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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另一颗心脏 周维仁在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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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ICU。
纪委的人到了。两个。一男一女。没有穿制服。男的四十多岁,寸头,灰色夹克。女的三十多岁,短发,黑色西装,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两人站在ICU门口,像两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不主动说话。不主动握手。只等指令。
林栖站在门口右侧。背靠着墙,右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左手垂在身侧。
砚山站在她左侧。距离她大约50厘米。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左手拇指按在右手虎口上。
纪委的女人说:“周维仁。”
两个字。不是问句。是确认。
林栖说:“醒了。”
“能说话?”
“能。”
纪委的男人推开门。门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像关节退化的膝盖。他先进去,女人跟在后面。林栖和砚山没有立刻跟进去。他们站在门口,像两台被暂停的呼吸机。
三秒后,林栖走进去。砚山跟在后面。
ICU里。心电监护仪的“滴”声是连续的,每秒钟一次,像手术中数心率时的节拍器。周维仁躺在病床上,上半身摇高了30度。病号服是蓝白条纹的,领口敞开,露出锁骨下方的手术切口。切口被纱布覆盖,边缘有淡黄色的渗液痕迹,像手术铺巾被碘伏浸泡后的颜色。
他的脸是苍白的,像被无影灯照亮的皮肤。但眼睛是睁开的。瞳孔在见到纪委的人时收缩了一下,收缩幅度很小,大约0.3毫米。不是害怕。是确认。确认他们来了。
纪委的女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黑色笔记本打开,里面夹着一支黑色签字笔。她没有立刻写字。她先看周维仁的脸,再看监护仪上的数字:心率62,血压98/64,血氧92%。然后她按下录音笔的开关。红色指示灯亮起。
“1999年11月17日。”周维仁说。
他的声音比麻醉机的气流还低,像被调到了1.0升每分钟。每个字都单独成型,没有连音,没有升调。像一台被调到了最低功率的机器。
“供体。女性。24岁。车祸。脑干损伤。”他说,“但脑电图有自主电活动。2到3赫兹。80微伏尖波。不是脑死亡。”
纪委的女人开始写字。笔尖在纸面上摩擦,发出沙沙声,像手术中纱布被撕开的声音。她没有抬头。
“麻醉科主任。”周维仁说,“砚山的父亲。签署了诊断。‘无自主电活动。符合脑死亡标准。’他写了结论。陈牧野签了名。”
砚山的左手拇指在右手虎口上加重了力度。按压的深度大约5毫米,像触诊时的力度。他的瞳孔保持固定,像手术显微镜下的视野。但他的右手在裤缝上轻轻敲击了一下。一、二。两下。
“心脏摘取时间。”周维仁说,“凌晨3:20。供体还有血压。还有心跳。还有体温。我们切开了她的胸腔。切开了心包。切开了右心房。切开了房间隔。切开了上腔静脉。”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不是移植。是摘除。”
林栖的右手在口袋里握成了拳。A4纸被捏皱,在指间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团。纸的边缘割进掌心,但她感觉不到疼。她看着周维仁的脸。看了三秒。
周维仁说:“受体。56岁。扩张型心肌病。但记录没写全。他的心脏有先天性缺损。房间隔缺损。右心房发育不良。上腔静脉异位引流。他不能承受全心移植。他的自体右心房必须保留。但他需要新的房间隔。新的上腔静脉入口。新的右心房壁。”
他抬起右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按压的深度大约1厘米。他说:“所以我们没有换心。我们补心。从供体心脏上,摘取了三个部分。右心房。房间隔。上腔静脉。三个部分。缝在受体的心脏上。像补胎。不是换胎。”
纪委的男人第一次开口。他说:“记录。”
两个字。像手术中确认器械:“钳。”
周维仁说:“记录写的是左心室移植。供体心脏与受体左心房、左心室、主动脉、肺动脉吻合。假的。因为真相不能写。写了,就不是移植。是拆解。是器官买卖。是谋杀。”
