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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 15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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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交接
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来得比任何一年都早。才刚过完农历年，台东的气温就攀上了二十五度。省道两旁的释迦田里，农人们开始采收第一批早熟果实。庙街上的樟树还没来得及落尽旧叶，嫩绿的新芽已经从枝头挤了出来。阿水伯后院那棵老九芎也提前开了花——白色的花苞一串串挂在枝头，引得蜜蜂整天围着它嗡嗡打转。
邱丽花在台东高商的第一学年即将结束。她的成绩单上每一科都在九十分以上，会计学和计算机应用拿了全班最高分。夜间部的同学大多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多年后回来进修的成年人，对这个每天傍晚从槟榔摊骑四十分钟脚踏车来上课的十七岁女生，从最初的好奇变成了由衷的佩服。期末考前一周，班长——一个在农会做了八年出纳的中年妇女——把自己整理了一整个学期的会计学笔记借给她，说“你白天要上班，晚上要上课，比我当年考高普考还拼”。
邱丽花把笔记复印了一份，原件还给班长，复印件夹进课本里。她现在有三个笔记本：一个是高商课程的笔记，一个是槟榔礼盒的客户档案和市场分析，还有一个是她写给王鹏鳅的英文教材——从单词表进阶到了短句练习，每个短句后面都配了中文注释和例句。最新的一课是关于食物的词汇：squid（鱿鱼）、grill（烤架）、sesame（芝麻）、garlic soy sauce（蒜蓉酱油）。她在“well done”旁边画了两条横线，标注——“不只是‘做得好’，还是‘全熟’。鱿鱼烤到刚好，不老不柴，酱汁收干，芝麻微焦。这就是well done。”竹竿说她现在不是在教英文，是在编一本《庙东夜市鱿鱼摊经营指南》。
王鹏鳅最近一次交来的英文作业里，在页脚用极小的字写了一句完整的话：“I am learning how to grill squid. The first three were burned. The fourth was well done.”他学会了用过去式，学会了用被动语态，还学会了在句号后面留一个空格再写下一句。邱丽花用红笔在句子底下画了两道横线，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她在五角星中间写了一行字：“语法全部正确。过去式用对了。鱿鱼烤焦三条是必要的试错成本。第四条‘well done’的‘well’拼对了，不是‘will’。下次试着用‘perfectly grilled’代替‘well done’，这是更高级的表达方式。”
信是在三月的一个傍晚传回来的。
竹竿骑机车冲到槟榔摊门口时，新顶棚上的风铃被他的急刹车带起的风刮得叮咚乱响。阿忠正在操作台前填写当天的最后一笔出货单，抬头看见竹竿的脸色——不是平时嬉皮笑脸的那种急，而是真正的、绷着整张脸的急——手里的原子笔掉进了石灰桶里。
“鳅哥说——”竹竿喘着粗气，膝盖上新买的牛仔裤蹭了一大片机油，大概是刚才骑得太急蹭到了链条上，“交接提前。他让你下周六晚上去堂口。不是去吃饭——是去见证。他在电话里说，让你把王进发留给你的那支笔带上。他说那支笔从来没有被用过，但这次用得上了。”
邱丽花把围裙解下来挂在门后。围裙上还沾着今天上午帮阿忠调石灰时溅上去的白色斑点。她仔细地把围裙叠好，放在操作台最干净的角落——那个角落是王鹏鳅以前每次来槟榔摊包槟榔时站的位置。然后她打开书包夹层，拿出那支王进发临终前留给她的新钢笔。钢笔盒上那层塑胶膜她一直没拆，钢笔从买来之后一次都没用过。现在她把塑胶膜拆掉了，把钢笔取出来，在记账本的空白页上试了一下墨——出墨流畅，铱金笔尖比她平时用的那支1972年的旧笔更滑，写出来的字迹比她平时记账用的圆珠笔更细、更干净。她在这张纸的背面画了一棵树——不是槟榔树，是九芎，树干笔直，树冠茂密，树根深深地扎进纸的纹理里。
周六傍晚，邱丽花骑脚踏车去了堂口。她没有穿校服——今天是见证，不是上学。她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领口别着那枚九芎花的徽章。后港帮的堂口在暮色里看起来比平时更安静。院子里的旗杆上挂着后港帮的旗，被晚风吹得猎猎作响。堂口门口的守卫看见她，没有拦——他们都知道她是谁。其中一个年纪轻的小弟甚至往旁边让了半步，低低地喊了一声“花姐”。声音很小，带着一种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这么叫的小心翼翼。
议事厅里站满了人。长老们坐在靠墙的红木椅上，穿清一色黑西装，胸前别着后港帮的银质徽章。阿发叔站在王鹏鳅身边，手里拨着那串佛珠。竹竿站在人群第一排，难得穿了一件有领子的衬衫——衬衫大概是新买的，领口的折痕还带着包装袋压出来的硬挺棱角。他的头发也理过了，后脑勺那颗圆圆的旋周围剃得很短，露出晒得黝黑的头皮。阿忠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手写讲稿，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在默念今天要代表庙街摊贩说的话。邱丽花注意到讲稿边缘有反复修改的痕迹——阿忠的字她认识，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练字，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他甚至用才叔的老电脑把最终版打了一份电子稿，用点阵式打印机印出来的，连续报表纸的边缘还留着给打印机送纸用的圆孔。
