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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户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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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天还没亮,来福就来敲门。
“谌升哥!快起来!刘把总到了!”
谌升从床上弹起来,鞋都没穿就冲到了门口。母亲已经站在院子里了。她手里攥着围裙,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
“在哪儿?”谌升问。
“村口!骑了马,两个人!穿的是鸳鸯战袄!”来福上气不接下气。
谌升回头看了一眼母亲。母亲点了点头,说:“去把你最好的衣裳穿上。先别慌。”
他慌什么?他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天。可这一天真到了,他反倒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回到屋里,从柜子里取出那件半新的青布夹袍。这是他最好的一件衣裳,往年只有过年才穿。他抖了抖,衣裳上还有一点樟木的味道。他穿好,又用湿布擦了把脸,把头发拢到耳后,用一根旧布条扎了。
母亲也换了衣裳,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别了一根银簪子。那是她成亲时用的簪子,平日从不戴。
“走吧。”母亲说。
村口已经围了几个看热闹的孩子。两个军汉站在樟树下,马在一旁吃草。为首的那个三十来岁,面白微须,眼睛很精神。他看见谌升,上下打量了一番,问:“你就是谌广家的儿子?”
“是。”谌升说。
那军官笑了笑,走过来。他的步子很稳,一看就是常年骑马的。“我叫刘旺,金齿卫把总。这次奉命来接你。谌广谌百户的儿子,该袭父职。这是文书。”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文书。文书用油纸包着,外面还裹了层蓝布。谌升接过来。包裹很轻,可他觉得重得像一块铁。
“我看看。”母亲说。
谌升把文书递给母亲。母亲不识字,但她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像要从那上面看出什么来。然后她把文书还给谌升,对刘把总说:“请进屋说话吧。”
刘把总回头招呼另一个军汉:“周二,把马拴了。把东西拿上。”
周二是个黑壮汉子,话不多。他从马背上卸下两个大包袱,扛在肩上,跟在后面进了院子。
“娘,我去烧水。”谌升说。
母亲按了按他的胳膊:“我去烧。你陪刘把总说话。”
谌升把刘把总让到堂屋。说是堂屋,其实只有一张方桌、两条长凳。刘把总坐下来,周二是站着的,不坐,像根铁桩一样戳在门边。
“刘把总,路上走了多久?”谌升问。
“一个多月。”刘把总从怀里摸出个烟袋,又看了看屋里,问,“能抽一口吗?”
“请便。”
刘把总点上烟,吸了一口。烟雾慢慢散开,有一股子辛辣的味。他眯着眼说:“从金齿到合肥,先是坐船到江西,再走旱路。进了贵州,下雨,路滑得跟镜子一样。马摔了两回,幸好命大。你爹当年走这条路,用了一个半月。我这次用了三十七天,算快的。”
“辛苦刘把总了。”谌升说。
“不辛苦,这是差事。”刘把总摆摆手,“我跟你爹是同一年进的金齿卫。他十九,我二十。后来他升了百户,我还是个小旗。你爹是条汉子,我刘旺服他。所以这趟接你,我主动跟上面求的。换别人,我不放心。”
他抽了口烟,又补了一句:“你爹在的时候,没少照顾我。我帮他接儿子,该当的。”
谌升心里一热,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母亲端了水进来,放在桌上。刘把总忙站起来:“嫂夫人,您别忙。我们带了干粮,喝口水就行。”
母亲说:“到了家,哪有不吃饭的道理。你们先坐,我去弄点吃的。”
刘把总还要推辞,母亲已经进了厨房。没多久,灶间就响起了锅铲声。谌升陪坐在一旁,听刘把总说金齿的事。
“你爹当年在金齿,是有名的铁百户。带兵严,可对弟兄们好。去年有个老兵喝醉了,在街上犯浑,打了人。你爹当众抽了他十鞭子。抽完以后,又掏钱给他治伤。那老兵逢人就说,谌百户打我是应该的,我服。”
谌升听着,觉得父亲离自己近了些,又好像更远了。他从没见过父亲在金齿的样子。他记忆中的父亲,是那个在合肥家里练刀、给他讲刀法的男人。刘把总口中的父亲,是另一个父亲——一个卫所里的武官,治军严,待下宽。
“我爹有没有跟你说过家里的事?”谌升问。
“怎么没说过。”刘把总笑了笑,“你爹一到金齿就念叨你。说你刚生下来时只五斤重,像只小猫。后来长到十岁,已经能提半桶水。再后来,我离开合肥时见过你一次,那时候你才十二三。你爹说,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娘和你。可军户的身不由己,你们也明白。”
他叹了口气:“说来说去,你爹还是盼着能调回来。可朝廷的事,哪能由人。后来麓川打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了。”
母亲端了菜出来。一盘炒青菜,一碗蒸蛋,还有几条煎得金黄的小鱼。这已经是家里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刘把总连说“破费了”,可也没再推。
吃饭时,刘把总说:“这次我来,不止接谌升一个。这十里八乡,一共五个军户子弟,都要带回去。谌升是头一个。其余四个,都是旁支的,没有袭职的资格,就是充军。但上面说了,谁家有一个战死的,可以优先补一个缺。”
“那来福呢?”谌升忽然问。
刘把总愣了一下:“来福是谁?”
