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9、第九章 第九章

　　第九章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宣布和平解放。那一天，北平城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父亲站在人群里，望着满城的红旗，望着那些欢呼雀跃的百姓，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那一天，北平城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父亲站在人群里，望着满城的红旗，望着那些欢呼雀跃的百姓，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那天天没亮，父亲就随起义官兵的队伍，被带到城门口指定的位置列队，等解放军入城。起初没人敢大声说话，大家都穿着换下来的旧军装，手里空着，心里各自打着鼓。有人低声说，这一进去，不知是福是祸。父亲站在队列里，手心也捏着一把汗。
　　太阳爬上城楼，远处忽然一片欢呼。红旗从大街尽头一浪一浪推过来。解放军步伐整齐，肩枪上肩，走过长安街。路边百姓提着篮子，往战士手里塞鸡蛋、塞蒸馍。一个老大爷拉着年轻战士的手，哭得说不出话。父亲站在人群里，望着满城红旗，望着那些欢呼雀跃的百姓，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父亲看着看着，眼眶热了。他想起自己从九万大山出来，读书、逃难、投军、过海，绕了这么大一个圈，今天总算站到了自己人这边。他想，或是黄教官，或是刘团长，总该出来亮明身份，给他一个惊喜了吧？可他等啊等，黄教官没出现，刘团长也没出现。
　　传出来的消息说，共产党许诺，团以上长官和军统人员，可以选择回国军军营。黄教官明确是军统，又是上校团职，他回了国军那边，最后去了台湾。走得仓促，连随身的一只小皮箱都没收拾干净，更别说抽屉里那面铜鼓了。父亲听到黄教官去了台湾，心里空落落的。他原以为这位引他入行、又借他门路见吴先生的神秘上校，总会在北平解放那天露个面，给他一句明白话。可黄教官什么也没说，就这么走了。
　　父亲私下把能打听的人都打听遍了。军部旧人说，黄上校是连夜走的，连随身的一只小皮箱都没收拾干净；至于刘团长，说法就多了，有人说他围城后期借调防的名义悄悄离开队伍往解放区去了，也有人说他压根没走，只是换了装束仍在北平城。父亲听着这些互相打架的话，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隐隐觉得，自己盼了很久的那个“答案”，怕是不会来了。
　　多年以后，父亲向解放军部队打听刘团长的去向，得到两个说法。一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调往湘西剿匪，牺牲在剿匪战场；一说，他参加了攻打海南岛的战斗，牺牲在渡船途中。无论哪一个，都是牺牲。
　　父亲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他想起刘团长那句“今后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想起那个国字脸、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年轻人。
　　那天夜里，父亲一个人在宿舍里坐了很久。窗外是东北的漫漫长夜，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他想起刘团长炭火盆上那壶茶，想起“风声雨声读书声”那字条，想起他拍着自己肩膀说“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他不知道那些情报究竟传到了谁手里，也不知道那个让他送情报的人究竟是谁。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上线，父亲到今天还是答不上来。他只知道，从此以后，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替他解开这个结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给起义官兵两个自愿选择：一是留在解放军部队，二是回乡发给路费。
　　父亲几乎没有犹豫，选了前者。其实这选择他掂量过一夜：回广西，有祖母亲手煨的油茶，有对门镇的老晒场，有安稳日子；留下来，前途未卜，谁知道这支对他尚陌生的队伍，将来会怎么待他这个旧军人？可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了一夜，最后想通了——回广西是回一个“从前”，留下来是奔一个“往后”。这一辈子他已经走错了一回路——去台湾、穿这身虎皮，这一回要自己选。天亮时，他在登记册上工工整整写下“留在解放军”五个字。