才叔站在人群的另一侧，手里拿着一台新买的V8摄影机——他说今天的事要录下来给后港帮留档。邱丽花知道他自己掏钱买了这台摄影机——冰果室去年夏天的旺季收入，加上竹竿帮他整理的那些车牌号情报让后港帮在谈判桌上多争取了三个据点的管理权，王鹏鳅给他发了额外的奖金。才叔拿到钱之后第一件事不是修冰果室那台用了十几年的老冷气机，而是坐林金发的货车去了一趟高雄，在那边的电子街上比对了三家店，最后挑了这台画质最清晰的摄影机。他说鳅哥交接是大事，不能只用一台傻瓜相机拍几张糊掉的纪念照就算了。
邱丽花站在人群最后一排，靠着议事厅后墙上那扇正对着后山九芎树的窗户。她没有往前站，因为今天的主角不是她。但她知道，王鹏鳅每次抬头环视议事厅时，目光都会越过前面十几排人头，在她站的角落多停半秒。那个停顿别人注意不到，但她能数出来——第一遍扫视，停顿在阿水伯托阿忠带来的那张空椅子上，椅子上放着一包刚从摊子上拿来的槟榔礼盒，包装纸上用她画的商标盖了新的生产日期印章。第二遍扫视，停顿在她胸前的九芎花徽章上。第三遍扫视，没有停，只是轻轻地、几乎不可察觉地点了一下头。那是在说——你在。我看到了。
王鹏鳅站在议事厅正中央的红木桌前，面前摊着那份遗书、堂口印信、后港帮的帮主戒指。他今天没有叼烟。唐装的扣子全部扣上了——不是毕业典礼上竹竿替他系歪的那件，是阿嬷托邱火旺送到堂口来的那件新的。阿嬷说后港帮新帮主交接应该穿新衣服，用她攒了好几年的养老金买的布料，请后街巷口那个老裁缝一针一线缝的。老裁缝以前是后港帮纺织厂的车间主任，纺织厂关了之后在巷口开了一家小店，靠着给街坊改裤脚、缝补丁过日子。他见到这块布料的时候认出了它的来源——当年纺织厂最后一批存货里的台东绢，是他亲自经手入库的。他没有收阿嬷的工钱，但有一个条件：让阿花帮他在礼盒的新版包装上印一行英文。他说他的孙女在台北念大学，想让她知道阿公还在做事。后来邱丽花才从阿嬷口中得知，他孙女念的正是台北师大。
“今天请各位长老来，是为了见证一件事。”王鹏鳅的声音沉稳，在议事厅的木梁之间回荡，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跟两年前在冰果室里说“一年”时的语气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他的声音里还有压抑着的愤怒和厌倦，像一条被关在浅滩上的鱼，不想挣扎但又不得不挣扎。现在他的声音像深海——不是阴鸷，是沉静。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父亲王进发在遗书中指定我接任后港帮第三任帮主。我接任至今一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后港帮关闭了五家地下赌场，废除了堂口内部不合时宜的旧规，在省道沿线建立了摊贩自主管理的新制度。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堂口长老会共同投票通过的。”
他翻开面前的堂务纪要，那本牛皮纸封面的手工装订册。册子的边角被翻得起了毛，封面上“后港帮堂务纪要”几个字旁边多了一行新的签名——每一位在相关决议上签字的长老都在上面留了自己的名字，有些名字旁边还盖了私章。最后一页是一份新的决议草案，草案标题用毛笔正楷写着：“后港帮组织架构调整暨第三任帮主卸任交接办法”。字是阿水伯代笔的——他在金盆洗手之前在堂口做过几年文书，一手毛笔字在庙街上至今没有人能比。草案下面留了一大片空白，等着今天到场的人签上自己的名字。
“根据我父亲遗愿及堂口长老会决议，我将在此正式卸任后港帮帮主职务。”王鹏鳅把堂务纪要翻到新的一页，上面是手写的卸任书，字迹是邱丽花的——她前天晚上在槟榔摊里用那支1972年的旧钢笔誊写的，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像是在抄一页新的《致橡树》，“护法阿发叔将接任代理帮主，任期三年。三年后由长老会重新推选。副护法竹竿升任护法，协助阿发叔处理日常事务。”
竹竿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膝盖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想起自己三年前还只会替鳅哥誊英文作业、把“umbrella”少抄一个字母、被阿花罚抄十遍单词表。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鳅哥的小弟”。现在他是后港帮的护法了。衬衫领子硌得他脖子有点痒，但他忍住了没有伸手去抓。阿忠用手肘轻轻捅了他一下，把他手里那张被他攥得皱巴巴的讲稿抽出来，把他自己的那份递过去。竹竿低头一看——阿忠的讲稿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不要紧张。你连罚抄十遍都熬过来了，这点场面算什么。”字迹歪歪扭扭的，“熬”字的三点水写成了两点，但竹竿看懂了。他把那张纸对折放进口袋里，深吸了一口气，膝盖不抖了。
