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谢小禾

3、写给宋鹏飞 一直都

　　一直都想为他写点什么，但总不能成文。这两天，因为身体出了点过敏的小状况，一直闷坐寝室，也才硬逼着自己静下心来，慢慢记录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有个年轻男孩，他名叫宋鹏飞，他很勇敢，他需要关怀。

　　第一次看到宋鹏飞，是在两年前吧。

　　放假在家，我百无聊赖地陪着父母看央视四套的真情节目，嘉宾就是宋鹏飞和他的父母。看到他的第一反应是这男孩子长得满清秀嘛，瘦削洁净，目光沉静。

　　两个轻佻的主持人开始提出一个沉重的话题——AIDS——宋鹏飞是全国第一个公开自己身份的AIDS患者。

　　我并不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也很不喜欢主持人做作的煽情，但我完全被他吸引——他的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一般所谓的忧郁，悲伤，或愤懑，而只是一种淡淡的倦意，意兴阑珊，天凉好秋。繁华抑或凄苦，不过如此罢了。

　　不知怎地，我的心缓慢地疼痛起来，丝丝缕缕，愈绞愈紧。

　　——而从来能让我心动的男子总是能让我为之心痛。

　　节目的最后一环是在场的部分观众以一种吃河豚的神情态度与宋鹏飞握手，并当场捐款。

　　我只觉得不忍再看。要付出爱心，那有的是机会，何必在场上作秀？有的东西本已支离破碎，何必还要在千百双眼睛前给予沉重一击？

　　长叹息。

　　宋鹏飞似乎已经习惯这一切，他唇边为着礼貌挂上一丝浅笑，只是那笑容，在我看来总是漠然了一些。

　　节目完后，我立刻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相关资料——邮箱，电话，地址。

　　刚开始不敢打电话，只是不停不停地发E---MAIL，没有回复，一封回复也没有。

　　我失望得要坐在电脑前哭出来。然后，我开始小小地耍无赖，发过去一个E---MAIL说我要“蓄须明志”，不收到他的回复绝不剪头发。

　　我的天。

　　当看到收件箱里那封来自songpfhiv的新邮件时，我高兴得只会傻傻地笑，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行字：“不剪就不剪呗，可是现在长发不流行了哦，呵呵。”

　　我把那行字翻来覆去看了又看，趁着一时的勇气开始拨他的电话，旁边有个同学惊呼出口：“你在给谁打电话，居然手在发抖！”

　　我连忙深呼吸。

　　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他老爸，他不在。

　　我舒了口气，不知道到底是轻松还是失望。

　　尔后的一个月，他一直在外未归，我却和他老爸聊天聊得很熟。

　　宋爸爸讲到宋鹏飞是怎样为包扎腿上一个小伤口，因医生失误，切断他的大动脉，在输血时感染AIDS；讲到他们初到北京为他治疗腿伤，查出他身上携带AIDS病毒后，医院当即拒绝收留。那么冷的北京的冬夜，他们就在医院外的长椅上瑟缩了整整一晚；讲到同村的人在得知消息后联名上书，要求政府驱逐他们一家，从此无家可归；讲到他怎样鼓起勇气独自一人去参加世界AIDS大会；讲到很多人伸出手，不计回报地付出。也讲到宋鹏飞的坏脾气——他怎样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说话不吃饭不喝药，面对父母的关心也大发脾气；从来不告诉妈妈他想吃什么，但常常拒绝吃饭；性格固执得可怕。

　　“这孩子，他心里恨啊。”宋爸爸说这句话时声音哽咽。

　　我默然，所有的愤怒不平，痛惜无奈只能归于默然。到如今，医院仍然不承认是他们的医疗事故造成悲剧。中国的官方总是以冠冕堂皇，理由充足的面目出现，我们能够做到的，实在太少太少。

　　宋鹏飞，他站出来了，可是还有多少人没有站出来，还在承受着他人的失误，在众人的冷眼遗弃中默默死去？

　　心凉如水。

　　过了那一个多月，我几乎都习惯了听宋爸爸那句：“他还没有回来呢。”所以当一个平常的下午，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略略沙哑的陌生声音时，我一惊问：“宋鹏飞吗？”

　　“对啊，是我。”他说。

　　“我是小禾，就是，就是那个不剪头发的——”我急急忙忙地说，手足无措。

　　他在那边笑了：“是你啊。”

　　一听他记得，我笑了又笑，说：“我是四川的。”

　　“哦，我爸说有个四川小孩打了很多电话，就是你吧。”他说。

　　我晕，四川小孩，二十多岁的四川“小孩”！

　　“你来过四川吗？”我问。

　　“没有，也不打算去。”他很干脆地说。

　　“为什么？”我失望。

　　“四川菜太辣，我不能吃。”他说，又补上一句：“你来，我带你去吃火锅。”

　　“可是你又不能吃。”我叹气。

　　“你坐着吃啊，我站着陪你，给你付帐。”他说。

　　我笑起来，没有想到，第一次和他聊天可以聊得这么轻松。

　　聊到最后，我小心翼翼地问：“给你打电话打扰你了吗？”

　　“没有。不想接电话的时候我会让我爸说我遛弯去了。”他说。

　　“那——那我给你打电话时你可不可以少遛点弯？”我傻乎乎地问。

　　“好。”他笑了。

　　放下电话，那天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很恍惚，与朋友聊天必以“他说”二字开头。朋友们全笑骂我中了蛊，走火入魔。

