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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药房 一个月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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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H城的初秋正式转为深秋,连绵的阴雨将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片冰冷的湿气中。
市规划局的大礼堂内,正举行着一场全市旧城改造与土地规划的公开推进会。主席台上,分管土地审批、旧城改造的副局长刘建国正意气风发地拿着话筒,慷慨激昂地讲述着H城未来的发展蓝图。台下掌声雷动,各家媒体的闪光灯闪烁成一片。
然而,就在刘建国讲到高潮处时,他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他握着话筒的手猛地僵住,身体剧烈地晃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痛苦地捂住了左侧胸口,脸色在瞬间褪去血色,惨白如纸。台下起初以为是音响出了问题,直到刘建国庞大的身躯直挺挺地从主席台上栽倒下去,重重地砸在地板上,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急救车呼啸着赶到时,刘建国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
送到医院抢救室后,院方给出的最终死因诊断书上,盖着鲜红的公章:突发性急性心肌梗死。
当这个消息传到市局刑侦支队时,袁媛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那份关于翡翠湾项目被驳回的最终核查通告。听到“刘建国突发心梗身亡”几个字,她手中的圆珠笔“啪”的一声掉在了桌上。
太快了。也太巧了。
周海平刚死,方大年紧接着“畏罪自杀”,现在,连作为所有核心利益链条最高审批人的刘建国,也以一种毫无破绽的医学突发疾病方式,永远闭上了嘴。
三条人命,三道防线,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精准地依次剪断。
袁媛没有片刻犹豫,抓起外套直奔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心内科的办公室里,袁媛亮出警官证,见到了刘建国的主治医生。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正疲惫地揉着太阳穴。
“刘建国生前有心脏病史吗?”袁媛开门见山地问。
老医生摇了摇头,翻看着电子病历:“没有。从我们历年的体检和就诊记录来看,他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保持得相当健康,没有器质性病变。”
袁媛的目光微微一凝:“那他近期有没有异常的身体主诉?”
“有。”老医生回忆了一下,“就在他出事前的一个月内,他来过医院好几次。主诉经常感到心悸、胸闷、喘不上气。但我们给他做了全套的心电图、冠脉造影和血液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当时我们给出的诊断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引起的焦虑状态,引发了躯体化症状。”
“焦虑状态?”袁媛喃喃自语。
“对。”老医生顺手拿起桌上的另一份病历,随口说道,“说来也巧,这段时间家里好像有什么遗传倾向似的,不光他来看过,连他儿子最近也经常来我们医院开药。”
袁媛的神经瞬间绷紧:“他儿子?刘明远?”
“对,就是刘明远。”老医生点了点头,“精神科的常客。重度焦虑症,长期失眠,情绪极不稳定。在我们这儿开过不少抗焦虑的处方药。”
“他开的是什么药?”
“苯二氮卓类的药物,最常见的那种——阿普唑仑。”老医生抬起头看了袁媛一眼,“怎么,警察同志,这有什么问题吗?”
袁媛没有回答,她的心跳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着。她强压下翻涌的思绪,沉声问:“刘明远最后一次来开药,是什么时候?”
“查一下记录就知道了。”老医生在电脑上敲击了几下,“就在……上周。他刚走没几天,他父亲就出事了。”
几分钟后,袁媛拿着一张从医院药房调取出来的取药清单,站在长长的医院走廊里。
清单上显示,刘明远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按时按量开过四次阿普唑仑。单从处方和剂量来看,每一次都符合常规治疗标准,没有任何超量或违规的痕迹。
但这并不是最让袁媛心惊肉跳的地方。
在药房打印出的刘明远完整就诊档案附页上,夹着一张转诊记录单。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来访者因长期焦虑伴随躯体化障碍,经精神科初步干预后,建议配合心理深度干预。
而在转诊推荐医生栏里,龙飞凤舞地签着一个名字:
孟龙。
下方盖着H城“龙门心理诊所”的黑色印章。
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刺鼻冰冷,袁媛死死盯着那张纸上的名字。
刘明远是刘建国的儿子。
刘明远是孟龙的来访者。
刘建国在长期出现“心悸、胸闷”等焦虑躯体化症状后,突发急性心肌梗死身亡。
而刘明远手里,正握着大剂量的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物——这种药物如果长期与某些心血管类或保健品成分混合,会产生极其微妙且致命的中枢抑制与代谢叠加效应,却在事后绝不会留下任何死于他杀的痕迹。
没有凶器,没有直接投毒的现场,没有一句教唆杀人的录音。
一切都干净得如同教科书般的自然死亡。
袁媛缓缓收起那张取药清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青白。
她转过身,望向医院窗外铅灰色的天空。雨还在下,水雾模糊了整座H城的轮廓。
她没有去找刘明远,也没有去找法医重新申请尸检。她掏出手机,翻出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地址——城西,龙门心理诊所。
这一次,她不再需要怀疑。她要亲自去问问那个坐在白茶香里的男人,究竟把这盘棋下到了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