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水残阳》广开言路

1、第 1 章 这个故事里

　　这个故事里的人，都真有其人。
　　事情也多半真有其事，只是年深月久，说话的人各说各的，记下的就成了另一种样子。
　　李树贵在民国二十七年以抗日为名起兵，民国三十三年秋被活埋于葛庄南门外，年三十三岁。跟他一起埋下去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学生。
　　他杀过人，也办过学。这两件事，在他身上都是真的。
　　写他，不是为了替他说好话，也不是为了替他说坏话。是想让后来的人知道：在那个年月，一个人可以坏到什么地步，又可以在一件极小的事情上，忽然想做一回人。
　　楔子二〇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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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五年秋天，南逄初中的两位老师到西马埠村来，编一本叫《乡土·乡情·乡爱》的教材。他们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摆开一张折叠桌，请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古。
　　说到第三天，有人提起李树贵。
　　一个九十二岁的老汉，姓刘，耳朵背，说话得凑到跟前喊。他听了半天，忽然把手里的蒲扇往膝头上一拍，说了一句：
　　"那个人啊，杀过人，也办过学。"
　　屋里静了一小会儿。另一个老人接话，说民国三十三年秋天，葛庄南门外那块地里，一坑埋了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他那个女学生。说那女学生本来已经被人从坑里拉上来了，她自己又跳下去。
　　刘老汉点点头，又补了一句："俺们这辈人，念书都是念的他复办的学。所以他坏，也不能全说是坏。"
　　那天下午，太阳落到潍河那边去，光从槐树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桌子上那本油印的稿子上，一行字是空的——那一页要填一个人名。
　　后来那本书印出来了，第八页上写着：
　　"李树贵，昌邑西马埠人，一九三八年以抗日为名拉队伍，一九四〇年任保安第五旅五团团长，一九四四年秋被四纵队活埋于葛庄南门外。其一九四一年复办山东省立西马埠小学，得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嘉奖，称'邹鲁之光'。"
　　一行字。三十三个字。一个人。
　　那些年里，潍河还是年年发水，河滩上的沙年年换。西马埠的老槐树后来被雷劈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二〇〇五年还活着。
　　故事要从一九三一年的一个夜里说起。
　　第一章看坡人
　　那年李树贵二十岁，给本村刘家看坡。
　　刘家叫福盛堂，是西马埠最大的户，三百多亩地，一座砖门楼，门楼上原是空的，民国二十六年才刻了字。刘家有几支枪，三支汉阳造，两支老套筒，枪栓都磨得发亮，枪托上拿桐油擦过。农闲时摆出来擦，摆在院子里那条长凳上，谁也不敢碰。
　　李树贵敢碰。他是看坡的，夜里要扛一支老套筒到地里去。
　　昌邑这地方，土是沙土，种麦子、种高粱、种豆子。秋上庄稼一熟，四邻八乡就有人来偷青。偷青的多是穷人，也有外村的混子。看坡人的活计，就是夜里在地里转，听见动静就喊一嗓子，喊不住就朝天放一枪。
　　李树贵放了三个月空枪，练出一件事：他知道枪响之后，人会往哪里跑。
　　后来他就不朝天放了。他拿土块在土墙上画个白灰圈，退到三十步，夜里对着那个白圈打。头一个月打不着，第二个月能沾边，第三个月，十枪有七枪进圈。
　　刘家的管家姓孙，撞见一回，回去跟东家说："树贵子那手，邪性。"
　　东家说："看坡的，枪法好点好。"
　　孙管家说："好得不像个看坡的。"
　　李树贵这个人，从小有个毛病：怕人瞧不起。
