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秒》嘟晓添

3、同谋 我们坐在医

　　我们坐在医院对面的咖啡馆里，隔着一张油腻的木桌，像两个谈判的人。
　　他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推过来。袋子边角磨毛了，用透明胶带缠过两圈，缠得很仔细。这种仔细不像警察，像那种会把发票按月份夹好的人。
　　我没有动。
　　"我叫裴屿。"他说，"但我不是医生。"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苦得发涩，是那种放久了凉掉的苦。
　　"我是省厅的。"他说，"十二年前，你母亲那个案子，挂在我师父名下。他退休前，把卷宗交给了我。"
　　我放下杯子。
　　"所以你是来查案的。"
　　"是。"
　　"也是来娶我的。"
　　他停了一下。
　　"……是。"
　　"这两件事，哪件是真的？"
　　他看着我。
　　"都是。"
　　他没有眨眼。
　　一次都没有。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眼睛很稳，稳得让我心里发慌。
　　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不眨眼的人。不眨眼有两种：一种是在说真话，一种是在拼命控制自己不要说漏。前者放松，后者紧绷。
　　他是哪一种，我看不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人的脸上，看不出来。
　　"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我问。
　　"三年前。"
　　"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三年前。"他说。
　　"所以这三年——"
　　"念念。"他打断我，"你先看这个。"
　　他把档案袋推得更近了一些。
　　＊　＊　＊
　　档案袋里只有一张东西。
　　一张照片。A4纸打印的，颗粒粗得吓人。
　　照片是监控截图。黑白的，左上角有一行时间码：2012-10-12 22:07:41。
　　画面里是一家花店的门口。卷帘门升起一半，一个人从里面出来。
　　是个男人，背影。穿深色夹克，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袋子看起来很轻，被风吹得鼓起来。
　　他站在台阶上。
　　然后他回头了。
　　他的脸在画面里是一个模糊的侧影，只能看出轮廓。可他抬起了头，正对着摄像头的位置。
　　照片定格在这一帧。
　　"案发当晚十点零七分，最后一个离开花店的人。"裴屿说，"监控只拍到背影和半张侧脸。当年的技术条件提取不出有效特征。"
　　"所以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我盯着那张照片。
　　我盯了很久。
　　久到裴屿叫了我两声，我才抬起头。
　　"席念？"
　　"不认识。"我说。
　　我把照片推回去。推的时候，指尖在纸上蹭了一下，留下一道很浅的汗印。
　　我把手放到桌子底下。
　　我的手在抖。
　　因为那张照片上的深色夹克，左边袖口，有一块洗不掉的白色油漆点。
　　那是我十六岁那年，拿油漆刷学校墙报，蹭到他身上的。
　　他骂了我一句，然后说没事，反正这衣服也旧了。
　　他穿了十二年。
　　袖口磨白了，那块油漆还在。
　　＊　＊　＊
　　我没有告诉裴屿。
　　这一点，我后来想了很久。我为什么不说？
　　我可以给自己找一百个理由：证据不足，怕打草惊蛇，怕万一不是他，我这辈子都还不起这个人情。
　　但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
　　我不信。
　　不是不信照片。是不信我的眼睛。
　　因为我认识老周二十四年。二十四年里，他给我做过三百多顿饭，替我开过十七次家长会，在我妈下葬那天，是他把我从坟前抱走的。他抱我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抖，抖得比我还厉害。
　　一个能演出这种抖的人，不该活在这世上。他该去拿奖。
　　所以我把那张照片推了回去。
　　我告诉自己：深色夹克，满大街都是。袖口有白点，也可能是别人。
　　我用了二十年训练自己只看证据。可那天，我第一次主动闭上眼睛。
　　＊　＊　＊
　　当天晚上，我回了老房子。
　　那套房子空了十二年，一直没卖。我妈的东西我一概没动，连她放在阳台上的那盆绿萝都还在——当然早就死了，剩一个干透的花盆。
　　我打开储藏室，蹲在地上翻纸箱。
　　翻到第三箱，摸到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上是我妈的字，用黑色马克笔写的，横平竖直，力透纸背：花店流水。
　　我妈写字很难看。她只念到小学四年级，笔画经常多一横少一撇。可她记账记得极认真，一天不落。
　　我一页一页翻。
　　玫瑰三十扎，康乃馨二十扎，白菊五十扎。中秋礼盒六个，退两个。给环卫张姐包了一束，没收钱。
　　她的字里全是别人的名字。谁家孩子满月，谁家老人走了，谁赊了账，谁多给了一块五。她记得比银行清楚。
　　翻到最后一页。
　　字迹变了。前面的字都是横着写的，这一页的字是斜的，往上翘，像被人从后面推着写。
　　笔尖把纸戳破了一个洞。
　　10月12日。周德海，借八十万。不借就翻脸。
　　我盯着那行字。
　　我盯着"翻脸"这两个字。
　　我妈这辈子没跟人翻过脸。她是那种被人骂了还要笑着递一根烟的人。她能在菜市场为两毛钱跟人磨半个钟头，最后还是把钱给了。
　　她写下"翻脸"这两个字的时候，一定是真的被逼到墙角了。
　　＊　＊　＊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老花店的地址。
　　那条街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等拆。花店的位置现在是一家奶茶店，招牌是粉色的，门口摆着两个塑料凳子。
　　我站在门口。
　　门框上有一道凹痕，是很多年前一辆送花的三轮车撞的。我妈当时追出去骂了人家半条街，回来又给人倒了杯水。
　　那道凹痕还在。奶茶店的老板大概觉得这是装修的一部分。
　　老板出来倒垃圾，看见我，问："姑娘，买点什么？"
　　"以前这儿的花店，"我说，"您知道吗？"
　　"知道啊。"他说，"老板是个好人。可惜了。"
　　"出什么事了？"
　　"被人杀了。"他把垃圾桶盖子盖上，"听说凶手一直没抓到。"
　　我"嗯"了一声。
　　"不过她那个女儿，我印象挺深。"他忽然说。
　　"……怎么说？"
　　他想了想，挠了挠后脑勺。
　　"出殡那天，闺女没来。"他说，"街坊都说，这孩子心真硬。"
　　我站在那儿。
　　太阳很好。街上有人在放《最炫民族风》，声音从一家服装店门口的音响里漏出来，一遍一遍。
　　我听见自己说："是吗。"
　　"是啊。"老板说，"后来听说这孩子考上大学了，还挺出息的。就是不知道她妈要是知道了，会不会……"
　　他没说完。他大概觉得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这些不太合适。
　　我笑了笑。
　　"应该会吧。"我说。
　　我转身走了。
　　走了大概二十米，我扶着一棵行道树，弯下腰。
　　我吐了。
　　我吐得很难看，眼泪鼻涕一起下来。路过的人绕着我走，有个大妈问我要不要紧，我说不要紧，吃坏东西了。
　　我蹲在树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十二年里所有的记忆，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你妈走了。"
　　"走得很安详。"
　　"葬礼办得体面。"
　　"你别回来了，好好考试。"
　　我一句都没有怀疑过。
　　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是我干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