“庙街摊贩自治委员会从今天起正式成立。”王鹏鳅转向阿忠，“阿忠担任第一任会长。摊贩自治委员会不隶属于后港帮，是独立组织。委员会的职责是维护庙街及省道沿线摊贩的合法权益，协调摊贩与帮派之间的纠纷，管理从后港帮划拨的公共基金——这笔基金的来源是去年大湖帮协议中约定的赔偿准备金，后港帮一分不留，全部转给委员会。阿忠，你代表摊贩说几句。”
阿忠往前走了一步，讲稿在他手里微微发抖。他把那张连续报表纸翻开，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议事厅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阿忠，台东庙街阿水伯槟榔摊员工，从今天起担任庙街摊贩自治委员会会长。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把这份联名信交给后港帮代理帮主阿发叔。这封信上有庙街及省道沿线四十二家摊贩的签名和指印。我们感谢后港帮过去两年为维护庙街治安所做的努力，也相信在新的自治模式下，摊贩和帮派可以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庙街是大家的庙街。省道是大家的省道。”他念到这里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邱丽花，然后继续往下念——这句话不在讲稿上，是他现场加的，“特别感谢邱丽花小姐在过去两年中为庙街摊贩所做的所有工作。她帮我们设计的礼盒包装，帮我们写的联名信，帮我们每一个人记住——做生意不需要靠关系，靠品质就可以。”
邱丽花站在窗户旁边，手里握着那支新钢笔。她听到阿忠念出她的名字时，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一下，指尖轻轻按在笔帽上，但她没有低头，也没有躲开目光。她只是微微抿了一下嘴唇，然后把目光转向王鹏鳅。他也在看她。两个人的目光在议事厅昏暗的光线里碰了一下，像两根在深海不同水层里独自游了很久的鱼，终于在洋流的交汇处轻轻擦过了彼此的鳍。
交接仪式结束后，王鹏鳅把后港帮的银戒指放在桌上。他已经戴了一年零八个月——戒面被磨得比接手时更亮，银质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食指，戒痕还在，一圈浅浅的凹痕，压了将近两年，皮肤已经习惯了那一圈微凉的压力。竹竿捧着戒指走向阿发叔，脚步很稳，没有走偏一步。交接的时候，阿发叔握住了竹竿的手腕——不是握手掌，是握手腕。堂口里的老人都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握手腕是平等的礼节，不是长辈对小辈的拍肩膀。竹竿现在是护法了，不再是那个在冰果室门口嗑瓜子逗狗的小弟。
王鹏鳅退后一步，让阿发叔站到红木桌前。他自己退到了人群边缘，退到了邱丽花站的那个角落。他的肩膀离她的肩膀只有一拳的距离。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并排站着，面朝议事厅中央那盏老式水晶吊灯下正在签署交接文件的代理帮主和长老们。窗外后山上的九芎树在晚风中轻轻摇动，树叶摩擦的声音穿过窗户，落在他们中间的沉默里，把它填得很满。
“累。”他说。这个字他说过。两年前在后山那几棵九芎树底下，他靠着树干，满脸是血，闭着眼睛说了一个字——“累。”那时候他的声音里是疲惫、愤怒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的脆弱。今天他说“累”，语调跟那次完全不一样。是释然，是一口气松下来之后才允许自己承认的感觉。像是把一付扛了很久的担子搁在九芎树根上，让树替他扛着。
“你上次说这个字的时候，我在帮你贴纱布。”
“这次不用贴了。这次没有伤口。”
“不。这次也有。只是不在脸上。”
王鹏鳅把目光从水晶吊灯上收回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无名指上那一圈戒痕还在，压了快两年的凹痕，大概要过好一阵子才能完全消退。然后他做了一个很轻的动作——他把左手伸过去，手背朝上，放在她右手旁边。两只手并排搁在窗台上，一大一小，一只古铜色一只白净，虎口上各有一道淡白色的旧刀疤。以前他们这样放着手的时候，他是在说：扯平了，我也有。这一次他没有说“扯平了”。他只是把无名指上那一圈戒痕，轻轻地压在了她虎口的疤上。戒痕对刀疤，一个新的印记，压在旧的印记上面。像是后港帮的前帮主在告诉后港帮的荣誉顾问——这个戒指我还给堂口了，但这个痕迹，跟我手上这道疤一样，是跟你配对的。不会消失。
仪式结束后是简单的宴席。不是那种道上摆酒的大场面，只是在堂口后院里摆了几张圆桌，阿水伯掌勺，菜色跟去年王进发请客时差不多——炒山苏、清蒸鲈鱼、剥皮辣椒鸡汤。阿嬷也来了，邱火旺推着轮椅把她从后街一路推到堂口后院。她今晚穿了一件新的棉袄，是阿花用上学期末奖学金买的——她生平第一笔奖学金，没有用来买书，没有用来交学费，全部拿来给阿嬷买了一件轻便又保暖的羽绒外套。阿嬷嘴上骂她乱花钱，把“夭寿囡仔”骂了好几遍，但从除夕穿上之后就一直没脱下来过，连在卫生所打针都穿着。阿水伯特意给阿嬷煮了一碗不加盐的清汤——他说阿嬷不能吃太咸，但今天是大日子，不能让她只喝白开水。
席间，竹竿端着杯子站起来。杯子里是汽水，不是啤酒——他说护法要有护法的样子，不能再用啤酒瓶跟人碰杯了。他清了清嗓子，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阿发叔、才叔、阿水伯、阿忠、邱火旺、阿嬷、还有角落里正在啃鸡腿的黄狗——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