　　他家里三亩薄田，父亲李老顺是个闷葫芦，一年说不了十句话，母亲王氏在他十四岁那年死了，死于一场热病，死的时候家里连请郎中的钱都没有，是拿两斗高粱换了一副药，药没吃完人就没了。他上头有一个哥哥，下了关东，再没音信。剩下的这个家，就他一个。
　　他十一岁起就在刘家做短工，割麦、扛袋、起粪、铡草。同一群短工蹲在墙根吃饭的时候，人家说笑，他不说。他吃饭很快，吃完就走。有人说："树贵子，你咋像个哑巴。"他不吭声。
　　十九岁那年，村里一帮后生在场上摔跤，他上去，把最壮的刘三喜摔了个嘴啃泥。众人叫好，刘三喜爬起来拍拍土，笑着说了一句："看坡的力气倒大。"
　　李树贵站在场子中间，脸红到脖子，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那天晚上他把手按在土墙上，一直按到手指发麻。他后来对人说过一句话，只说过一遍：
　　"俺这辈子最恨三个字，'看坡的'。"
　　看坡这个活，有一桩事他一直记着。民国二十年秋，他在北坡守夜，逮住一个偷豆子的，是个寡妇，西马埠西头的，男人上年死在闯关东的路上，家里三个孩子。她跪在地里，豆子撒了一地，说："树贵，俺给你磕头，你打俺一顿都中，别送俺去刘家。"李树贵站了半天，说："你把豆子拾起来，走。"
　　第二天孙管家清点，说北坡少了一片。查来查去，查到李树贵头上。刘家罚了他三个月工钱，还当着短工的面说："看坡的看坡，看到自己兜里去了。"
　　那天他没辩解。夜里照旧扛着枪上坡。走到北坡那个寡妇偷豆子的地方，他站了一会儿，忽然对着地里骂了一句很脏的话。骂完了，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
　　这件事，后来再没人提。但西马埠的老人们说，李树贵当了团长以后，凡是西马埠的摊派，他一律减三成。这事没有写在任何文书上，是他口头交代的。
　　一九三一年冬，刘家出事。
　　一伙从潍县那边过来的散兵，十来个人，半夜摸到福盛堂，抢了两支枪、四袋麦子、一头驴，走的时候在院子里打了两枪，把刘家的老太太吓得瘫了半个月。
　　刘家报官，官不来。那年头昌邑的县府，自己都活得艰难。
　　刘家把李树贵叫去，问他："你敢不敢给俺们守夜？"
　　李树贵说："俺一个人守不住十个。"
　　东家说："你要多少人？"
　　李树贵想了想，说："给俺十个人，十支枪，俺给你守。不给枪，你给俺二十块大洋，俺去弄枪。"
　　东家笑了，说："你一个看坡的，弄什么枪。"
　　这句话说完，屋里静了一下。孙管家在旁边看见李树贵的脖子红了一层，从锁骨一直红到耳根。
　　李树贵说："东家，俺不要你这二十块。"
　　他转身走了。
　　走到门楼底下，他回头说了一句："三年之内，俺自己弄枪。"
　　东家当他吹牛。孙管家也当他吹牛。全村都当他吹牛。
　　只有一个人没当。那个人是刘家的长工，叫马连升，比李树贵大三岁，力气大得能扛两袋麦子走三里地，脑子慢，认死理。他那天在院子里铡草，听见了，把铡刀往地上一插，说：
　　"树贵，你要是弄枪，算俺一个。"
　　李树贵说："你别跟着俺，俺这事成不了。"
　　马连升说："成不了就成不了。俺在这院里铡了七年草，铡到死也是个铡草的。"
　　李树贵看着他，半天，说了一个字："中。"
　　那一年，昌邑还算太平。潍河里能行船，县城里有戏园子，西马埠的省立第一小学还开着，校长张瑞记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敲钟，学生们念"人之初，性本善"。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了沈阳。消息传到昌邑，是半个月以后的事。县城里贴了告示，看的人多，说话的人少。
　　西马埠的老人们记得，那年冬天李树贵在场上跟人聊过一次天，是他这辈子少有的几次主动开口。他说：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下一步就是山东。"
　　有人问："你咋知道？"
　　李树贵说："东三省有粮有铁，山东有粮有人。占了东三省，就得占山东。"
　　有人笑他："你一个看坡的，懂什么天下大势。"
　　他没再说话。第二天他去了趟县城，回来的时候背着一包东西，用麻袋裹着。马连升问他是什么，他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