“何家坳的,他爹叫何满仓,和我爹一批调去的。后来也死在云南了。”
刘把总想了想:“这我得查查名册。上面给的单子上,有五个名字。有个叫何来福的,对不对?”
“对!”谌升看向门口。
来福正扒在院门外偷听,被谌升这一看,整个人缩了一下。谌升冲他招招手。来福磨磨蹭蹭地走进来,眼睛不敢看刘把总。
刘把总上上下下看了来福几眼,说:“你多大了?”
“十六。”来福说,“虚岁十六。”
“太小了。”刘把总皱了皱眉,“不过单子上有你的名字。你爹何满仓,在麓川守过粮道,后来中了瘴气,病死的,是尽了职。上面说,你可以补个军役。你愿意吗?”
“愿意!”来福几乎喊出来。
刘把总笑了笑:“行。那就一起走。明天一早动身。有什么话,今晚跟家里人说清楚。这一走,少则三五年,多则……说不准。”
来福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他慢慢点了点头,转身跑了出去。
“这小子,还得他娘点头。”刘把总说。
“他娘会点的。”母亲说,“他爹死在云南,这孩子的命,早就拴在那边了。”
天快黑时,来福又跑来了,眼睛红红的。他蹲在谌家院子外面,不进去。谌升出来,问:“你娘怎么说?”
“我娘说,让我去。”来福的声音发闷,“她说,我爹在那边,我得去收他的骨。哪怕收不回来,也得去看看。”
谌升在他旁边蹲下来。
“哥,”来福忽然哭了出来,“我不想去。”
谌升没有说话。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来福的肩膀。来福瘦得能摸到骨头。
“不想去,也得去。”谌升说,“你娘说得对。你爹在那边。我们得去看看。”
来福用袖子擦了一把脸,抬起头。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把他的脸照得亮一块暗一块。
“哥,你怕吗?”来福问。
“怕。”谌升说。
“那我跟你一起怕。”
“好。”谌升笑了一下,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一起怕,也一起走。”
来福也笑了。两个少年蹲在月光下,像两棵还没长成的小树。
第二天,天没亮,谌升就起了。其实他一夜没睡。月亮西斜时,他已经穿好了衣裳。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起来了。她站在院子里,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提着一个包袱。
“这是你的行李。”母亲把包袱递给他,“几件衣裳,两双鞋。鞋是新的,你试试。”
谌升接过包袱,低头看。包袱里除了衣裳和鞋,还有一小包炒面,两个煮鸡蛋,和一小块腊肉。他把包袱背到背上,弯腰试了试。不重,走远路正好。
“娘。”他叫了一声。
母亲走近来,伸出一只手,整了整他的衣领。她的手很粗,指节上有常年劳动的茧。她的眼睛很干,很亮。她没有说话,只是把谌升的衣领翻好,又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那两下极轻,像拍掉灰尘。
“走吧。”母亲说。
谌升站在那儿没动。他想说些什么。说娘你保重,说我会写信回来,说以后一定接你去云南。可他觉得喉咙被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最后,他往后退了一步,跪下来,给母亲磕了三个头。
头磕在青石板上,声音极闷。每磕一下,谌升都感到一股火从额头上蹿到心里。他磕完第三下,抬起头。母亲的脸上还是那样干干的,可她的嘴角在微微发抖。
“去吧。”她说。
谌升站起来,转身朝门口走。走了几步,他听见母亲在身后喊:
“谌升!”
他回过头。
“别回头。”母亲说,“走你的。”
谌升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他再次转过身,大步朝前走。院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那是风,也许。
他没有回头。
村口,刘把总和周二已经等着了。来福也到了,背着一个比谌升还大的包袱,脸上挤出一个笑。五个军户子弟,除了谌升和来福,还有三个。一个姓李,一个姓王,一个姓周。都是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脸上又紧张又兴奋。
“都到齐了?”刘把总扫了一眼,点点头,“走。先到庐州卫报备,再转水路去江西。路上都跟紧,不许乱跑。”
队伍出了村。谌升走在最前面。他一步一步,踩在熟悉的土路上。路边是金黄色的稻田,风一吹,稻浪滚滚。再往前,是店埠河。河上有雾。过了石桥,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雾里,他什么也看不清楚。
可他知道,母亲一定还站在樟树下。一定。
“走快点!”刘把总在前面催。
谌升转过头,加快了步子。秋风从背后吹来,把他衣裳鼓起来,像一只展开的鸟。他觉得自己像一颗被风吹跑的种子,离开了合肥,离开了店埠河,离开了母亲的樟树。
可他心里,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往后扯。
“爹,”他心里说,“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