时间能看见自远处一辆大巴驶来，于大门口缓缓停下，而后从车上鱼贯而出十几或几十位外国游客，日本人，韩国人，还有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以我们今晚的人数本来可以定到一个中型包间，但大家一合计，还是坐在人声嘈杂热气腾腾的大厅里吃才最有味道、最正宗，比闷在包间里独乐更有趣。
　　久美子老师进门后显得很兴奋。她是第一次吃火锅，眼神里流露出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新奇和兴趣，此时正捧着菜单研究个不停，试试自己能看得懂多少。大家七嘴八舌地将酒菜要好，久美子老师表示完全听从我们的，不管点什么她都会尝试和挑战。
　　这顿饭可以说吃得酣畅淋漓，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本以为只有我和老赵两个男性，势单力薄，在女性世界里无法兴风作浪，所以这顿饭会吃得比较闷。可不曾想，班里两个年龄最小的平日里总玩在一处的“小姑娘”，酒量却大得惊人。刚开始，我和老赵由于觉得满桌基本上是女性，也摸不清这里面的水深水浅，所以象征性地先要了六瓶啤酒。可一喝上就傻了眼，这两位“小姑娘”绝对是举杯就干，仰脖就倒，那气势完全是巾帼英雄的派头。
　　更加雪上加霜的事情还在后头。老赵不知是喝得一时兴起，还是发现久美子老师一人独饮有些孤单，便举杯向坐在对面的她敬酒，表示这一杯要按照中国喝法，一饮而尽。双颊已经绯红一片的久美子老师面露难意，表示这种强制性的喝法自己不是很适应。这一来可捅了马蜂窝。因为今晚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久美子老师，虽说她和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同龄人，但终归是女性，还是日本女性。那两位兴头正浓的巾帼英雄不干了，她们觉得这是老赵在欺负她们可敬的日本女老师、日本女同胞，如果再上升一个高度的话，则涉及到世界女性权益的问题。
　　于是乎，她俩在桌上其他女性的“撺掇”下，跳出来替久美子老师打这个国际抱不平。“服务员，上酒！”好家伙，一时间，酒桌上形势陡变，风卷云起，两位巾帼英雄准备和有些托大的老赵一决雌雄！（按理说她俩是雌，老赵是雄，也没什么可争的）老赵一看风紧，但却没有扯乎，哇呀呀怪叫着迎了上去。最缺德的就是老赵虽然热血沸腾，却没有神志不清。他也听说过“敢上酒桌的女的都是海量”这句警世名言，极不地道地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大吼一声：“哥们儿，并肩子上！”
　　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盘盘鲜美的牛羊肉被他人送入嘴中，一颗颗滑嫩的鲜鱼丸离我而去，甚至连一片囫囵个的菜叶我都捞不着！我凭着尚存的意志力寻找到那盘被人遗忘的花生米，颤抖着夹起一颗，哆嗦着送入口中，全身心地咀嚼，口腔顿时弥散开一股从未有过的香甜。空瓶子越堆越多，久美子老师的双眼也是越瞪越大。她也搞不懂事态为何会演变成这个地步，也很后悔当初为何不拼力喝下那杯酒，以至于现在这顿火锅宴已经和她这个主角没什么关系了，想必她也学到了一条在中国生存的人生哲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出得火锅店，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很庆幸，我和老赵都还活着。在每人喝下第九瓶时，老赵大喊一声，赢得满堂的喝彩：“不要再喝了！”对面的两位女侠微微一笑，用葱白剔透的玉手将酒杯缓缓放下，轻启玉唇，说了一句：“服不服？”服了，心服口服全都服。这顿颇具喜剧色彩的晚宴终于收场，看得久美子老师是心惊肉跳。
　　我虽然喝得也是肚子开始发胀，脑袋开始发晕，却好在并无大碍。再怎么说，也是第一次和久美子老师吃饭，说什么也不能有任何不雅的行为以致贻笑大方。大家按照回家路线，分别打了三辆出租车，道过晚安后便分手了。久美子老师现在住在大学的留学生宿舍里，恰巧和我顺道，于是我俩就上了一辆车。一路无语，我沉默，久美子老师也沉默。这个城市说大也大，说小不小。车子在略显空旷的马路上飞驰过两个街角后，便来到了久美子老师就读的那所大学。
　　久美子老师下了车，我透过车窗向她挥挥手，她也向我挥了挥手，她独自一个人站在冷清清的大门前显得孤单，车子随即驶离。我无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她仍站在那里，身影越来越小，直至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从早上开始，我就马不停蹄地一直忙活到午饭时间，连一丝喘息的功夫都挤不出来。由于日方对图纸作了临时更改，导致生产不得不推翻重来，闹得上上下下的意见很大；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日方也一直承诺派生出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们支付，只要求能够按时保障交货期。我拿着日方新传真过来的图纸跑到车间，和生产车间的几位负责人商讨。他们看过图纸后，一致表示因为改动太大，在之前约定的交货期内是肯定无法交货的，有些新零件的资材还要重新调配，时间上肯定来不及。
　　电话那头的松冈先生一听就急了，带着哭腔拜托我一定要多多沟通，说什么也要拉“兄弟”一把，因为这次更改完全出自松冈先生的工作疏忽。由于是新开发的客户，如果能够顺利保质保量交货的话，以后的订单量将很可观。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又已经和对方签订了合约，那对于日本人来说，说什么也要履行合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信誉对于他们来说，有时比生命更重要。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脑袋被图纸砸得怦怦作响的日本人来，心里十分同情松冈先生现在的处境。
　　可是由于临近年底，生产部门本来就排满了很紧凑的生产计划，一环扣着一环。如此突然大的变故，一时确实没有办法进行调整，于情于理都占着明白。这一下，我就被双方夹在当中，承受着来自双方的压力。我既知道生产部门的苦楚，又十分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松冈先生一把。说穿了，这单货搞砸了，我自己也得不到半点好处。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苦于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整个下午脑子都是胀胀的。
　　要说灵感这东西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四点钟左右，突然一个可行的想法浮现出来，我差点从座位子上跳了起来。事不宜迟，我连忙将自己的想法草草地总结成文，拿着它拽着我的部长跑到了生产车间。经过几位现场负责人的斟酌，认定我的想法确实可行，生产这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剩下的就要得到日方的同意了。因为这个方案也需要日方做出相应的让步，只要他们能够同意，就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匆匆返回办公室后，我连忙打电话到松冈先生的公司，却被告知松冈先生不在，而且那个唯一会说汉语的中国职员也不在公司。我听了个大概，好像说是松冈先生午饭后就急匆匆地坐着新干线去那家新客户所在的另一个城市商量解决方案去了，而那个中国职员这两天则陪着副社长去了韩国！我这才想起那个个子不高的中国女人是朝鲜族。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往松冈先生的手机打电话也不接，就算是接了估计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第一次如此切实地感受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也恨自己的日语水平太低。
　　正当我焦急不堪之时，突然眼前一亮，又有一个救急的办法浮现眼前。对面墙上的挂钟指示在五点一刻，我连忙抓起皮包冲出了办公室，飞奔起来……
　　从这一刻起，我和久美子的距离突然拉近，彼此的关系开始不断发生变化，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