　　而此后的后遗症是一看到电话就想去拨那个倒背如流的电话号码，一看到诸如“宋”，“鹏”，“飞”，“AIDS”，“北京”之类的字眼就异常敏感。

　　大三时第一次染头发，立刻向他报告：“我染头发了呢。”又问：“ 你喜不喜欢女生染头发啊？”

　　他依然是那样懒洋洋的声音：“恩，那要看人了，如果长得歪瓜裂枣地又染个绿毛不是丑死了。”

　　我急忙照照镜子，说：“我还不至于歪瓜裂枣吧，而且我也没有染绿毛哦。我染的是那种平常看不出来，只有在灯下或阳光下才可以看出来一点点红的那种——”

　　天知道我形容得那么辛苦的不过就是寻常酒红色而已。

　　他在那边轻轻笑起来。

　　虽然隔着千山万水，我仍是红了面颊。

　　他超越年龄的成熟总是可以让他不动声色，却总是让我如幼稚孩童。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一大早就给他打电话，说：“今天是我生日，你给我讲生日快乐好不好？”

　　他却问到：“你在哪里？”

　　我奇道：“在家里啊。”

　　他说：“你都还没有出去玩，我给你讲生日快乐你也不快乐。快出去痛快地玩，好好庆祝，到时我再给你讲才是真快乐。”

　　大三下半学期，他来了一次成都。

　　偏偏那时我手机坏掉——让我遗憾至今的失之交臂。

　　后来他回了北京，告诉我说：“原来吃辣的会上瘾，我已经对川菜上瘾了。”

　　我说：“以后你来，记得联系我，我做给你吃。”

　　他说：“那你快去把手机修好，晚上也不要关机。”

　　从此，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总是开着。

　　大四，我在去一个补习班听课的途中，看到一个人分明就是他。立刻不顾一切地要司机停车，飞奔回去，那人却已不见踪影。

　　我懊恼地给他打电话，劈头就问：“你在哪里？”

　　他失笑：“你打这个座机号码找到我，我当然在北京了。”

　　我方才定下心神，呐呐地：“我刚才在车上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你，可我下车去找又不见了。”

　　他说：“那肯定不是我了，如果是我，我会在那里等你。”

　　看了电影〈蓝宇〉，感动得痛哭流涕，立即发短信给他告诉他我的震撼。他打过电话来，在散场人流的嘈杂中，我们聊了很久，从同性恋聊到AIDS，聊到那些不被人认同的感情，那些不被人理解的人，他的声音依然是淡淡的，语速依然是慢慢的，而我的眼眶一直没有干过。

　　后来有段时间，他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打过电话去，他漠然地敷衍几句就匆匆挂断。

　　我的心一直沉下去，一整天都闷闷不乐。

　　一个室友说到：“你关心他是你有同情心，他不领情就算了，何必让自己不开心。”

　　我固执地说：“不是，不是同情。”

　　“难不成你还是真喜欢他，你们能结婚吗？你们能在一起吗？”室友不可思议地恼怒说到。

　　我起身径直走出去，一个人在球场转悠了许久，心里是说不出的悲哀。

　　是，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不是因为AIDS横亘其间，而是他不愿意，他甚至连话都不再愿意和我说，而我又能给他什么切实的帮助呢？

　　至始至终都是一场没有意义的独角戏，沉醉的，只有我自己。

　　在那段低落的日子里，实在害怕他的冷漠，有很久都不敢给他打电话。但自从认识以来，从来没有试过这么久不联系，心里莫名的担忧日甚一日。终于还是忍不住拨通那个号码，一听到他的声音，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我说：“那么久没有联系，都怕你忘了我了。”

　　他说：“朋友不在乎这个。”

　　朋友，这两个字撞进我心里，重重的。

　　我热泪盈眶。

　　我说：“我梦见和你一起玩呢。”

　　他说：“机会很多，你还要做川菜给我吃的。”

　　我的泪水轻轻落下，心里却是满满的喜悦。

　　他不知道，这两年，我翻看最多的课外书竟是那本〈家常川菜〉。

　　他也不知道，每次放假回家，我有多少时间是耗在了厨房里。

　　只因为答应了他的，要做菜给他吃。

　　圣诞节的晚上，他发来短信说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他们在给他作泷泽秀明的造型。

　　上课的时候，手机骤响，一看是他发的短信：“我在吃苹果，你要不要吃啊？”

　　冬天的晚上，拥在被子里，发短信给他说我在读〈金刚经〉。

　　他说：“我终于知道你没有男朋友的原因了。”

　　非典肆虐，我天天关注北京的疫情，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有个重要的朋友在北京。

　　是的，他就是我远方的朋友，那一切，无关AIDS，无关距离，无关这一路能走多远。

　　以前和朋友们聊天时，喜欢讨论一个问题：爱人与被爱，哪一种更幸福。那时大家一致认定被爱更为幸福。

　　可是现在若要问我，我会认真地告诉你，爱人，同样的幸福。而爱的含义，从来都不是狭隘的一种。

　　爱是勇气，忘我，坚持与执着。

　　爱是永不言放弃。

　　我不企求旁人的理解与认同，我只在乎自己能够无悔无憾，我只是要让他知道，我的手，也许不温暖不富有不美丽，但它始终摊开在那里，在每一个他需要的时候，紧紧相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