　　他这一选择，为他尔后的岁月奠定了基础。他后来常说，那是他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个决定。
　　父亲的同乡大部分选了回乡，背起行囊踏上归程，回到那熟悉的对门镇。只有父亲留了下来，留在了这支他向往已久的队伍里。送他们出城那天，灰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人背着洗得发白的布包袱来告别。领头的老韦握着他的手叹气：“耀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可要当心。”父亲把他们一直送出城门，看着背影一个个融进北去的官道，才转身往回走。风一吹，他鼻子有点酸。这一别，山高水长，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在对门镇的晒场上坐在一起喝一碗米酒。
　　可这条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刚分到连队那几天，父亲夹着尾巴做人。出操抢在最前头，打靶样样争第一，班里的活抢着干。他想用不了多久，大伙儿自然会明白，这个旧军官不是来混饭吃的。
　　有个同镇老乡，在师部政训处当处长，姓祝，叫祝家盛，早期陆军官校毕业，资格老，人却奸猾。他见父亲留了下来，一再动员父亲回乡，说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国军早晚要打回来。
　　父亲不为所动，淡淡道：“祝处长，我留下是自愿的。我不回去。”
　　祝家盛脸色一沉。他个子不高，肚子却微微发福，瞪起眼睛的时候眼角的肉跟着抖。有一回，他竟掏出手枪抵着父亲的脑门，恶狠狠道：“李耀书！你跟我回乡！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父亲脊背一紧，看着他的眼睛，心里却出奇平静：“祝处长，你打死我，我也不跟你回乡。”
　　祝家盛把枪往前又顶了顶，顶得父亲额头生疼。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李耀书，你莫以为留在这里就捡着便宜了。等国军打回来，你第一个就是反水的罪人！”
　　父亲盯着枪口，一字一句：“祝处长，我姓李的命就在这儿。你要，就拿去。要我跟你走，办不到。”
　　两人正僵持着，恰好室外巡逻的解放军战士经过。祝家盛才悻悻收枪，瞪了父亲一眼，走了。父亲望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后怕。他知道，他得罪了一个危险的人。
　　后来祝家盛果然回乡，纠集一伙人拉起队伍，自称“桂西北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为非作歹，几次攻打区乡政府，最终被解放军俘虏，连同几十名土匪一起法办。多年以后，父亲听到祝家盛的下场，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人各有志，他选的那条路，是他自己走到底的。”说这话时，父亲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兔死狐悲。他只是觉得，同样一个路口，他和祝家盛当年各自拐了个弯，一个走到了阳光下，一个走到了法场上。
　　再说父亲。他分到连队没几天，下来一个通知：时属四野的东北军政大学（已随部队驻北平）开始招生了。
　　父亲的心猛地一跳。他这些年东奔西走，最怕的就是自己这一身文化没有个正经用处。如今革命的大学开门招生，还要看成绩、看文化，这在从前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他酷爱学习，又有深厚的文化底子，这些年念念不忘的就是读书。他深知，要在这支队伍里真正扎下根，靠的是本事，是文化。他连夜把旧课本翻出来，就着油灯一页一页地看。祖母托人捎来的那点桂西北新茶，他舍不得喝，全沏在壶里，熬到下半夜。他报了名，政审通过，最后以优异成绩被东北军政大学录取。
　　政审那关，他捏着一把汗。他把自己从军统受训到北平递送情报，一五一十全写在纸上，横下一条心：反正没做亏心事，组织要查就查个底儿。负责政审的干部看完，抬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在表上批了个“通过”。那一眼，父亲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常说，那一眼里没有怀疑，只有一种被信任的坦荡。
　　那一年，父亲再一次走进校园。
　　这一回的校园，和台湾那所官校全然两个天地。教官不骂人，学员不打架，开饭时大家排队唱歌。父亲头一天去食堂，听见满屋子人端着碗齐声唱“我是一个兵”，他端着碗站在门口，竟忘了往里走。东北军政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在这里父亲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到那些他早年模模糊糊听过的道理。
