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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口述 当天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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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王馆长翻了半宿的老通讯录,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的人选——张家洼的张守田,九十七岁,解放前在平西段道班当过工人。王馆长打了好几个电话,辗转联系上了老人的孙子,确认老人身体还硬朗,思路也清楚,还记得当年的事。
第二天一早,五个人驱车赶往张家洼。
老工人住在平西县西边的一个村子里,叫张家洼。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平房,院子里种着枣树和石榴树。九月的豫地平原,秋高气爽,阳光照在院子里,把枣树叶照得透亮。
王馆长带着他们找到老人家的时候,老人正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悠悠地扇着。
老人叫张守田,九十七岁了。
季贺轶见到老人的第一眼,有些意外。她想象中的九十七岁老人,应该是卧床不起、神志不清的。但张守田不是——他背有些驼,但坐得很稳;眼睛有些浑浊,但还能看清人;耳朵有些背,但大声说话还能听见。最难得的是,他的思路很清晰,说起当年的事,时间、地点、人名,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陈守义啊?"老人听见这个名字,手里的蒲扇停了一下,"记得,当然记得。我们俩一个道班的,他睡我上铺。"
华棠蹲在老人旁边,声音放得很柔:"大爷,您慢慢说,不着急。陈守义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人叹了口气,蒲扇又扇了起来。
"好人啊,"他说,"实在人,话不多,干活卖力。那时候我们道班八个人,就他文化最高,能读报,能写信。大家家里有个什么事,都找他帮忙写信。"
"他1948年失踪的事,您还记得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老人的眼神有些悠远,"那天是十月十四,晚上他说去巡查线路,背着个帆布包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没回来,我们去线路上找,只找到了一盏掉落的信号灯。人没了。"
"警察局说是他私自离队,按失踪处理。"
"放屁!"老人忽然激动起来,蒲扇往大腿上一拍,"陈守义不是那种人!他家里还有媳妇,还有个几岁的娃,他跑什么跑?再说了,他要是想走,用得着半夜走?"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
池乐一坐在旁边,手里拿着录音笔,一动不动地录着。翟奇奇架着摄像机,镜头对着老人的脸。季贺轶坐在老人对面,手里拿着笔记本,一字一句地记着。景沐夏靠在门框上,双臂抱胸,静静地听着,眼神锐利。
华棠轻轻拍了拍老人的手背,安抚道:"大爷,您别激动,慢慢说。那天晚上,您还看到什么了?"
老人喘了几口气,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那天晚上……"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我那天晚上闹肚子,起来去茅房。茅房在道班房后面,挨着铁路。我走到半路,看见信号灯那边有两个人。"
"两个人?"季贺轶抬起头。
"嗯,两个人。"老人点点头,"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高个子的穿着长衫,矮个子的穿着制服。两个人在信号灯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高个子的就走了,矮个子的留下来,在信号灯旁边蹲了一会儿,也走了。"
"您看清他们的脸了吗?"景沐夏忽然开口。
老人看了他一眼,想了想:"矮个子的没看清,背对着我。高个子的……他走的时候,脸朝着道班房的方向,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看清了。"
"是谁?"
"周德海。"老人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丝恨意,"那时候他是平西县警察局的局长,我见过他好几次,不会认错。"
周德海。
季贺轶握着笔的手指,微微收紧。
这个名字,她昨天在平西县档案馆的案卷上看到过——1948年陈守义失踪案的结案人,平西县警察局局长。
1948年10月14日深夜,平西县警察局局长周德海,出现在陈守义失踪的现场。
这绝不是巧合。
"大爷,"景沐夏往前走了一步,蹲在老人面前,"您说陈守义是被人害死的,您有证据吗?"
