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攻短篇》青山亦惊

1、到上海去 他在夜色里

　　我出生在1955年的香港，一个普通的多子之家，父亲来自内地，是一个随着党派倒台后衰败的小家族的独生子，战争让父亲失去了族里其他人的消息，他只好一个人逃难来了香港，所幸曾经的长官接济，在政府挂得了个小科员的职位，我的母亲则是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在我出生之前，家里的形势就已经很差了，一家人窝居在一个小公寓里，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我因此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那个，在我之后没有孩子出生了，一家六口家底低薄，艰难度日。

　　所幸我少时聪颖，加上我长大时，大哥和二姐都已经在社会上谋得了工作，往家里贴补了一二，我的学业赓续没有什么问题，1971年，我顺利从中学毕业，但是接下来是否考大学却成为了摆在我人生路上的一道难题。

　　坦诚而言，我已经不好意思再靠哥哥姐姐的资助继续读书，毕竟他们都没有上大学，我这个年纪最小的得了照顾，却也不该继续厚着脸皮拿哥哥姐姐们的钱了。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没有立刻申请大学，而是在离家两条街的地方找了个西式快餐店店员的工作，每日做做薯条，和客人打交道的同时也练了练英语口语，没有客人和晚上回家的时候温习功课，为申请大学作准备。

　　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叫林从宝的人，是他让我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的。

　　我是个同性恋。

　　这件事是我后来才能确定并接受的。

　　林从宝是个辍学的混混仔，比我大两岁，总穿着皮衣，衣领里塞着一条丝巾，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喜欢打架，骑机车，崇拜李小龙。

　　起初他并没有注意到我，还是听我和客人说，我家有两盘李小龙演的电影的正版录像带，于是下班路上，他堵住了我，往我怀里扔了盒香烟。
　　能让我看看你家录像带长什么样吗？

　　我把烟塞到了裤兜里，这时候我是不抽烟的，但是我想知道香烟是什么味道。
　　我和他在阁楼里抽烟，看李小龙，掐灭烟里面的爆珠，就这样成为了朋友。

　　所以后来他被打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他带了几个兄弟去找回他的场子，当然也包括我。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架，并且我发誓，那也是最后一次。

　　我的头破了，很痛。
　　但是我不敢去医院，因为我母亲在那里做护士，半个医院里的人都认识我。

　　林从宝也鼻青脸肿。

　　我带他回了家里的阁楼，摸黑回去的，又不敢开电灯，点了蜡烛。

　　我给他涂脸，他突然挣了我一下，我的蜡烛没拿稳，灯油浇到他脖子上，他疼得呲牙。

　　我问他为什么挣我。
　　他说我挨得太近了。

　　我没有当回事，借着烛光去抠他脖子上快要凝固的蜡油，这时候我看到他的脸红红的，不是被蜡烛烧的红，而是从里到外的红。

　　你干嘛呀。林从宝被我盯久了，抱怨我。

　　我心头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毛茸茸的一根草从土里钻出来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我赶紧把蜡油弄干净了，打发他走人了。

　　最后头上的伤还是被母亲发现了，挨了一顿臭骂，我没当回事。

　　我从小什么书都看，油头粉面的都市小说读了不少，当然知道男人和男人之间那档子事。
　　但我还没有做好自己是同性恋的自觉。

　　尤其是我在地下市场上找了一堆碟片来看，发现自己的确只对男人硬的起来之后。
　　——我必须得直面这件事，这让我心烦意乱。

　　所以后来林从宝又来找过我几次，一块玩，我都推拒了。

　　等我彻底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的时候，却听说林从宝和他父亲一块去台湾投靠亲戚做小生意去了。

　　那时我已经通过了香港大学的申请考试，正要辞掉快餐店的店员工作，还是平时和我关系很好的美珍告诉我，林从宝走的那天来找过我，但是我那天没有排班，他没见到。

　　在窗户外站了很久呢。美珍说。

　　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我大学读的经济系，毕业后赶上亚洲经济潮，幸运地在一家证券交易所里谋得一份职位。
　　干了三年后，我已经一跃成为部门经理。

　　我却毅然决然选择了辞职。

　　同事和上司都很不解，纷纷来劝说我。

　　但我这时已经看出来大陆正在推行的改革举措必将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没有人能在如此澎湃人心的时代浪潮里选择什么都不干，我自然也不例外。

　　我就此北上，凭借自己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开始做起了外汇生意。

　　起初在深圳，后来去了上海。

　　也是在上海，我碰到了一个对我的人生有重要影响的人。
　　这个人叫王民德，直到今天我仍然承认，我迷恋过他。这种迷恋在我的人生中是很少见的，一种彻头彻尾的激情，出现的时候如同闷雷一声，轰隆作响。

