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花正开》去看更美丽的风景

2、夏天很长 夏天很长

　　林知夏说的是真的。她站得离琴近，确实从不跑调。
　　那一个学期，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排练厅。我弹伴奏，她站在琴的右侧，离我不到一臂远，低头看谱，跟着合唱团的声音轻轻晃。有时候排练结束得早，团员们走了，她也不走，趴在钢琴边上问：
　　「弹琴的，你刚才那个地方为什么慢了一拍？」
　　「那是气口。」我说，「让声音喘一口气。」
　　「哦——」她拖长了音，「那你给我弹一首不用喘气的呗。」
　　我鬼使神差地，给她弹了德彪西的《月光》。排练厅的灯没开，只留了讲台上一盏，光线昏昏黄黄地落下来。她的眼睛跟着琴键走，亮得像盛了一汪水。
　　「真好听。」她轻声说，「这是谁写的？」
　　「德彪西。」我顿了顿，「法国人。」
　　「那你以后多给我弹弹，我不认识他，可我认识你。」
　　这话说得没头没尾，我耳朵烫了一下，没接。那会儿我十六岁，在男生里算话少的，脸皮薄，经不起这样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句「我认识你」，是那一年里最重的一句话。十六岁的人不懂轻重，可琴懂。那天回去，我练了很久的《月光》，练到妈在房里喊：「辞辞，十点了，别扰民。」我才恋恋不舍地合上琴盖。第二天到排练厅，她问我：「昨晚你练到几点？」我说：「十点。」她说：「我十点零三分睡着的，梦里都是月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银杏叶掉光了，排练厅窗外的树枝光秃秃地伸着。期末，合唱团要在学校的元旦晚会上唱《送别》，林知夏有一段独唱。那是我第一次给她一个人伴奏，台下坐着一千多个人，她站在聚光灯里，声音一出来，整个礼堂都安静了。
　　为了这台晚会，我们排了整整一个冬天。程老师教她一句一句地抠歌词，我一遍一遍地试伴奏的力度。她说：「你弹慢点，我嗓子放得开。」我说：「好。」她唱到「芳草碧连天」的时候，我总觉得，那句不是唱给观众听的，是唱给风听的。元旦那天晚上，风确实听懂了——整个礼堂都安静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她唱完，鞠躬，台下掌声雷动。她下台的时候冲我挤了挤眼睛，我站在台侧，握着谱子，心跳得乱七八糟。
　　元旦晚会后，合唱团放了一周假。可我和林知夏几乎天天见面——她说要练气息，让我去琴房给她伴奏。我妈那阵子总念叨：「你一个男生，怎么比女生还会约人。」我说：「是她约我。」妈说：「我看你乐在其中。」我低头扒饭，没否认。
　　那天晚上散场，她追到琴房门口，手里攥着两瓶汽水，一瓶递给我：「弹琴的，谢你这一年给我兜底。你知不知道，我本来不想转学的——我妈说云禾一中音乐氛围好，我来了以后才觉得，她说得真对。」
　　「嗯。」
　　「你这个人，」她皱着眉看我，「怎么永远只有一个『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太亮了，亮得我那些笨拙的话都说不出口。
　　后来我学到一个词，叫词不达意。我大概天生就是这种人——心里装着一整句话，嘴上只能放出来一个字。林知夏不一样，她心里装着一句话，嘴上能放出来一箩筐。我们俩像是两种乐器：她是长笛，负责响；我是低音提琴，负责沉。她负责把日子过成歌，我负责把歌托住。
　　寒假，父亲没有回来。他在信里说，那个项目到了关键期，开春一定回。我给他回信，写了半页纸就写不下去了。我的日子太窄，窄得只有琴房、教室、排练厅，装不下他信里的崇山峻岭。
　　那年春节，家里只有我和妈两个人。年夜饭四个菜，妈做了爸爱吃的红烧肉，摆在桌上没动，说是给他留着。除夕夜我给爸打电话，信号不好，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山上——信号——你们——吃了吗——。」我说吃了，他说那就好。挂了电话，妈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织着织着说：「辞辞，你爸这辈子，把山当成了家。」我说：「我知道。」妈说：「你知道就好，别怪他。」我说：「我不怪他。」
　　高二开学，春天来得晚，三月了还落了一场雪。
　　那天排练完，林知夏没有走。她站在排练厅门口，脸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沈砚辞，我有话跟你说。」
　　她很少叫我全名。我心里一紧，走过去，她却不看我，看着地上：「我……我想了很久了。沈砚辞，我喜欢你。从那天你回头看我开始，我就喜欢你。」
　　风呼呼地吹，雪粒扑在脸上，凉丝丝的。
