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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遇 京城十二月 ...

  •   京城十二月的夜里,进修生宿舍的暖气烧得很足,窗户上结着一层薄雾。我住在四楼最里面那间,四零三,两个人一间。前一个室友是超声科的,进修结束搬走了,空出来的床一直堆着我的书和一个旧的收音机。
      那个收音机,是我从霁州带来的。走之前,我妈说“收音机?带它干什么”。我说“听广播”。她说“这年头谁还听广播”。我说“我听”。她没再管,只用小纸盒把收音机装了进去,塞进我的箱子。
      来京城进修,是医院给的名额。肾内科一个,呼吸科一个,同一批。我们医院小,能拿到这个名额不容易。主任找我谈话的时候说“你去,学的是诊断思路”。我说“操作呢”。他说“能看的看,能上手的上手,不能碰的别碰”。我把这句话记了一路。
      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有人敲门。
      我开门,看见一个女人站在走廊里,脚边一只银灰色行李箱,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包。她比我高半个头,头发扎得很低,穿一件深灰大衣,鼻尖被风吹得发红。
      “四零三?”她问。
      “嗯。”
      “我姓宋,今天刚报到。后勤说安排在这间。”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看见那张堆满东西的床,停了一下,把行李箱立在墙边,说:“我睡哪张?”
      “靠窗那张。”我把书搬下来,搬到自己的书桌上。她伸手接了两本,放在地上。她的手很稳,虎口有一道旧疤。
      “你是肾内科的?”她看见我桌上的交班本。
      “嗯,进修的。”
      “我也是进修的。”她说,“听说这边老师查房很细,一台气管镜能从开始讲到关镜子。”
      “是这样。”我说,“科里老师一个肌酐为什么升,能问三层。”
      带我们的老师,比我们高出一大截。同一个疾病,他们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层次;同一台操作,他们能拆成十几个动作。来京城进修的,学的就是这些。
      她笑了笑,把箱子打开,拿出一床叠得很整齐的床单。我继续收拾,把那收音机放到窗台上。她看了一眼,问:“你听收音机么”
      “嗯”我说,“听广播的时候眼睛可以休息一下”
      “这年头还有年轻人在听广播”
      “对呀”我说,“就放我给我这类人听。”
      她没接话,低头铺床。铺完,她从包里拿出一袋橘子,放在桌上,说:“路上买的,酸,你吃不吃?”
      我说“谢谢”,拿了一个。橘子确实酸,酸得我皱眉。她看见我皱眉,说:“澜港的橘子就这样。”
      “你是澜港的?”
      “嗯。你呢?”
      “霁州。”
      “霁州冷。”她说。
      “京城也冷。”
      “京城是干冷。”她把大衣挂起来,“澜港是湿冷,冷到骨头里。”
      我笑了笑,没有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说的不是天气。
      她整理行李,我在旁边看书。她的箱子里东西不多:两件换洗衣服,一双跑鞋,一个保温杯,几本专业书。最上面那本,封皮磨白了,书角卷起来。她看见我看,说“翻得多”。我说“看得出来”。她说“书翻得多,不一定学得好”。我说“那什么算学得好”。她说“病人好了”。
      凌晨一点四十,我的手机响了。是科里的电话。五床,三十五岁,急进性肾小球肾炎,白天刚做完肾活检,晚上尿量掉到两百,肌酐从一百二升到四百三。值班的住院医问:“陈医生,要不要叫二线?”
      我说“叫”。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穿鞋。宋砚从被子里抬起头,问:“你要去病房?”
      “嗯。”
      “我陪你去?”
      “不用。你刚下火车。”
      她坐起来,“那你记得把手电筒打开,四楼到二楼有一段是黑的。”
      “我知道。”我说。
      “知道就好。”她躺回去,把被子拉到肩上。
      走廊确实有一段是黑的。声控灯坏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亮着。我拿着手机照亮,光柱在墙上晃。
      病房在二楼。五床的女人靠在床上,眼睑肿着,看见我,问“我是不是要透析”。我说“先看。二线马上下来”。她说“你昨天说我的肾还有救”。我说“我昨天说的是有机会。今天要看指标”。她哭了。她丈夫站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卷纸巾,纸巾被捏成了团。
      二线是科里的主治,四十多岁,姓周,平时话不多。他看了化验单,问:“你怎么判断?”