老人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没有证据。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一个工人失踪了,谁会当真?警察局说是私自离队,就按私自离队结案了。但我知道,陈守义是被周德海害死的。"
"您既然知道,当年为什么不说?"季贺轶问。
老人苦笑了一声,蒲扇摇得慢了下来。
"说?跟谁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周德海那时候是平西县警察局的局长,一手遮天。我一个道班工人,说警察局局长杀人?谁信?再说了,我当年不是没试过——陈守义失踪后第三天,我去警察局报过案,说我看见周德海在现场。结果呢?接待我的警察把我轰了出来,说我'扰乱公务、诬告长官'。当天晚上,就有人往我家院子里扔石头,把我家窗户都砸了。我那时候刚结婚,媳妇怀着孕,我要是再敢说,他们能把我全家都收拾了。"
老人顿了顿,叹了口气。
"后来解放了,我想着,这下好了,可以说了吧?结果一打听,周德海没事,还在公安系统里。我就知道,这家人不简单,根子深。我一个普通老百姓,跟他们斗?斗不过。我就把这事烂在肚子里,七十八年了,跟谁都没说过。"
"那您今天为什么愿意说了?"华棠轻声问。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因为我九十七了,"他说,"土都埋到脖子根了,再不说,就带进棺材里了。陈守义那小子,为了那张纸,把命都搭进去了,连个尸骨都找不到,连个名分都没有。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你们是档案馆的,是正经单位,你们愿意听,愿意记,我就说。说了,我死了也能闭上眼了。"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
池乐一握着录音笔的手,微微发抖。翟奇奇扛着摄像机,镜头一直对着老人的脸,没有移开。
季贺轶看着老人,手里的笔停在笔记本上,半天没有动。
七十八年。
一个秘密,一个老人守了七十八年。
"大爷,"季贺轶轻声问,"您为什么觉得陈守义不对劲?"
"因为陈守义他……不对劲。"老人想了想,用词很谨慎,"我不敢说他一定是地下党,但他生前的做派,不像个普通工人。"
"怎么不对劲?"季贺轶问。
"他这个人,平时话不多,很谨慎,"老人说,"我们道班八个人,就他最不爱扎堆,别人歇晌的时候聊天打牌,他一个人坐在边上擦信号灯。但人勤快,排班的时候总主动抢夜班,说年轻人觉少,多干点。我们那时候都觉得他老实,没多想。"
"有一回,"老人的声音低了下来,"我半夜起来解手,看见道班房后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穿长衫,看不清脸。我刚走近,那个穿长衫的就走了,走得很快。陈守义看见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就回屋了。我那时候没多想,现在回头看……那不像走亲戚的,倒像是……。但就那一回,我没见过第二次。"
老人顿了顿,又说:"还有一件事,我记了一辈子。他失踪前三天,我去他铺位上借火,他正坐在铺上整理东西,帆布包放在旁边,拉链没拉严——可能是正在收拾。我瞥了一眼,看见包里有一张纸,写满了名字,密密麻麻的。我刚想看清楚,他就注意到了,一把把包的拉链拉上,脸色很难看,说'别乱看'。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小气,不就是一张纸吗?现在想想……那纸上的名字。"
写满名字的纸。
季贺轶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1948年,陈守义的包里有一张写满名字的纸。
1998年,她父亲季建国,在同一段铁路上"意外身亡"。结案报告被篡改过,签字人周海涛在父亲死后一个月,调阅了柏子山计划的案卷。
五十年间,一张写满名字的纸,一条人命,还有一个被篡改的"意外"。
她父亲的死,是不是也和那张纸有关?
五十年间,两张写满名字的纸,两条人命。
"大爷,"季贺轶的声音有些发紧,"那张纸上的名字,您还记得几个吗?"
老人摇了摇头:"就瞥了一眼,哪记得住。就记得最上面那个名字,好像姓周……叫周什么来着……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
姓周。
季贺轶和景沐夏对视了一眼。
"那您后来知道陈守义的身份了吗?"景沐夏问。
"解放后,"老人说,"有两个穿干部服的人来找过陈守义的遗物,问了我很多他生前的事。他们没说陈守义是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普通人。那时候我才隐约猜到,陈守义可能是……那边的人。但具体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我一直不清楚。他们也没跟我说。"
老人顿了顿,又说:"我那时候也没敢说。刚解放,局势乱,我哪知道他们是哪边的?再说了,解放前我去报案,被轰出来,当天晚上家就被砸了石头。我媳妇那时候怀着孕,我不敢再惹事。他们来问遗物,没问人是怎么没的,我也就没提。后来一打听,周德海没事,还在公安系统,我就更不敢说了。"
老人叹了口气:"我这些年也一直在想,他包里那张写满名字的纸,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周德海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我不敢确定,但我猜,他肯定是因为那张纸,才被人害了。"
季贺轶和景沐夏又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判断。
陈守义包里的那张纸,很可能就是一份名单。他要把名单送到郑州的地下党组织,结果在平西县被周德海截杀了。
但名单的具体内容、和柏子山计划的关系、周德海为什么要截杀他——这些还需要更多证据。
"大爷,"景沐夏的声音很稳,"您说陈守义被害死了,那他的尸体呢?你们找过吗?"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找过,没找到。那时候铁路沿线都是荒地,枯井、沟渠、树林,藏个人太容易了。但我知道他在哪。"
"在哪?"