“鳅哥。以前你让我帮你誊英文作业，我抄错了一个字母，被罚抄十遍单词表。那十遍抄了我一整晚。第二天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后来你告诉我——以后不用帮我誊了，你学会了怎么写。那时候我不太明白。现在我知道了。你罚我抄的不是单词，是让我学会自己写。你也是在学——怎么从那个被人骂野种的人，变成今天站在这里的人。”
他把杯子举高，朝王鹏鳅的方向晃了一下，汽水从杯口溅出来洒在他新衬衫的袖子上，他没有擦。
“敬鳅哥。不是敬后港帮帮主——是敬那个连ABC都不会写的人。他毕业了。我还没毕业。但我快追上了。”
席间有人笑，有人红了眼眶。才叔用V8摄影机把这一幕录了下来，镜头推到竹竿脸上时，画面边缘出现了半只黄狗——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前爪搭在竹竿的椅背上，伸出舌头舔了一口溅在他袖子上的汽水。
宴席散场后，王鹏鳅骑机车送邱丽花回家。三月夜晚的海风还有些凉，她坐在后座，双手抓着他腰侧的外套，安全帽的面罩上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她没有用手去擦，透过那层水雾看出去，省道上的路灯变成了一团团柔和的橘色光晕，像是庙街上那串小彩灯被风卷起来，一路飘到了海岸线。机车没有直接骑回后街，而是拐进了那片秘密海滩的小路。
海滩在月光下很安静。冬天涨潮的水位还没完全退下去，那片白沙滩比夏天小了一半，但去年被水淹没的礁石重新露了出来。藤壶还在，紧紧嵌在岩缝里，在月光下泛着珍珠母的光泽。他们第一次在海滩上学骑机车时摔出的车辙早已被潮水抹平了，但王鹏鳅还是把机车准确地停在了同一块礁石旁边。
他熄了火，撑好脚架，把安全帽摘下来挂在车把上。然后他走到那块礁石前，蹲下身，用手指摸了摸礁石表面——那行被海风侵蚀得模糊不清的刻字还在，只是更浅了。
“接下来什么打算。”邱丽花问。她坐在礁石上，把那支新钢笔从口袋里拿出来，在手指间转了一下。
“台北的鱿鱼摊。但我要先做一件事。”他站起来，从机车坐垫底下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上印着“台东县商业登记处”的字样。他把档案袋放在礁石上，打开，里面是一叠文件。“我爸留给我的那本存折，我去查了。每一笔存款后面都有一张汇款单。十几年下来，总共一百七十四张汇款单。我把这些汇款单按年份整理好，发现在我妈跑掉之后的那一年——1981年——每个月除了生活费之外，还多了一笔钱。金额不大，固定的一千两百块。这笔钱打了三年零四个月，从1981年3月到1984年7月。然后停了。”
他把其中一张发黄的汇款单抽出来，递给她。汇款单的纸质很脆，边缘已经泛黄碎裂，但上面的字迹还能辨认——收款人不是王鹏鳅，也不是王进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吴秀兰”。汇款附言栏里用蓝色原子笔写了一行小字：“阿妹的生活费。不用告诉她。”字迹不是王进发的，王进发的字邱丽花在遗书和那封信托里见过，苍劲有力，笔画很粗。这笔迹是一个女人写的——比王进发的字更细、更轻，像是怕被别人发现，又像是在保留最后一点体面。
“吴秀兰。是我妈在卡拉OK上班时的同事。后来两个人合租一间出租屋，就在后街最里面那排违章建筑里——现在还在，被你阿爸当年捡的旧报纸糊了半面墙的那栋。我妈跑掉之后，每个月从台北寄钱回来。不是寄给我，是寄给吴秀兰。让吴秀兰照顾我。她每次都在汇款附言里写——‘不用告诉她’。但我记得。吴秀兰来堂口看过我几次，每次都带一包白米、两罐奶粉，说是她自己买的。当时我觉得这个阿姨很奇怪——她跟我们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后来奶粉吃完，米也吃完了，她就不来了。我以为是王进发把她赶走的。王进发不准堂口里的人接济我，他觉得那是大房太太的眼线。直到上个礼拜我去邮局调了当年所有汇款单的存根，才知道真相。是我妈让她来的。”
他停了一下，从档案袋里抽出另一张纸——不是汇款单，而是一张户籍誊本。纸张很新，是上周才申请打印的。
“我用后港帮的印信调了户籍资料。我妈在台北没有嫁人。她在一家塑胶工厂上班，做了十几年。去年因为肺病，病退了。现在住在万华的出租屋里——一个套房，三坪大，窗式冷气机上堆满了回收的旧报纸和宝特瓶，连走路的空间都没有。”
邱丽花接过那张户籍誊本，看着上面那个名字——“陈美兰”。这是她第一次知道王鹏鳅妈妈的名字。这么多年，他从不说她的名字，只说“我妈”。她叫陈美兰。户籍誊本上写着她出生于1951年，籍贯台东，现居台北市万华区。
“所以你去台北，不只是为了鱿鱼摊。”
“不只是。我找到她之后要做什么，我还没想好。我不打算认她。她有她的人生，我有我的。她这辈子做了很多选择——把我丢下是其中之一。我不原谅她，但我不恨她了。她寄了三年零四个月的生活费，让吴秀兰照顾我。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王进发。她不需要我知道。她现在一个人住在万华，靠着劳保退休金过日子，没有人照顾她。我想找到她，把后港帮的堂口地址和堂口后山上那几棵九芎树的照片留在她信箱里。什么都不写，就一张照片。让她知道那个她丢下的孩子还活着，活得不错。如果她愿意，让她自己来。”
邱丽花把那支新钢笔旋开笔帽，又从书包里拿出那张她写了又划掉的信纸——她本想在交接仪式上代表荣誉顾问发言，后来觉得今天的主角不是自己，就没有拿出来。她把信纸翻到背面，用新的笔写了一行字：“第十五章备注：他第一次主动提‘我妈’。他说‘我不原谅她，但我不恨她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换烟。他说他要找到她，不是为了听一句对不起。是为了让她知道——她当年寄的三年零四个月的钱，每一笔他都在邮局存根上调到了。不是原谅，是清算。把账算清楚了，才能真的放下。”她把这张纸对折，夹进了档案袋里。