　　他是八十年代出头常见到的那种知识分子，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穿了件草绿的毛衣，外面是一件棕色的皮夹克，头发往后梳，整个人消减清瘦。
　　他在一所大学里当老师。是我的一位朋友介绍的。

　　因为我当时初来乍到，对大陆法不怎么了解，这在商场上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而王民德是我这位朋友的表哥，学的正好是经济法。
　　我这位朋友在给我们牵线搭桥时，曾和我说过，他的表哥个性很傲，如果有什么冒犯的，让我不要介意。
　　我不知道他说的有几分准确。

　　反正王民德给我看合同的时候，还翘着二郎腿，他身上莫名有种二流子的气质，不是很正经，整个人松松垮垮地挂在椅背上，好像那里是他的家。

　　他翻了几页合同，就批评我这份合同拟得像给国家做慈善。
　　我很耐心地问他哪里不好。
　　他喋喋不休地给我解释了起来。

　　我察觉到他语气里的不快，在他最后说完之后，我仍然冷静地开口，指出他刚才有一处说的不对，有一条法规今年二月才刚刚修改。
　　他愣了下，问，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不放心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一个陌生人，所以连着好几天都在读大陆的经济法系。
　　但这话我不会对他说。

　　反而是王民德住口了，他抬头仔细打量了我一眼，接着俯掌而笑，说，你倒是和别的人不一样。

　　一时间他话语里所有的不耐烦迎风而解。

　　后来我才知道，王民德那时候正被一些商人纠缠，天天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到他面前，还有人想趁着改革刚开始体系不完善钻法律漏洞，做些非法的勾当，让他烦不胜烦，只好在这些人里挑些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故意使袢子，显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问他我哪里有让他看不顺眼的地方了。
　　那时他笑，说我看起来太像香港来的不学无术的公子哥，要在上海这个销金窟里大手大脚挥霍祖产，最后变成穷光蛋滚回香港。
　　他就想吓吓我。

　　谁料我是个有脑子的。

　　他看完我的合同后，我想请他吃顿饭答谢他，他也没拒绝。
　　可我的助手办糟了事，订了一家西餐厅，那时候上海的西餐厅还残留着一点老海派风格，我请王民德吃饭，却没料到他不会用刀叉。

　　这个仿佛在任何场合都能谈笑自如的男人笨拙地把刀和叉子拿反了，同时切牛排的时候用力过猛，刀在盘子上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噪音。

　　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我不好意思地作了个手势。

　　王民德为了应付这局面，放下刀叉，说他是左撇子。
　　我在心里苦笑。

　　不知道王民德有没有觉得我是故意给他下马威，总之他最后说下次要回请我一顿，我只好答应。

　　这样一来一回的请客吃饭间，我也和他熟悉起来。
　　我这才知道，他是北京人，比我大两岁，□□期间下放后当了一段时间知青，后来□□结束后，家里人想把他捞回北京，但返城名额有限，他就没选择回北京，靠着班里的人脉辗转来到上海教书。

　　我对这一点很好奇。
　　上海有什么吸引了你？

　　王民德看着我笑了笑，过一会又不笑了。
　　因为上海是一座沉默的城市。
　　王民德说。

　　我那时候不懂他的意思，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和他认识的时机太不合适了，所以最后才不得不分开。

　　1980年，我在上海商行里看中了当时官方发行的外汇券，这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甚至觉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的人是傻子，但我靠着多年经验嗅到了政府一系列动作背后的风声。对外开放既然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外汇自然在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因为每个人名下能购买的外汇券名额有限，我找了一批人，出钱请他们帮我在市场上套汇，大部分人看不出来这些名堂，还有觉得我人傻钱多的，只有那么几个人看出来了，试图挤进来喝汤，我也没有拒绝。

　　我的动作太大，吸引了一批人的注意，有人开始秘密定点定地盯着我，我知道自己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为了我的安全着想，我迫不得已暗中雇佣了一些人帮我盯着外汇市场，自己游手好闲起来。

　　我开始去王民德任教的大学里游逛。

　　大陆的大学和香港的很不相同，我最初坐在教室后面，班里还以为来了插班生，其实我只是对这些大学生们学什么感到很好奇。
　　王民德对我的出现没说什么，只是偶尔看我在课堂上睡觉，非要点我的名字让我起来回答问题罢了。

　　我并不是不听课，但是他们的王老师显然比那些法律条文更有趣。
　　王民德上课的风格和他本人一模一样，他的说话方式，他的授课内容，始终有一种讥诮的气息，这和他过于消瘦的身板是不太相配的。