"道班房往西走三百步,有一口枯井。"老人说,"陈守义失踪后一个星期,那口枯井就被填了,说是市政建设,要在那里盖民房。我后来偷偷去看过,填井的土是新的,和周围的土颜色不一样。"
季贺轶立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位置。
道班房往西三百步,枯井。
1948年10月,枯井被填埋,兴建民房。
如果老人说的是真的,那陈守义的尸骨,可能还在那口枯井里。
从老人家出来,已经是下午了。
团队一行人走在村子的土路上,谁都没有说话。
翟奇奇扛着摄像机,走在最后,小声嘟囔:"这老爷子说的,是真的吗?九十七岁了,记性还这么好?"
"人的记忆很有意思,"华棠走在他旁边,声音很轻,"有些事,越是年代久远,记得越清楚。尤其是那种影响了一辈子的事。你看老爷子说起陈守义的时候,眼神都不一样。这件事,他记了七十八年。"
"可他说的这些,没有证据啊,"翟奇奇说,"光靠口述,能算数吗?"
"口述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季贺轶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但可以和档案互相印证。"
她停下脚步,从包里拿出刚才在平西县档案馆复印的几份资料。
"这是1948年10月平西县的市政建设记录,"她把第一份递给景沐夏,"你看这一条——'平西段铁路旁枯井填埋,兴建民房,工期三天,负责人:平西县警察局局长周德海。'"
景沐夏接过资料,看了一眼,眼神沉了下来。
"时间对得上,"他说,"陈守义10月14日失踪,10月21日枯井被填埋,正好是一个星期。负责人是周德海。"
"而且,"季贺轶又拿出第二份,"这是1948年平西县警察局的人员名单。你看,周德海是局长,他下面有个副局长,叫吴德顺。这个吴德顺,1951年柏子山计划破案的时候,是被抓获的特务之一。"
景沐夏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周德海是局长,吴德顺是副局长,吴德顺是特务,"他缓缓地说,"那周德海呢?他是吴德顺的上级,他会不知道?"
"他不仅知道,"季贺轶看着他,"他可能就是头目。"
她又拿出第三份资料,是1951年柏子山计划潜伏特务案的办案人名单和履历。
"你看这个,"她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周建国。1951年柏子山计划的办案人之一,当时二十六岁,在平西县公安局工作。"
"周建国?"景沐夏抬眼。
"我查了1951年平西县公安局的人员履历,"季贺轶说,"周建国的父亲,就是周德海。"
景沐夏的眼神沉了下来。
"父亲是警察局局长,副局长是被抓的特务,儿子参与了柏子山计划的破案工作,"他说,"这不是巧合。周建国很可能利用办案的机会,销毁了对他父亲不利的证据。所以1951年的案子,只抓到了吴德顺这样的小喽啰,核心头目周德海反而没事。"
"而且,"季贺轶的声音有些发冷,"周建国后来官越做越大,1980年代调到了郑市公安局。"
她拿出最后一份资料,是1998年她父亲"工伤事故案"的结案报告。
"1998年,我父亲案子的结案报告,签字人是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周海涛。"
土路上安静了几秒。
周德海——1948年平西县警察局局长。
周建国——周德海的儿子,1951年柏子山计划办案人。
周海涛——1998年郑市公安局刑侦副支队长,她父亲案子的结案签字人。
三代人,都在公安系统。
三代人,都姓周。
"周海涛和周建国是什么关系,我还没查到,"季贺轶说,"但三个人都姓周,都在公安系统,都和柏子山计划有关——这不可能是巧合。"
"我父亲1998年死在平西段K1234+500,"她的声音很轻,"陈守义1948年失踪在平西段K1234+200。两个人,死在同一段铁路上,相距三百米。"
景沐夏看着她,没有说话。
风从豫地平原上吹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和庄稼的气息。
"去看看那口枯井的位置,"景沐夏说,"现在就去。"
枯井的位置,在村子的西头。
七十八年过去了,道班房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民房。季贺轶按照老人说的"道班房往西三百步",一步一步地数着,走到了一片老房子前面。
但"三百步"是老人的步幅,七十八年过去了,地形地貌都变了,具体位置很难确定。这片区域有五六户人家,哪一户才是当年枯井的位置?