“那你呢。交接完了。鱿鱼摊的位子简世杰帮你留了。你妈在万华。台东这边的事——你还有什么事没做完。”
“商标。阿水伯槟榔的商标注册申请上个月被退回来了。理由是商标名称中含有姓氏，需要补充更多的独特性说明。我写了补充材料，这周寄出去。还有，我要教阿忠学会用电脑。他现在会开机了，但还不会用Excel，每次填出货单都要先把整张表格画在纸上，再用一根手指对着屏幕一个一个格子敲进去，敲错一行要花半小时改。才叔说他的老电脑可以送给阿忠，只要阿忠帮他在冰果室值一周的班。还有阿嬷的红豆汤配方——我改良了两个版本，一个低糖版给阿嬷自己喝，一个标准版可以做成调理包放在礼盒里卖。阿嬷说等我改良成功了，她要亲自写配方。不是口述——是用钢笔，一笔一画写在我送给她的活页纸上。她说她这辈子除了签户口名簿，从来没有拿过笔。”
“还有吗。”
“还有。台东高商明年有一个四技二专保送甄试的名额。企管系和国贸系各一个。我的成绩目前排在全科第一，如果下学期维持同样的绩点，可以拿到企管系的保送资格——直接进台北的科技大学，不用考试。导师说我是夜间部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可能拿到保送资格的学生。”
王鹏鳅看着她。月光不够亮，但礁石表面的藤壶在退潮后残留的水洼里反射出微弱的银光，刚好照亮她的侧脸。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他，而是看着手里那支新钢笔的笔尖，像是在对一个很远又很近的未来做承诺。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回左边。
“那你去台北的年份就从二〇〇〇年变成二〇〇一年了。又晚了一年。”
“不是晚。是更稳。保送上去的不用交学费，还可以申请奖学金。我可以把更多时间花在礼盒生意上——台北的市场比台东大多了。晚一年去，但带更充足的资金。你不是也晚了一年——交接本来定在二〇〇〇年，提前到了今年。你提前，我也提前。你提前卸任，我提前毕业。两件事扯平了。”
“你哪来那么多扯平。”
“跟你学的。你第一次在槟榔摊上教我的——钱可以借，利息照算；东西可以拿，但一定要还。你不欠别人，别人也不欠你。这不是计较，是公平。我后来把这个原则用在了所有事情上。对阿爸——他欠我的童年，我不要他还了；但他欠阿嬷的照顾，他要自己还。对阿水伯——他教我包槟榔，我帮他做品牌；品牌做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对简世杰——他送过我一本《老人与海》，我回送了他一盒阿水伯槟榔礼盒，里面附了一张手写的英文书单。他后来写信说他用那份书单考上了建中的英文读书会会长。对竹竿——他帮我盯梢，我帮他改作文；他现在会写完整的句子了，上次那篇《我的大哥是鳅哥》我给了八十五分，扣掉十五分是因为他分段还是不太对。”
她从礁石上站起来，走到机车旁边，把新钢笔放回书包里，然后从书包外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王鹏鳅。信封上没有写收件人，只画了一只乌龟——龟壳的弧线很均匀，四条腿长度一致，尾巴翘起来打了一个卷。这只乌龟比课本上那只褪了色的乌龟画得好看太多了，但风格是同一个人的——每一笔都从容而笃定，不再有当年那种“怕画错所以每一笔都很用力”的痕迹。
“什么。”
“毕业礼物。提前给你。你卸任后港帮帮主，算是第二次毕业。第一次从国中毕业，第二次从后港帮毕业。以后还会有第三次——从台东毕业。礼物先给了，免得你毕业典礼那天太忙，没空好好给你。”
王鹏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去年圣诞节拍的，用她阿爸送的那台傻瓜相机。照片里他站在堂口后山那几棵九芎树下面，手里拿着英汉双解小词典，在看“well done”那一页。夕阳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他侧脸上打出明暗交错的光斑。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Well done。不是‘做得很好’，是‘熟了’。鱿鱼烤得刚好，肉不老，酱汁入味，起锅时撒一把白芝麻。这是你教会我的第一件事：话有表面意思和真实意思，人也一样。王鹏鳅，二〇〇一年，台北见。邱丽花。”
他看完，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把它夹进了那本英汉双解小词典的扉页里。词典的边角用透明胶带重新包过了——大概是因为翻得太多次，书脊已经开始开裂。扉页上那句“台北见”的句号还在，依然是她用红笔画的，墨迹在那个小圆圈里洇开了一小片。他把词典合上，放回内侧口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
一枚新刻的印章。材质是九芎木——从堂口后山上那棵最老的九芎树去年修剪时锯下来的一截枝干上取的料。形状不是方的，是圆的——像一枚硬币那么大，侧面上刻着一圈细密的纹路，是九芎树皮的纹理缩小版。他找才叔借了雕刻刀，每天晚上处理完堂口的事之后关在房间里自己刻的。刻坏了好几个半成品，最后这一个，印面上只刻了一个字：她的名字——“花”。不是“邱丽花”，就一个字。因为所有认识她的人，不管叫她“阿花”、“土花”还是“花姐”，最后记住的都是这个字。
