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亲那日》VV不在

52、兵乱 两天后，《

　　两天后，《宁川兵事略》被放到专用书架上。
　　工作人员先垫好软托，再用两条细棉绳压住自然翘起的纸边。陈砚和赵启只能坐在桌子对面看，由工作人员代为翻页。抄本不是承平年间的原件，而是民国时依据外县驿报、寺院杂记和几份私人笔记编成，缺页和相互矛盾的日期都在页边注明。
　　第一段记在承平十三年四月。
　　北路三县先后失守，运粮的军队向南退。败兵、民夫和逃难百姓混在一起，沿官道进入宁川。县里最初只开西门放伤兵进城，粮仓按军籍发食。第三日，北路又送来催粮牒，要求宁川在五日内筹出粮车。
　　催粮的人是段崇。
　　他离开宁川后一直在州府候查，旧河工案尚未作最终处置。北路缺少熟悉粮道的人，军中临时给了他一张限期催运的文书，让他沿旧路收粮、调车。这张文书只准办军需，没有恢复他原来的官职。
　　宁川县令仍让他进了粮仓。
　　段崇做过多年转运，认得仓吏、车户和守门的兵。他在五日内凑出第一批粮车，又把散入城中的两队败兵编到西门和东仓看守。第六日，通往州府的驿路被截断，县里收不到新的命令。抄本写到这里，只说“权宜听段某节制”。
　　“他不是突然带兵打进来的。”赵启说。
　　“是别人先把门打开了。”陈砚说。
　　县里当时没有更好的人选。原仓官在混乱中逃走，守城兵不足，县令既要发粮，又要防止败兵抢仓。段崇有催粮牒，也确实让第一批车出了城。等官署发现他把旧部安插进粮仓和西门时，能约束他的上级已经联系不上。
　　十日以后，第二批粮车没有北上。段崇以道路不通为由扣下粮食，开始按自己签发的木牌放粮。城门仍挂着县里的旗，守门的人却只认他的牌子。
　　《兵事略》没有写他在何日公开夺权。几份来源对县令后来去了哪里也说法不同，一份称其病倒，一份称其逃往南乡，另一份只记官署停印。可以确定的是，五月以前，段崇已经掌握西门、东仓和城内征调。
　　桥东被列为军需征取的街区。
　　纸、油、麻绳、木料和车具都按户登记。纸户须把存货送到东仓，供写粮牌、关牒和兵册。抄本只记桥东共有两家纸户，没有店名，也没有店主姓名。
　　陈砚的手停在记录本上。
　　许家纸铺的存货不多，还背着二十贯铺款。第一期分期若碰上征调，周转钱和邢家的保书都会受影响。可这些还不是最坏的。
　　去年查旧渠时，青禾在官取账、纸张补据和收册单上签过名。南溪塾保存着原账，季明川手里还有“春水第九件”的抄目。段崇若重新接触官署旧人，不必知道每一页证据放在哪里，只要查谁曾经到州府作证，就能找到纸铺。
　　赵启问：“这本书写到她了吗？”
　　工作人员替他们翻到桥东部分的下一页。
　　没有许青禾。
　　这一页记了两场火。第一场在东仓外，烧掉三间堆草料的棚屋；第二场起于桥东后巷，损失不详。编者在页下注明，两场火的日期相差近一个月，后来的县志把它们误并成一次。
　　另一则寺院杂记说，城门收紧前，东坊有百余人从北旧渠一带绕出城，沿田埂去南乡。带路者没有姓名，只写“熟水道者持图先行”。
　　陈砚读了三遍。
　　北旧渠的图有三份。县衙收事留一份，南溪塾存一份，纸铺也有一份。知道哪段院墙已经打通、哪处石洞能够过水的人，除了工役和坊正，也包括许青禾。
　　“有可能是她。”赵启说。
　　“也可能是坊正，或者秦师傅。”
　　“至少说明有人出去。”
　　陈砚点头，把原文和来源页码一并记下。他不敢把“百余人”直接换成小满、老贺和那二十三户，也不能把“持图者”写成青禾。可这条没有姓名的记录，是他第一次在二月初六以后看见可能与她有关的行动。
　　抄本最后几页缺得更厉害。五月下旬以后只剩粮价、城门开闭和零散死伤数，没有处置名单。段崇在何时失去宁川、后来是否被捕，书中都没有可靠结论。
　　工作人员合上书时，陈砚问：“私人文书的来源能查吗？”
　　“编者只写收自北门旧井附近的旧宅。”对方说，“馆里正在整理的那批井中文书，也来自同一片区域，但两者是不是一批，现在还不能确定。”
　　“里面会有这一段的记录吗？”
　　“没有编目之前，谁都不知道。”
　　离开资料室后，陈砚没有立刻回家。他按约给母亲发了消息，又和赵启走到桥东。消防通道旁的药房正在卸货，住宅楼下有人收晾晒的床单。纸铺原址仍埋在墙基和路面下面。
　　从二月初六到北路败兵进城，只有不到三个月。
　　陈砚不知道现代这二十多天在承平年间又有多长。他站在纸铺大致的位置，第一次不只是怕青禾仍在等，也怕自己即使回去，已经赶不上兵乱前的宁川。
　　当天晚上，他把记录本翻回“下一次涨水”那一页，在旁边写下另一条办法。
　　西桥墩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