景沐夏没有急着下结论。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指南针和一个卷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
"先确定方位,"他说,"老人说的'往西',是1948年的正西方向。七十八年来,村子的道路和房子可能有偏转,但大地的方位不会变。"
他站在当年道班房的大致位置(现在是一片空地,老人指认过),用指南针确定了正西方向,然后用卷尺量出三百步的距离——他的步幅是七十五公分,三百步就是二百二十五米。
"二百二十五米,正西方向,"他在小本子上画了个草图,"这是大致范围。但枯井的直径不会超过两米,我们需要把范围缩小到精确位置。"
他开始在这片区域里走,一边走一边观察。
"看地形,"他指着地面,"这片区域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你们看这几户人家的地基——"
他走到第一户人家前面,蹲下来,用卷尺量了量地基的高度。
"这户地基比周围高十五公分。"
走到第二户。
"这户高十公分。"
第三户。
"这户高八公分。"
走到第四户——一座老平房,砖墙,瓦顶,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
景沐夏蹲下来,量了量地基,眼神变了。
"这户,高三十二公分。"
他站起身,绕着这座房子走了一圈,边走边看。
"地基高度是第一个指标,"他解释道,"七十八年前填枯井,土是新填的,会比周围的地面高。后来盖房子,地基就建在这个高地上。时间越久,填土沉降越多,但和周围的高度差不会完全消失。三十二公分,远高于周围几户,说明这里的填土量最大。"
他走到院子里的老槐树旁边,蹲下来,仔细观察树干和树根。
"第二个指标,树龄和树种,"他说,"这棵是国槐,树干胸径大概六十公分。豫地平原的国槐,生长速度慢,胸径六十公分至少需要七十到八十年。正好是1948年前后种的。"
他用手扒了扒树根周围的土,闻了闻。
"老一辈人有个习惯,填了枯井之后,会在上面种棵树,一是镇着,二是标记位置。国槐根系深、寿命长,最适合做标记树。"
他站起身,走到房子的后墙根,蹲下来,用小铲子轻轻刮开表层的土,露出下面的土层。
"第三个指标,土壤结构,"他指着土层的横截面,"你们看,表层十五公分是耕作土,颜色深、有机质多。下面这层,颜色浅、土质细、夹杂着碎砖和石灰——这是典型的回填土。七十八年前填枯井,用的是碎砖、石灰和黄土的混合物,和周围的原生土不一样。"
他又走到旁边几户人家的后墙根,同样刮开表层土看了看。
"这几户下面都是原生土,没有回填层。只有这户有。"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环顾了一下院子。
"第四个指标,植被分布,"他指着院子里的草,"你们看这院子里的草,靠近老槐树的那一片,草长得比其他地方稀疏,而且颜色偏黄。为什么?因为下面是回填土,土质疏松、保水性差,而且可能含有石灰,碱性大,不利于植物生长。这是枯井填埋区的典型植被特征。"
他走到院子中央,用脚踩了踩地面。
"第五个指标,地面回声,"他说,"回填土下面如果有空洞或者尸骨,踩上去的回声会不一样。你们听——"
他在院子里不同的位置踩了几下,走到老槐树旁边的时候,脚下传来的声音明显比其他地方沉闷。
"这里的回声最闷,说明下面的填土最厚,或者有空洞。枯井的位置,应该就在这棵老槐树的正下方,偏北一点。"
他在小本子上画了个精确的位置图,标上了坐标。
"综合五个指标——地基高度差三十二公分、国槐树龄七十到八十年、回填土层含碎砖石灰、植被稀疏偏黄、地面回声沉闷——可以确定,当年的枯井,就在这座房子的院子里,老槐树正下方偏北五十公分的位置。误差不超过一米。"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
翟奇奇扛着摄像机,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靠……"他喃喃道,"景老师,你这不是勘查,你这是开挂啊。五个指标,一个比一个专业,你怎么什么都懂?"
池乐一也瞪大了眼睛:"景老师,你以前是不是干过考古?"
"看的书多了,自然就懂了,"景沐夏淡淡地说,把指南针和卷尺收回包里,"考古和现场勘查,本来就有相通的地方,都是从细节里找真相。"
季贺轶站在旁边,看着他,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东西。
她一直以为,景沐夏只是个考据派的研究员,擅长的是纸面文献。但今天她才知道,这个人的现场勘查能力,比她想象的要强得多。
他不像是一个只会坐在档案室里看文献的书呆子。
房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听说他们是档案馆的,来查老资料,很热情,开门让他们进了院子。景沐夏在院子里勘查的时候,老太太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和华棠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我家老爷子,年轻时候也在公家单位干过,"老太太说,"在县警察局当勤杂工,扫地烧水的,不是什么正经警察。后来解放了,他就回村里种地了。"
华棠随口问:"那老爷子在的时候,没留下什么老东西?"