“你给后港帮刻过堂口印信，给阿水伯刻过商标章，给竹竿刻过他写作文用的笔名章。你刻了那么多章，没有一个是刻给自己的。这个给你。以后你签合同，可以盖章。也可以签名。但盖章比签名省力气，你晚上下了课还要跑业务，手腕会酸。我刻得不好，但材质是对的——九芎木。跟你的徽章是同一棵树。”
邱丽花接过印章，放在手心里。九芎木的质地很轻，温润的淡黄色，带着新刻木头特有的清香，跟她书包上那枚徽章的味道一样。印面上的“花”字是正楷，笔画不算完美——“花”字的最后一笔竖弯钩稍微偏了一点，她见过他刻的最完美的那个版本，是阿水伯商标章上那棵槟榔树，每片叶子都反复修了不知道多少遍。这个章他只刻了一个字，但那个歪掉的弯钩是他自己的风格。她把印章按在红色印泥上——印泥是新买的，还没拆封，她在拆塑胶膜时手指甲在印泥表面按出了一个小小月牙形凹痕——然后在信封背面盖了一下。一个红色的“花”字，清清楚楚地印在牛皮纸上。像一枚标记，印在他们即将各自出发的十字路口。
那年冬天，九芎花谢了又开。台东的冬天不够冷，九芎的花期跟春天连在了一起。从堂口后山到庙街，从省道到海岸线，一整片深深浅浅的绿色里点缀着一树一树的白花。街坊邻居开始习惯在庙街上看到阿发叔巡街的身影——他巡街时穿着平常的唐装，胸前不再别任何徽章，只有手腕上的佛珠还在。偶尔他会在阿水伯槟榔摊买一包菁仔，靠在榕树下嚼着，跟竹竿讨论今天省道上出现的陌生车牌。那辆金大亨槟榔的招牌在去年秋天的协议之后还在省道上挂着，但后门已经不再有人在深夜递信封了，门口进出的客人也变回了正常的槟榔消费者。洪振辉遵守了诺言——不是因为怕后港帮，而是因为那份联名信上有四十二个摊贩的签名和指印。他师父阿发叔说过，道上混的，最怕的不是刀枪，是一叠按了手印的纸。
竹竿学会了用电脑。他那本笔记本还在——手写的原始记录一页都没少——但他现在每周会把记录整理成电子表格，用才叔送给阿忠又被阿忠转借给他的那台老电脑录入存档。他说他现在打字的速度比嗑瓜子还快，但依然经常拼错“庙街”两个字——每次都打成“妙街”。阿忠纠正了他好多次，他才终于改过来。他的作文也进步了，那篇《我的大哥是鳅哥》经过反复修改，后来被他自己投稿到台东县图书馆办的地方文学奖，得了青少年组佳作奖。颁奖那天他穿的就是交接仪式上那件有领子的衬衫，领口的折痕早就洗没了，但肩膀上的线头被他剪干净了。领奖的时候他把奖状举得很高，说要把这张奖状裱起来挂在堂口议事厅里，跟那本牛皮纸封面的堂务纪要并排。他说这篇作文是他这辈子写的第二篇完整的文章，第一篇是罚抄十遍单词表。
阿忠学会了做电子账。邱丽花花了三个周末的时间，从开机、双击鼠标左键、打开Excel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教他。他把每一个操作都画在纸上——不是记文字，是画图。箭头指向哪里，鼠标移到哪个格子，回车键按几次。他说他的手指太粗，按键盘经常一次按到两个键，但他画图很准——在纸上画的格子比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还整齐。阿水伯说等他完全学会了，就让他负责槟榔摊的全部账务，自己只负责掌勺和种九芎。
邱火旺拿到了货运公司仓库管理员的正式聘用书。不是临时工了，是正职，有劳保健保，有年终奖金，有带薪病假。他把聘用书复印了一份，用磁铁贴在铁皮屋的冰箱门上，跟他第一次还钱的收据并排。有一次他在仓库值夜班的时候，隔壁货运行的一个年轻司机在卸货时被掉下来的货箱砸伤了肩膀，血流不止。邱火旺从值班室里冲出来，用他当年在码头学的急救方法帮他止了血，让另一个司机开车送他去医院。后来那个年轻司机的家人来仓库道谢，带着一大篮水果。邱火旺推辞不掉，收了，回到值班室后哭了很久。不是因为被感谢了，是因为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不是被骂、不是被讨债、不是被当成废物——而是被当成一个有用的人。林金发听说之后，从台北寄了一箱新竹米粉过来，附了一张便条纸，上面只写了一句话：“邱大哥，米粉跟鸡汤一起煮，你女儿教我的。很好吃。”便条纸背面印着他货运公司的抬头和电话，右下角画了一个笑脸——大概是他在柜台上等传真时随手画的。
阿嬷的红豆汤配方终于写完了。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一共写了三张活页纸。配方不只是食材和步骤，还包括她年轻时在庙口卖水果时观察隔壁鱿鱼摊得来的心得：炭火的温度怎么判断（把手放在烤架上方五公分处，数到三就必须拿开）、鱿鱼翻面的时机怎么把握（边缘开始卷起时要立刻翻）、蒜蓉酱油的比例（六分蒜蓉、三分酱油、一分糖，冬天加一点米酒去腥，夏天多放蒜蓉因为容易变质）。写完之后，邱丽花用影印机复印了好几份，一份给阿水伯（放在礼盒里当赠品），一份寄给简世杰（他说可以拿去庙东夜市帮他推广），一份给王鹏鳅——那份影印件此刻正跟他那本袖珍英汉词典一起锁在堂口仓库的铁柜里，钥匙贴身挂着。
而邱丽花的台东高商二年级课程，在秋天开始了。保送甄试的初选名单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夜间部商业经营科，邱丽花。在她的名字旁边，有一行评审老师的备注：“该生白天在槟榔摊工作，晚上从不迟到。会计学期中作业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槟榔礼盒品牌商业计划书，包括市场分析、成本核算、营销策略、财务预测。格式符合四技二专企管系专题制作标准。建议推荐保送。”