ICU里的空气变了。不是密度变了,是成分变了——像麻醉机的气流中混入了异常气体,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但说不出是什么。心电监护仪的“滴”声还在响,每秒钟一次,但声音似乎被拉长了一点,像一台被调慢了走速的节拍器。
林栖说:“谁。”
一个字。不是“谁做的”。不是“谁指使的”。只有“谁”。
像手术中确认出血点:“谁。”
周维仁看着她。看了三秒。三秒里,他的瞳孔在ICU的冷光下保持固定,像手术显微镜下的视野。他说:“三个人。我。主刀。陈牧野。一助。砚山的父亲。麻醉。三人。”
他说“三人”的时候,语气像在报手术器械清单。没有停顿,没有感情,没有“我后悔了”或“我们都是罪人”。只有数字。三个人。像三把器械。刀。镊。钳。
林栖数了数。三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在ICU。一个还在查。
纪委的女人写字的速度加快了。笔尖在纸面上摩擦,沙沙声变得更密,像手术中快速清点纱布时的声音。她写满了两页,翻过去,继续写第三页。
砚山说:“钱。”
一个字。像手术中确认止血:“电刀。”
周维仁说:“给了。家属给的。不是给医院。是给我们。我和陈牧野。一人一笔。够买一辆桑塔纳。”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砚山的父亲。没有拿。他签了字。但他没有拿钱。他是为信任。他信任我。他说:‘维仁,你说脑死亡,我就签。’我说:‘是脑死亡。’他说:‘好。’”
砚山的右手停止了敲击。他的左手拇指从右手虎口上移开。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自然张开,像五根被拆散的缝合针。
他看了周维仁五秒。五秒里,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右手在裤缝上又敲击了一下。一、二。两下。
不是预报警。是确认。
林栖从口袋里抽出右手。她的手心里握着那张被捏皱的A4纸。纸团在掌心里,边缘从指缝间露出来,像一块被捏皱后又塞回去的纱布。她把纸团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很轻,像把一块纱布轻轻放在器械托盘上。
她说:“第28台。”
周维仁转过头。他看向她。看了两秒。两秒后,他说:“不是手术。”
“是什么。”
“是结束。”周维仁说,“结束证明。结束25年。结束三个人。”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主刀。我躺上去。纪委在观摩室。玻璃后面。他们看。你切。他们看。所有人看。”
林栖的嘴角没有动。她的瞳孔在ICU的冷光下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5毫米。她说:“手。”
“手。”周维仁说,“还在。”
“还在。”林栖说,“但第28台之后,不在了。”
“那现在呢?”
林栖看着自己的右手。右手悬在床头柜上方,手指微微张开,像五根被拆散的缝合针。无名指上的旧疤在ICU的灯光下清晰可见。疤痕周围的皮肤比三个月前薄了0.5毫米,比昨天又薄了0.05毫米。
她说:“现在。还在。”
她转身,走出ICU。门在她身后合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咔”。
走廊里,陈牧野站在尽头。背对着她,双手扶着窗台的栏杆。他的身体前倾,重心在栏杆上方,像一台被推出了平衡点的呼吸机。他没有回头。他从脚步声认出了她。
他说:“说完了?”
林栖说:“说完了。”
他说:“第28台。”
林栖说:“第28台。”
他没有再说。她也没有再说。
林栖没有走过去。她站在ICU门口,右手插在口袋里,左手垂在身侧。她的左手在裤缝上轻轻划了一下。
不是打勾。不是问号。不是叉。不是点。不是数字。不是字。不是符号。
是一个动作。她握紧拳头。握紧,然后松开。重复了三次。像一台被反复测试的机械臂,在确认自己的功能状态。
第三次握紧后,她没有松开。她保持着握拳的姿势,站在走廊里,看着陈牧野的背影。
陈牧野没有回头。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走了。走下楼梯。脚步声在楼梯间回响,像手术器械托盘被推动的声音。
三楼。麻醉科办公室。
砚山坐在办公桌前。他没有站在窗前。他在Excel表格的最下方,新建了一行。他输入:
“9:17。ICU。三人。我。陈。父。钱。桑塔纳。信任。第28台。结束。”
然后他加了一个字:
“信。”
不是问号。是陈述。但“信”字后面,是所有被信任毁掉的、无法挽回的东西。
(第四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