      “尿量两百,肌酐四百三,血钾五点八,有酸中毒。”我说,“她现在需要紧急透析。”
      他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我确定。”我说,“但置管和透析要您签字。”
      他点头,说“准备吧”。我推着车去准备,他在后面打电话联系血透室。
      从电话响到二线下来,不到一刻钟。
      白天的工作很碎。跟着上级查房,记医嘱,写病程,贴化验单,推病人去做检查,把送检单送到病理科。进修医生不能独立管床,不能独立开医嘱,不能独立做有创操作。我们能做的是最普通的那一部分:守在床边,把变化记下来,把该叫的人叫来。
      凌晨四点,我回到宿舍。宋砚还没睡,靠在床头看书,台灯调得很暗。
      “怎么样?”她问。
      “上机了。”
      “稳定么?”
      “暂时稳定。”
      她合上书,说:“你回来的时候,脚步比走的时候慢。”
      我愣了一下。“你能听出来?”
      “我们科的人,听呼吸。”她说,“你走的时候,脚步是急的;回来的时候,是沉的。急了是怕,沉了是累。”
      我把台灯放在桌上,坐下来。桌上摊着我白天写的病例讨论稿,第一页写着“考虑ANCA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第二页写着治疗方案。
      宋砚看了一眼,伸手把稿子拿过去。
      她看了一会儿,说:“诊断没问题。字写得太满。”
      我抬头。
      “你写‘确诊ANCA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抗体回来了么?活检结果出来了么?”
      “没有。”
      “那你为什么写‘诊断’?”
      “病例讨论,总要有一个结论。”
      “结论可以写‘考虑’,可以写‘拟诊’。”她把稿子放在桌上,“你写‘诊断’,明天主任查房,第一句话就是‘谁给的诊断’。”
      我看着那行字。她说得对。我写的时候,只想着把话说干脆,忘了干脆是要有人负责的。
      “还有这里。”她指着治疗那一行,“‘建议糖皮质激素冲击及血浆置换’。谁的建议?你的?还是上级的?”
      “病例讨论,大家都可以提建议。”
      “提建议可以。”她说,“但你要写清楚,这是讨论意见,不是医嘱。”
      “你这个人,说话真不讨喜。”
      “讨喜救不了人。”
      她把稿子推回来,说:“改三处。‘诊断’改成‘拟诊’,‘建议’改成‘拟请上级医师查房后决定’,最后加一句‘具体方案待科室讨论’。”
      我拿起笔,改了三处。改完,我盯着那张纸,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人掀了底牌的人。
      “你是哪个科的?”我问。
      “呼吸科。澜港市第一医院。宋砚。”
      “哪个砚?”
      “笔墨纸砚那个砚。”
      “这个字当名字比较少见。”
      “我爸妈起名的时候,想让我多读书。”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但眼角有一点很淡的褶。
      她把书合上,关掉台灯。
      我躺在床上,听见暖气管道里的水在走,咕噜,咕噜。窗外偶尔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里扫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桌上留着一张纸条:
      写着一行字:我电话***,加我微信。
      我加了她微信。验证消息只写了三个字:陈见微。
      她通过得很快。第一句话是:“病例讨论写了么?”
      第二句话是:“给你的橘子你没吃,我吃了。”
      我说:“我只是先放在桌上,我准备吃。”
      她说:“你没写名字。”
      我盯着屏幕,忽然觉得,这个人连吃一个橘子都要计较。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她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只要十分钟;我七点起,常常来不及吃早饭。她从食堂打饭,偶尔在宿舍用小锅煮面;我洗碗。
      我会做几个菜。西红柿炒蛋,煮面,火锅。复杂的不会,但能把一顿饭凑出来。她第一次看我做饭,说:“你这叫会做饭?”我说:“能熟。”她说:“能熟也算。”
      两个人一起吃饭,我总是吃的快,盘子里不剩东西。她吃得慢,我吃完了就坐在对面看手机。
      新认识一个人,我会在脑子里给她建一份病历。姓名、年龄、职业,像写现病史、既往史一样记录这个人的性格、习惯。宋砚的那份,我写了好几页,最后都删了。因为有一栏我填不出来:她为什么让我觉得莫明的亲近。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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