她把这份初选通知单复印了一份，原件放进铁盒子里，复印件用那颗九芎木印章盖了一个“花”字，寄给了王鹏鳅。信封背面没有再画乌龟——她现在用印章了。他在堂口后山收到这封信时，正蹲在那棵被他修剪过的老九芎树下，给那棵要带去台北的盆栽九芎苗换更大的花盆。看完之后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继续填土。盆底铺了一层碎石——是阿嬷教他的，说碎石可以防止积水烂根。碎石是从堂口后山那条旧运煤渣路上捡的，跟他小时候被锁在仓库里时从窗口看到的是同一条路。他在碎石中间发现了一小截已经碳化的煤渣，大概是纺织厂还在运转时留下的。他把那截煤渣也放进了盆底，作为盆栽的滤水层——台东的旧时代替九芎挡住多余的水分，让它只吸收自己需要的，剩下的让它流走。
二〇〇一年的夏天，终于到了。
台东车站的月台上站满了人。阿水伯、才叔、竹竿、阿忠、阿旺叔、林金发，还有几个常年在省道上跑车的司机。黄狗也来了——竹竿用机车载它过来的，它蹲在月台边，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的领巾，是阿嬷用旧棉袄的布料改的。阿发叔站在人群最外围，手里拨着佛珠，没有往前挤。邱火旺推着阿嬷的轮椅，轮椅上挂着邱丽花高中毕业时拍的全家福——阿爸、阿嬷、阿花三个人，站在铁皮屋门口，背景是那扇被台风反复吹歪又正过来的窗户。阿嬷怀里抱着一个保鲜盒，里面装了二十颗她亲手做的红豆汤圆——说是让阿花在火车上吃，其实是想让她带去台北，分给那个在庙东夜市烤鱿鱼的人。阿嬷说台北的冬至比台东冷，汤圆要多放姜片，但她今年手抖，姜丝切得有点粗，让王鹏鳅将就着吃。
邱丽花站在月台上，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行李箱是阿水伯送的——他说阿花以前去台北都是送槟榔礼盒，这是她第一次带自己的行李去。行李箱上贴满了阿水伯槟榔的商标贴纸，每一张都是她亲手画的——从最早期那棵树干画太粗的槟榔树，到现在这个印着“Mr. A-Shui Betel Nut”的正式商标。商标旁边还贴着她用那枚九芎木印章盖的红色“花”字，每一枚都印得端端正正。
王鹏鳅站在她旁边，肩上扛着一个大盆栽——那棵在堂口后院养了三年的九芎苗，被他移进了一个加固过的木箱里。木箱是他自己钉的，用的是堂口旧家具拆下来的木板，每一块木板上都有他用电烙铁烙的编号和箭头，指示搬运时哪一面朝上。树枝上还挂着一片阿嬷写给他的红豆汤配方影印件，被透明塑胶套封得严严实实——他怕搬家的时候把纸弄破，提前用才叔冰果室包蜜豆冰碗的防潮袋裹了好几层。他的另一个包里装着那本已经翻烂了的英汉双解小词典、邱丽花批改过的全部英文作业——按日期排列装订成三册，册脊上用他写英文那种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很认真的字迹标注了“Year 1”、“Year 2”、“Year 3”——以及那枚后港帮的银戒指。他把戒指带上了，不是作为后港帮的印信——印信已经交给了阿发叔——而是作为王进发的遗物。他说他爸这辈子留给他的东西不多，这枚戒指是一份。他把戒指锁在唐装内侧口袋里，跟那本袖珍词典放在一起。一个是他爸的遗物，一个是他要去的地方。
火车汽笛响了。
竹竿忽然往前跑了几步，差点越过月台上的黄色警戒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给王鹏鳅，说这是他新写的作文，题目是《鳅哥走的那一天》。结尾他已经想好了——“他没回头。但他把后港帮的九芎种在台北了。”竹竿说完这句话，眼眶红了，但硬撑着没有掉眼泪，只是用袖子使劲蹭了一下鼻子。黄狗蹲在他脚边，仰头看着火车慢慢启动，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呜咽。它看着火车的眼神跟它每天傍晚在省道边上等竹竿蹲点结束的眼神一模一样。
火车缓缓驶出台东车站。邱丽花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海岸山脉一点一点往后退。省道上的货车在晨光里排成了长队，庙街的樟树从火车上看只有火柴棍那么高，阿水伯槟榔摊的新顶棚在阳光下闪着浅灰色的光。她看不见那棵老九芎，但她知道它在堂口后山上，树冠上的白花正在夏天的风里轻轻摇晃。
王鹏鳅坐在她对面，把那盆九芎苗放在座位中间的行李架上——他特意买了正对行李架的位置，这样全程都能看到它有没有被颠歪。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有点。火车上的禁烟标志亮着灯。
“台北的鱿鱼摊，位子还在不在。”
“简世杰上个月来信说，夜市管理委员会把位子保留到今年九月。现在是六月。来得及。”她从书包里拿出那份六页的庙东夜市调查报告，翻到那张手绘位置图。入口第一家还是被红笔圈着，但旁边又多了一些新的标注——是简世杰上个月骑脚踏车去复查时更新的，用绿色原子笔写在原来那行铅笔字的下面。他写：“二〇〇一年六月更新：隔壁的饮料摊搬走了，现在这个位子可以多摆两张桌子。张主任说他会帮你们保留到九月。但如果再不来，就只能给下一个候补了——候补第三位是卖大肠包小肠的，味道一般，张主任还是想把入口留给更特别的摊子。”邱丽花当初读到这句话时对着信纸笑了一下，回信说：“告诉他——卖鱿鱼的比卖大肠包小肠的特别。因为鱿鱼要烤到‘well done’才好吃，不是每家都烤得出来。”
“简世杰帮了很多忙。他那个夜市报告，我到现在还在用。”
“他知道。他上次写信说，他爸爸去年退休了，闲不住，经常去庙东夜市逛。有一次看到你托竹竿寄给他的鱿鱼酱汁样品，说你用的是阿嬷的配方，他说比士林夜市那家排队的还好吃。”