　　课堂上，教员讲社会发展史，讲阶级斗争，讲中国革命的前途。父亲坐在台下，像一块干透的海绵，拼命吸收着。许多以前模模糊糊想不明白的事，像一层窗户纸被一一捅破。“原来如此……”他常常在心里这样想。夜里他常在图书馆就着一盏灯读到深夜，那些早年偷偷藏在床板底下的书，如今光明正大地摆在书架上。他一本一本地读，越读心里越亮堂。他有时会想：要是吴先生知道自己终于读懂了这些书，该多高兴啊。
　　北平冬天冷得邪乎，玻璃窗上整天结着一指厚的冰花。学员围着大铁炉子上课，炉子上坐一壶水咕嘟响。父亲穿着新发的棉军装，笔记本摊在膝头，教员写一个字他抄一个字，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同学里有扛过枪的老红军，有刚从乡下出来的土改根子，也有起义过来的旧军人。起初彼此都客客气气，谁也不摸底细。日子久了，父亲那股肯钻研的劲头叫人服气——军事地形学、战术概则、革命理论，他门门考第一。慢慢连老红军也愿意拉着他讨论问题了。
　　可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危险也从未远离。
　　父亲留队后，不断有同乡来找他动员回乡，老一套说辞。他笑着回绝：“我在解放军里很好。这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
　　来了一拨又一拨，话说得越来越难听，甚至有人半夜摸到他宿舍窗外，往窗台上摔砖头。父亲一声不吭，第二天把碎砖头扫了，照常出操上课。他知道，对这种人，你越怕他越来劲；你站得稳，他反倒拿你没办法。不但如此，他几次把听到的起义士兵骚乱消息，悄悄传给了解放军首长。那是一些极其危险的时刻。
　　有一次，趁集会训话的机会，一些起义过来的士兵暗中串联，准备围殴一位团政委，制造声势，破坏团结。那天夜里父亲起夜，路过一间偏僻土屋，听见里头有人压低嗓子定日期。他屏住气贴墙根听了个大概——日子、时辰、动手对象，都有鼻子有眼。他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退回宿舍，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清早天没亮，他借着出操人流绕到区队长办公室后窗，见四下无人，贴着窗缝把写好的纸条塞了进去。塞完装作系鞋带蹲在门口缓了口气，才不紧不慢走开。那位团政委周围暗暗多了几层警戒，预谋的士兵见无机可乘，悻悻作罢。一场可能酿成大祸的事端，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事后好几天，他都不敢回头看那间办公室。他知道，自己这一手要是被那帮人查出来，今晚被装进麻袋沉河的，就该是他自己了。
　　还有一次更惊险。那些士兵密谋，准备把管理训练他们的团首长弄死后，装进麻袋加石头，投进永定河深水。父亲又用同样方式传了消息，只写了“麻袋、石头、永定河”七个字，底下署“知情人”，趁黄昏扔在首长办公室窗台上。扔完他绕着操场走了三圈才敢回宿舍，脱下军帽抹一把脸——手上全是冷汗。
　　事情败露后，预谋者秘密调查是谁泄的密。父亲不动声色，照常训练、照常学习、照常和同乡说笑。为了不露破绽，他甚至故意跟着同乡发几句牢骚，有人拉他入伙，他就打着哈哈说自己一个旧军人没那个胆也没那个本事，把话挡回去。他越装庸庸碌碌，那帮人越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常说：“那些年，我就是在刀尖上走过来的。可我信共产党，信组织，也信我做的是对的。”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是害怕的。他怕被发现，怕被报复，怕自己好不容易找回来的这条光明之路又一次被断送。可他更怕的，是那些阴谋得逞，是那样多善良的人白白丢了性命。
　　父亲以优异成绩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此时学校已随四野南下，更名为中南军政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发了一本红红的毕业证书。父亲双手接过来捧在手里看了很久，想起对门镇联立初中那间漏雨的教室，想起莫外公拿戒尺敲着桌子教他背《岳阳楼记》。要是莫外公在天有灵，看见这张证书，该会捋着胡子说一句“好小子，没白教”吧。
　　父亲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做文书，后做区队长，再做战术系办公室秘书。他做这些都做得极好，可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想做教员，想站上讲台，把自己这些年学的东西教给那些年轻学员。那些日子，他白天抄抄写写，晚上在宿舍借着台灯把战术教员该讲的课一节一节写在本子上，学着莫外公讲书的样子在屋里比划，自问自答。隔壁同志起夜听见他念念有词，都笑说：“小李这人，是念书念魔怔了。”父亲听了也只是笑，他心里那团火，别人不懂，他自己懂。