"能有啥,"老太太摆摆手,"就一张合影,他临走的时候从局里带出来的,说留个念想。挂在堂屋门上几十年了,没人当回事。"
季贺轶正在看景沐夏测地基,听到"县警察局"三个字,耳朵动了一下。
"那我们挖吗?"池乐一兴奋地问。
"不挖,"景沐夏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们没有挖掘权限。私自挖掘是违法的,而且会破坏现场。尸骨如果在下面,七十年了,非常脆弱,不当的挖掘会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那怎么办?"
"走正规流程,"景沐夏拿出手机,"我来联系相关部门,申请正式的勘查许可。同时联系平西县公安局,让他们派人来保护现场。许可下来之后,由专业的法医和考古人员进行挖掘,我们在旁边做记录和档案支持。在许可下来之前,谁都不能动这里的一草一木。"
他走到一边打电话去了。
季贺轶站在老槐树旁边,看着这座老房子,心里五味杂陈。
七十八年前,一个叫陈守义的地下交通员,为了送一份名单,被人害死在这口枯井里。他的尸骨,可能就埋在这棵老槐树下面。
七十八年后,她站在这里,为了同样的一份名单,为了同样的真相。
历史,总是在重复。
"季姐,"翟奇奇走过来,小声说,"你说,这老爷子说的,能有几分真?"
季贺轶看着老槐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口述可能有偏差,但档案不会说谎。1948年10月21日,周德海负责填埋了这口枯井,这是档案上白纸黑字写着的。为什么一个警察局局长,要亲自负责填一口枯井?因为井里有他不想让人发现的东西。"
翟奇奇打了个寒颤:"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等,"季贺轶说,"等景沐夏的勘查许可。等许可下来,我们就能知道,这口井下面,到底有什么。"
她转过身,忽然想起刚才老太太说的话,走到堂屋门前。
堂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个旧相框,相框里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因为年代久远,照片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上面的人。
那是一张合影,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站在一栋办公楼前面。照片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平西县警察局全体同仁合影,民国三十七年十月。"
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
"这照片是我家老爷子留下的,"房主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看见季贺轶在看照片,解释道,"我家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在县警察局当勤杂工,扫地烧水的。后来解放了,他就回村里种地了。这照片是他临走的时候从局里带出来的,说留个念想。挂在门上几十年了,没人当回事。"
季贺轶点了点头,凑近了看。
照片上的人,大多穿着黑色的警察制服,前排中间,站着一个穿长衫的男人,四十多岁,面容清瘦,在一群穿制服的人里格外显眼——只有局长级别的人,才会不穿制服、站在最中间。
季贺轶的目光,从周德海的脸上移开,扫过照片上的其他人。
然后,她的目光,停住了。
在周德海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穿着警察制服,面容方正,眼神坚毅。
那张脸,和她父亲季建国,几乎一模一样。
不,不是一模一样。
是比她父亲更年轻、更青涩的版本。
季贺轶的呼吸,停了。
她父亲季建国,1960年出生,1998年去世。
1948年的照片上,怎么可能有她父亲?
除非——
这个年轻人,不是她父亲。
是她的祖父。
她从来没见过祖父。母亲说,祖父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死于一场意外。具体是什么意外,母亲也说不清——母亲嫁进来的时候,祖父已经走了很多年,家里人都不愿意多提,只说"走得早,可惜了"。
她小时候问过母亲,祖父是做什么的。母亲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在县里上班,具体做什么,我也不清楚"。
现在,她在1948年平西县警察局的合影上,看到了一个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
他站在周德海的旁边。
他是平西县警察局的警察。
季贺轶盯着那张照片,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蔓延到全身。
她的祖父,到底是谁?
他和周建国,和柏子山计划,和那份名单,到底有什么关系?
她父亲1998年的死,到底是因为发现了名单的副本,还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父亲的秘密?
季贺轶站在老房子的堂屋门前,盯着那张七十八年前的合影,久久没有动。
夕阳西下,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老槐树的树根上。
而那棵老槐树的下面,可能埋着陈守义的尸骨。
也可能,埋着更多她不知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