火车穿过隧道，窗外的景色忽然暗了下来。她看着车窗玻璃上映出来的自己的倒影——十七岁的脸，比十三岁时瘦了一些，但眼神更笃定了。她想起那年夏天在庙会上扯住一个陌生人的袖子喊“不给就不许走”，想起在槟榔摊上一整夜包了五十包槟榔、手上被刀片割了五道口子，想起在天台上台风夜看到的第一颗星星，想起后山上他靠在那几棵九芎树下面闭着眼睛说的那一个字——“累”。她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字意味着什么。现在她懂了。那是一个人的根，终于找到了可以扎根的土壤。
“王鹏鳅。”
“嗯。”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在冰果室写二十六个字母，把Z念成了‘二’。”
“记得。你笑到肚子疼。”
“我没笑到肚子疼。”
“有。才叔可以作证。”
“才叔作证不算。才叔是你的人。”
“现在已经不是了。他现在是庙街摊贩自治委员会的荣誉理事。上个月刚当选的。投票的时候黄狗也举了爪子，被竹竿算了一票。阿忠说这一票无效，因为狗没有签名。竹竿说狗有爪印，比他自己的签名还值钱。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最后阿发叔出来调解，说这一票算弃权。”
邱丽花靠在椅背上，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他。他刚才说这段八卦的时候嘴角是翘起来的，眉骨上的疤被车窗外忽明忽暗的光线照得一明一灭。二十三岁的王鹏鳅，不再是那个在庙会上用懒洋洋的眼神打量人的小痞子了。他学会了几百个英文单词，拿到了国中毕业证和驾照，关了五家地下赌场，主持了后港帮的和平交接，在堂口后山种了三棵新的九芎苗。他把他爸留给他的存折完整地保留下来，用自己在槟榔摊打工攒的钱和之后几年帮阿水伯管理省道物流调度挣的薪水，一分不动地攒够了台北鱿鱼摊的租金和设备预算。那本存折他最终没有动用——他把存折连同王进发所有的汇款单原封不动地锁回了堂口保险柜里，只在档案袋外面贴了一张便条纸，用他那种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很认真的字迹写了一句话：“台北的摊位，我自己买。这本存折，留给下一个被丢在后港帮堂口门口的小孩。不管他是不是野种。”
“你后来还练过Z吗。”
“练过。现在不会念成‘二’了。”
“那念一个。”
“Z。”
“嗯。标准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用那支1972年的旧钢笔写了一行字——“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五日。火车上。他念Z终于不念成‘二’了。这个可以写进账本里，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写完之后她把笔记本举起来给他看。那一行字的末尾，她画了一个五角星。跟她在每一份被批改的英文作业上画的一模一样。
火车继续向北。窗外，海岸山脉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花东纵谷的稻田，绿油油的一片，在夏天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金光。火车上的广播在报下一站的站名，声音被风吹散了，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回音。过了这一站，再往前，就是台北。
邱丽花把笔记本放回书包里，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那枚九芎木印章，一直放在书包外侧的口袋里。她把它拿出来，在印泥上按了一下，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盖了一个红色的“花”字。然后她把印章递给王鹏鳅。
“你刻的。第一个章，盖在第一页。这本笔记本，以后用来记录台北。第一页是你盖的。”
王鹏鳅接过印章，低头看了一眼印面上那个有点歪的弯钩。他把印章握在手心里——那枚他刻了很久的九芎木带着她书包里传出来的荖叶和石灰混合的淡香。他把印章翻过来，跟她盖的那个“花”字并排，又盖了一个。两个“花”字挨在一起，一个稍微偏左，一个稍微偏右，红色的印泥在纸面上还没完全干透，反射着车窗外面照进来的阳光。
火车继续往北。从台东到台北，要走六个小时。他们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中间隔着一盆九芎苗。盆里的土被车厢的空调吹得微微发凉，但树根埋在深处，很暖。
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回左边。窗外的景色越来越陌生了——高架桥、工厂烟囱、密集的公寓楼。这是她即将要读四年的城市，是他即将要在夜市里烤鱿鱼的城市。是吴秀兰收到过三年零四个月汇款单的城市，是陈美兰在塑胶厂做了十几年之后一个人住在万华的城市。是阿嬷的红豆汤配方即将被印在调理包背面、放在伴手礼商店里卖的城市。
他把那根始终没有点燃的烟塞回口袋里，然后把左手伸过去，无名指上的戒痕还在。他把那圈戒痕，轻轻地、习惯性地，压在她虎口淡白色的刀疤上。跟她在账本里夹了多年的那张传单残片一样，薄薄的，但一直都在。
窗外的纵谷平原在晨光里铺展开来，绿油油的稻田一眼望不到头。有一列北上的自强号从旁边铁轨上超过来，两车交会时的气浪把她的刘海吹起来，露出额头上那道被台东的阳光晒得比脸颊更深的肤色线。她没有去拨刘海，只是看着车窗玻璃上映出来的两棵树——一棵种在木箱里，树冠上的新叶正在夏天早晨的阳光下轻轻舒展；一棵还没有种，但根已经在土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