　　他鼓起勇气找到领导。领导有些为难：“耀书同志，你学的是行政管理，去做教员，专业不对口啊。”
　　父亲有些失落，却也不便强求，只能继续做行政工作。做文书那阵子，他把全校战术教材借了个遍，夜里偷偷啃。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你们说我专业不对口，那我就把对口的东西，一样一样都学给你们看。
　　几个月后，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开始招生，专为培养高水平战术指挥人才。父亲又找到领导。领导劝道：“那是所专业性很强的学校，需要数学、物理，你可要想好了。”
　　“领导，”父亲坚定地说，“我想去。我愿意学。”
　　领导见他决心已定，叹口气：“既然你一定要去，那就去试试吧。”
　　父亲从办公室出来长长舒了口气。他知道这一回不是试试，是一定要考上。他把铺盖搬到教研室，没日没夜复习了整整一个月。入学考试正值盛夏，考场没风扇，他穿着背心一身一身出汗。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大题难住了一屋子人，父亲埋头一算，竟算出来了——那些年他在被窝里、马灯下偷偷啃的数理书，全派上了用场。放榜那天他挤在人堆里，从头一个名字往下找，找到第三行就看见了自己。
　　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毕业时被分配到下属第三分校，任战术教员。这算是再一次留校了吧。自此，他开始了一辈子“好为人师”的教学工作。父亲实现了他的梦想。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父亲成了家。
　　母亲是莫老先生的女儿。当年在对门镇联立初中，那个常在一旁听父亲和莫老先生讲诗论文的端庄少女，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莫老先生看中父亲人品才学，亲自作主，把女儿许配给他。
　　婚礼在对门镇办。那时对门镇已经解放，乡亲们敲锣打鼓，热闹了一场。祖父高兴得合不拢嘴，把攒了多年的好酒全搬出来。祖母拉着母亲的手看了又看，直说：“好，好，我们家耀书，总算有人照顾了。”拜堂时，那天下轿子，母亲盖着红盖头被搀着进了堂屋，司仪嗓门宏亮，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祖父穿着压箱底的长衫端坐在太师椅上，笑得胡子直抖；祖母坐在一旁用袖口直擦眼角。
　　闹洞房到深夜，宾客散尽，父亲挑开盖头。母亲穿一件水红对襟褂子，鬓上插一朵绒花，低着头，脸红红的。父亲握着她的手，忽然觉得，这双手就是他往后半生的归处。他漂泊了那么多年，从对门镇到台湾，到北平，到军校，到如今，他终于有了一个家。父亲牵着母亲的手，望着满院宾客，望着祖父祖母的笑脸，心里说不出的踏实。
　　婚后日子清苦。父亲工资除去寄给对门镇的祖父祖母，所剩无几。母亲是个温柔能干的女子，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她不懂父亲那些复杂的往事，也从不多问，只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好人，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孩子们做衣裳，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父亲夜里编教案，母亲坐在一旁纳鞋底。两间小屋，一盏灯，两个不说话的人各自忙着手头的活。父亲后来说，那是他这一辈子过得最穷、也最安稳的一段日子。多年以后，父亲提起母亲，总是说：“这一辈子，我欠你娘的，太多了。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头一堂课，他讲地形与方位。他从九万大山里迷路的往事讲起，讲山里人怎么看树背、怎么辨水势，又把这些土法子和现代军事地形学一条一条对着讲。台下学员先是一愣，继而都笑了，笑完却听得入了神。下课铃响，还有好几个学员围上讲台追着问这问那。父亲站在第三分校的讲台上，望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心里涌起一阵久违的踏实。他想，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安心走一辈子的路。
　　他并不知道，这条路上还有多少风雨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