　　我那时候该说什么呢？我排练的时候能看懂整份总谱，考试的时候能算出所有的题，可那一刻，我的脑子空得像一张白纸。好半天，我才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哑又低：
　　「……我知道。」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圆圆的：「你知道？那你——」
　　「我也喜欢你。」我说。
　　她愣了三秒，然后「噗」地一声笑出来，眼眶却红了。她抬起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一把，又跺了跺脚：「沈砚辞，你这个人太讨厌了，你知道我喜欢你，你都不先开口！」
　　「我怕我开口了，」我老老实实地说，「你就跑了。」
　　她瞪我一眼，忽然又笑了，伸出手来：「那说好了，从今天起，我是你女朋友了。」
　　我把她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凉凉的，指尖冻得通红，可攥在我手心里，一点点地暖过来。
　　那天下雪，我送她回家。她家离学校两条街，我们走了很久，久到她的围巾上落了一层雪。她说：「沈砚辞，以后下雪天，你都送我回家好不好。」我说：「好。」她伸出手来：「拉钩。」我勾住她的小指：「拉钩。」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几乎要碰在一起——这一次，它们真的碰到了一起。
　　我们又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她哈着白气，问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我认真想了想，说：「你唱歌的时候，声音是直的。」她瞪我：「这也算喜欢？」我说：「算。我的琴声也是直的，直的碰直的，就不会走散。」她没说话，过了很久，才轻轻「嗯」了一声。那时候我不懂，一句「嗯」，是她听懂了的意思。
　　那一年，我十六岁，她十六岁。我们在开春的雪里牵了手，以为这就是天长地久。
　　后来我才知道，十六岁以为的天长地久，大多撑不过十八岁。可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们都以为，这个夏天会很长很长，长到可以装下往后所有的日子。
　　我妈后来常说，十六七岁的孩子，把一辈子说得太容易。那时候我不信，现在信了——可我不后悔说过。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轻易说出口的一辈子，就不会有后来那么认真去走的路。
　　林知夏谈恋爱是明晃晃的。她会在排练的时候给我带食堂的糖饼，会在课间从三楼跑到一楼我的教室门口，就为了说一句「下午排练别忘了」。合唱团的团员们起哄，她大方地挽住我的胳膊：「别起哄，人家沈砚辞脸皮薄。」
　　我被她说得面红耳赤，可心里是满的。
　　高二那年的春天过得特别快。银杏抽芽，梧桐落絮，我和林知夏像是把之前十六年没说过的话都补上了。她给我讲她转学前的学校，讲她妈妈一个人带她的不容易；我给她讲爸的山，讲那些我从没去过的营房和垭口。她说：「等高考完，你带我去看看你爸看过的山。」我说：「好。」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这个约定会实现。
　　高二下学期，云禾市中学生艺术节，一中合唱团拿了金奖。庆功宴上，林知夏喝了两口果啤就醉了，趴在桌上絮絮叨叨：「沈砚辞，以后我们上同一个大学好不好？你弹琴，我唱歌，我们一直这样下去。」
　　「好。」我说。
　　「拉钩。」
　　「拉钩。」
　　我们拉了钩。那时候阳光正好，窗外的梧桐刚抽出新叶子，满世界都是春天。
　　庆功宴散场，我送她回宿舍楼。她上楼前回头，眼睛亮亮的：「沈砚辞，我们一定会一直一直这样的。」我说：「嗯。」她上楼了，我站在原地，听见她哼着刚才拿金奖的那支歌，声音一路从楼道里飘下来。那支歌我在琴上弹过无数遍，可那晚我第一次觉得，它好听是因为唱歌的人。那支歌叫《茉莉花》。后来很多年，我听到任何版本的《茉莉花》，都会想起那晚的楼道。
　　那天晚上回家，我路过书桌，看见玻璃板底下父亲的那封信。他上一次来信已经是两个月前了。我在信纸背面写了几个字：
　　「爸，山顶我还没去，但我好像已经看见光了。」
　　这封信我没寄出去。因为第二天早上，妈在厨房里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她整个人慢慢地滑坐在地上，电话听筒摔在瓷砖上，发出很长很长的忙音。
　　电话里说，澜川省地质勘察队，云禾分队，山体塌方。
　　沈牧遥同志，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