　　我既不否认他独特的英俊，也不否认自己被他吸引。
　　毕竟我归根结底是个同性恋，还是个看人先看脸的男人。

　　我这个人在感情里是比较坦率的，来来回回试探过他两次，可惜这个人确实没反应，也有可能是在装傻。

　　那时还有个隔壁学校的女学生在追他，王民德评价过，说那是一朵烂桃花，可惜怎么赶都赶不走。
　　我见过那女学生几次，花儿一样妍丽的姑娘。我为她感到惋惜。
　　不过王民德怎么没看出来，我也是烂桃花里的一朵。

　　拿合同和文件打扰他打扰得多了，我自己都能把那些法条倒背如流了，但为了还能继续打扰他，我硬着头皮懂装不懂。

　　王民德显然看出来了，挖苦我，说他的那些学生们怎么就不如我，不说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也别揣着糊涂当明白啊。
　　我说我是真不懂，你这样说，那我去找别人问问吧。
　　王民德应该是懵了，他可能没遇到过我这样的。总之我的反应打得他措手不及，他都不知怎么应对。

　　其实无论是什么关系，感情里不就这点有意思么，以为自己怎么怎么样，其实对方压根不按套路出牌。

　　我也没光嘴上说说，正巧他办公室里的人我都认识，有个叫罗阳的，长得像我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同窗，我和他也很熟悉。

　　我作样子去找罗阳时，王民德什么想法我不知道，我看到他在外面树下停下自行车，穿了件卡其色的夹克，手里拿着本教材，他走到窗外，背靠着梨花树，看我和罗阳聊天。

　　他靠着梨花树的时候，开始还能装在看书，发现我在看他之后，手里抓着书，也不装了，就看我。

　　罗阳走后，王民德走到窗子前，敲了敲，我打开窗子。

　　他对我说话，语气很不满。
　　我不比他懂得多？

　　我笑了，应和他。
　　你是全世界懂得最多的人。

　　他站直，哼了一声。

　　这不就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东西了么。

　　我那段时间也很闲，不方便抛头露面，就同他打牌，去电影院，逛公园，打保龄球。我还借由他认识了一些搞学术的青年们。他们偶尔聚会。

　　看电影王民德喜欢特吕弗和雷诺阿之流，他在乡下时，每逢进城都会进电影管理站，那时候有一批内参片流进过国内，他基本都能搞到。

　　我对他的品味不好多说什么，我喜欢合家欢电影，让我谈论这些东西是为难我。

　　有一次我同他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叫杨延晋的人导演的，这部电影的名字我已经忘了。
　　我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王民德在看我，我能看到电影光穿过，把他的半张脸照得很亮。

　　他一看我醒了，很快就收回了他的脑袋。我在心里哂了一声，装出个继续睡的样子，把头换了一边。

　　暧昧不就是这样一种不说破也不道明的状态么，你能从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感受到不同，时而松快，时而紧张，像人在海水里泡着，那种状态是让人享受而不是紧张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从酒局里出来，正巧碰见他和几个朋友在路边走着，我让助手先开车回去，我也不打一声招呼就跟在他们后面。
　　王民德看到我了，他很快把那群朋友打发走，我借着夜色走到他身边。

　　你是好雅兴。我说。
　　王民德说，奇了，在哪都能碰到你。

　　那本是一个平常的晚上，我同他散散步，进了公园里，我们有来有往地耍嘴皮子，有男女交往经历的，都能明白那种乐趣，那种不用言说暗中流动的默契。
　　可惜的是那天晚上的事并不算愉快。

　　快我们两步的是几个小警察，他们拿手电筒的光照亮了草丛。
　　那小警察高声喝问，什么人。

　　手电光晃动的时候，草丛里照出了一幅很亲密的画面，可随之看过来的，是一对惊慌失措的野鸳鸯，可一个粗眉大眼，是男人，另一个手上戴着表的，也是个男人。

　　回去的路上，王民德的脸色很难看。
　　我知道，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那幅画面无疑太难堪了，甚至有点恶心。

　　我想了一路，临分开时问他，
　　你明天有空吗？

　　怎么了？

　　外滩新开了一家餐厅，我做东啊。我说。

　　王民德看我一眼，说，再说吧。

　　这是一番拒绝的意思。

　　我开始后悔那天晚上同他出来。

　　我们在公园门口分手，我走出去了一段距离，又扭头去看他。

　　虚虚渺渺的夜色里，他一直站在那里，穿了件明亮颜色的毛衣，遥遥地，点开一支烟，他的神色模糊难辨，他又往后倚靠着树，整个人站不直的样子，头仰着，他的烟烫到手指都不一定能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