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与茧》voids

1、生在夹寨底下 王阿驴

　　王阿驴是后梁开平元年生的，具体哪天他母亲记不清，村里人也不记这个。后来里正来登记户口，问生辰，母亲想了想，说“收粟的时候”。里正就写了“开平元年秋”。其实他生下来那天是夏天，但母亲觉得收粟的时候说出来更踏实，好像这孩子是跟着粮食一起来的。

　　他出生前一个月，潞州那边就在打仗了。梁将李思安在潞州城下筑了一道夹寨，用土墙把城围起来，不让里面的人出来，也不让外面的人进去。潞州离高平不算近，但兵一打起来，路上的人先没了。贩布的、卖盐的、走亲戚的，都不走那条路了。村里人起初还站在村口议论，说“潞州这回怕是守不住”，后来议论的人也少了，因为议论不顶用，该来的还是来。

　　王阿驴的父亲那天不在家。天没亮就有人来敲窗户，说山那边看见一队人马往南走，不知道是梁兵还是晋兵，反正看装束不像本地人。村里的男人得轮着去山上看驴，驴不能丢，驴丢了，地就没法种，粮就没法驮，逃难的时候连个驮老太太的牲口都没有。父亲把驴牵到山沟里，找了一处树密的地方拴住，然后蹲在旁边等。他等了一整天，没看见人马过来，但也不敢走。天擦黑的时候他听见村里方向有动静，想是生了，但路不近，他得把驴先安顿好。

　　接生的是隔壁张婆婆。张婆婆接了一辈子生，手上力气大，嘴也大。她跟母亲说“使劲”，母亲使劲，她又说“别喊”，母亲就不喊。屋里静得只剩下粗布被单被攥出褶子的声音。王阿驴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张婆婆把他倒提起来拍了一下，他哭了。张婆婆说“行，是个活的”，然后把他搁在母亲身边，自己去灶上舀水洗手。

　　母亲后来跟他说过那天的事，说得最多的是父亲回来时的样子。父亲天快亮才到家，怀里揣着半个硬饼，是在山路上捡的，不知道是谁掉的，上没上人牙印也看不出来。他站在炕边看了看那个皱巴巴的小孩，说“就叫阿驴吧”。母亲说“怎么叫这个”。他说“驴好养活”。母亲没再说什么。父亲把饼掰了一半给她，另一半塞回怀里，出去看驴了。

　　王阿驴长到五岁，对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村里叫驴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叫马、叫牛、叫狗的。贱名好养活，这是村里人共通的道理。只有一次，邻村一个比他大的孩子笑话他，说“你爹是不是把你当驴使”。王阿驴回家问他爹。他爹正在编驴笼头，头也没抬，说“驴比人经熬”。王阿驴不懂什么意思，但记下了。

　　他记得的第一件事跟山窑有关。

　　那时候他大概四五岁，有一天里正在村口敲一面破锣，喊“进山了进山了”。母亲把他从炕上拽起来，把一个旧被单系在他身上，说“跟着走，别停”。父亲牵驴，驴背上驮着一袋粟和一口铁锅，母亲背着弟弟，弟弟刚会走，趴在母亲背上哭。王阿驴走在前头，不知道往哪走，但村里人都往一个方向走，他就跟着。

　　山窑在村北三里地的沟里，是天然土洞，村里人提前挖深了一点，能挤下二三十口人。王阿驴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蹲着的、坐着的、靠着墙的，都不说话。有人小声问“看见了吗”，有人说“没看见，说是过路”。然后没人再说。天从窑口一点一点暗下去，又一点一点亮起来。王阿驴缩在母亲怀里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闻见外面有一股烧东西的味道，像谁家灶上的饭糊了。

　　天亮之后回村，三家的鸡没了，村口那棵老榆树底下落了一地鸡毛，还有几根没啃干净的鸡骨头。鸡是谁家的，没人认，但都知道是哪几家的。没有人被杀。父亲把驴从山沟里牵回来，驴好好的，还比平时多吃了两口草。父亲说“这就算好的了”。

　　王阿驴那时候不知道“好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知道了：好的，就是人还在，驴还在，房子没烧。至于鸡，鸡不算。

　　他七岁那年第一次看见死人。死的是邻村贩布的老陈，五十来岁，脸上有一道疤，是早年走山路被石头划的。老陈隔三差五挑一担布从北邢村过，村里女人都认识他。他死在去邻村的路上，被一伙溃兵截了，布没了，人也没了。尸体是三天后被人发现的，衣服剥得精光，只剩一条裤衩，脸朝下趴在路边沟里，背上落了一层土。村里去了几个人把他翻过来，翻的时候很费劲，因为天热，身体已经硬了。有人认了脸，说“是老陈”。有人就开始商量怎么通知他家里人，怎么埋。

　　王阿驴的父亲去了，回来在院子里洗了很久的手。水是从井里现打的，凉，他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到手指头发白。王阿驴站在门口看，没有害怕，只觉得那个人趴着的姿势很奇怪，像在找什么东西。他后来问父亲，老陈在找什么。父亲说“什么也没找”。王阿驴说“那他为什么趴着”。父亲没有回答。

　　八岁那年他第一次经历了蝗灾。蝗虫来的时候，天不是一下子暗的，是一段一段暗的。先是有人喊“来了来了”，然后所有人从屋里跑出来，拿着扫帚、破布、连枷、柳条筐，往天上挥。挥不掉。蝗虫落在庄稼上，落在屋顶上，落在人的肩膀上，落在小孩的头发上。王阿驴伸手抓了一只，捏在手里，觉得它的腿在蹬，有劲，像一根细铁丝在弯。母亲说“快扔了”。他扔了，手上留下一点黄色的汁。

　　庄稼叶子吃光了，门口那棵榆树的皮也被啃了。母亲把院子里的蝗虫扫成一堆，用火烧，烧的时候噼啪响，有一股焦糊味，不难闻，但王阿驴闻着就想吐。火烧完了，灰埋在地里。母亲说“虫吃庄稼，人吃虫”。但蝗虫烧完之后锅里还是空的。那一年冬天，村里有人开始剥榆树皮磨粉，掺在粟米里煮。王阿驴吃过，涩，咽下去的时候喉咙发紧，拉屎拉不出来，蹲在茅房里蹲半天，出来的时候腿是麻的。

　　他十岁那年的年是在山窑里过的。山里冷，母亲用盐煮了一锅野菜糊糊，糊糊里掺了一把粟。父亲端着碗说“明年就好了”。王阿驴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母亲低头喝糊糊，没有说话。他也没有接话，把碗底的糊糊刮干净吃了。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明年”是父亲每年都会说的一句话，和前一年说的那句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

　　那天晚上他躺在山窑的干草上，听外面有风，风里有不知道什么虫子的叫声。弟弟已经睡着了，嘴微微张着。母亲在黑暗中问父亲：“驴喂了吗？”父亲说：“喂了。”母亲说：“料够吗？”父亲说：“够今天。”然后没有人再说话。

　　王阿驴睁着眼，想着开平元年出生的自己，想着捡了半个硬饼的父亲，想着老陈趴着的姿势，想着蝗虫在手里蹬腿的感觉。这些事之间没有线连着，但他觉得它们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