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之前》听笑笑

1、自由恋爱 大约是20

　　大约是2000年的春节。
　　那时候我还很小，村里谁家孩子得了一辆新自行车，几乎算得上全村小孩的大事。
　　我们一群小伙伴围着那辆崭新的自行车转，黑色的车身擦得发亮，车铃也清脆。没人舍得真骑，便轮流扶着后座，一边推一边跑。乡间的土路坑坑洼洼，我们却像追着风一样，越跑越快。
　　冷风不停灌进嘴巴和鼻腔，我喘得厉害，却还是忍不住大笑。笑声混在风里，飘得很远。棉衣被吹得鼓起来，鞋底踩过干燥的泥地，扬起细细的灰。
　　空气里全是过年的味道。有糖果纸甜腻的香气，有瓜子炒熟后的焦香，还有刚出锅粽子的热气。家家户户的烟囱往外冒着白烟，隐约飘来鸡汤和年夜饭的味道，酱油、姜蒜、腊味与炭火气混在一起，暖烘烘地笼罩着整个村子。
　　“阿香，你过来。”是堂哥在喊我，他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声音里没有往日的玩笑。
　　“出事了，快回家！”他又喊了一遍，比刚才更急。我才反应过来，踉踉跄跄跟上他的脚步。
　　一路上，村子仍是过年的热闹气息。红对联贴在门框上，孩子们追着鞭炮跑，空气里都是喜气和炸裂后的回声。但我的家很安静，亲戚们站在院子外，脸色沉着，有人低声说话，有人只是看着地面。
　　我的家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里，由祖父与爷爷一起修建。院子很大，被分成五套相对独立的小院，每一套都是一间房和一间灶房，彼此分开，却又共用着中间的天井与院落。
　　叔伯们各自住在一套小院里，像是同一堵墙里延伸出的不同生活。大伯家养育了三儿一女，二伯家有一儿两女，三伯家只有一个女儿，叔叔家则有两儿一女。孩子们在这个大院里长大，奔跑、吵闹、又在同一口井边打水。
　　三伯因为迟迟没有儿子，在村里与家族的分配中逐渐处于边缘。那些关于“断后”“绝户”的闲言碎语，像风一样反复吹进他的生活。后来，他带着妻女离开了大院，此后再未回来，也再未与父母兄弟有过联系。
　　爷爷在世时，偶尔还会走进三伯家的那一套小院，坐一会儿，抽几口水烟。渐渐地，岁月与雨水一起落下来，小院逐渐荒废。墙皮被雨水侵蚀，斑驳脱落，木门与窗框因潮湿而变形，青苔从角落一路爬上墙面，空气里常年带着一股潮湿的腥味。
　　爷爷临终前曾反复叮嘱，要把这套小院留着，等三伯回来。只是后来，整个大院被拆掉了，三伯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除了叔叔家的孩子在城里生活，其余的堂哥堂姐，都在这个大院里出生、长大。到了能谋生的年纪，便从院门出走，一个接一个离开。

　　我跟着堂哥走到院子门口，气氛突然安静下来。刚放过的鞭炮残屑铺了一地，焦黑的纸屑混着呛人的火药味，风一吹就直冲鼻腔。我站在门口，一时间不敢进去。心里只剩一个问题反复往上冒：父亲母亲呢，他们在哪里？
　　说起我的父母，他们在村里算是少见的“自由恋爱”结婚。而村里叔伯婶娘们的婚姻，大多是靠族人牵线、媒人撮合，相亲、定日子、成家。
　　而我的父母，没有媒人介绍，没有家族安排，只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空间里，生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情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珠三角的繁华与机遇，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粤西无数年轻人吸走。他们背着行李，坐上长途车，离开村庄，去往陌生而热闹的工厂与城市。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厂里相识相爱，把那段在异乡生长出来的关系，安放进这个大院之中。
　　但那时候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两家相隔一百多公里，像隔着很远的世界。外婆始终不同意母亲远嫁，更何况，对方还是个贫苦人家。
　　那一年，年仅十五岁的母亲，已经怀上了我。
　　二十五岁的父亲为了这段感情，几乎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尽了。听村里人说，他曾一路赶到外公外婆家，跪在门口久久不起。那时的母亲则被反锁在闺房里，隔着木门偷偷掉眼泪，像戏文里的苦命梁祝。
　　光靠下跪终究没能打动外婆。父亲又换了另一种方式。他留在外公家里帮忙，洗衣、做饭、挑水、抬粪，砌墙铺瓦，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做。为了证明自己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甚至一个人扛着锄头，在烈日下硬生生挖出了一口井。
　　听说那天井底终于渗出水时，围观的人都围了过去。清亮的井水一点点漫上来，像是某种迟来的认可，也像一丝终于被看见的希望。
　　后来，母亲就这样挺着大肚子，嫁进了谭家村。谭家村坐落在粤西一座低缓的小山丘上，四周被竹林与田埂层层环绕。
　　不久后，她生下了我。第二年又生下二妹，但因为家里太穷，被送给远亲收养。再后来出生的三妹、四妹，都没能养大。直到第五年，家里终于迎来了弟弟。

　　“哥，我爸妈呢？”我抬头问堂哥。
　　堂哥没有回答，只是朝院子外努了努嘴。
　　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我看见父亲正从邻居家方向快步走回来。他脸色铁青，手里提着一把大斧头，步子又急又重。叔伯们紧跟在后面，不停劝他冷静些，可谁也拦不住。
　　我也慌忙跟了上去。
　　“我今天一定要砍死这个八婆！”父亲红着眼大吼，双手猛地攥紧斧柄，朝卧室门板狠狠劈了下去。
　　“砰！砰！砰！”
　　斧头带着呼啸的风声砸进木门，木屑瞬间飞溅出来，裂缝沿着门板迅速蔓延。狭窄的走廊里，只有斧头撞击木头的轰响声，一下接一下，震得人心口发麻，连呼吸都像被逼停了。
　　没劈几下，门板便“咔嚓”一声裂开。父亲一脚踹过去，房门彻底塌了。叔伯和围观的人也跟着一拥而入，狭窄的屋子顿时塞满了人。我个子太小，被挤在最后面，只能看见一层层大人的后背和晃动的腿。
　　父亲还在里面怒吼：“装死！装死！都是装的！”
　　大伯一把将我抱了起来，声音压得很低，透着一丝慌乱：“孩子还在看着呢，别真闹出人命了。”
　　我的视线一下越过了拥挤的人群，终于看见了躺在床上的母亲。
　　她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小鸟，凌乱的头发散落在脸颊边，眼皮沉重得几乎睁不开。整个人蜷缩在床角，身体因疼痛微微发抖。父亲的棍棒一下下落在她身上，她连躲闪的力气都没有。床单已经被血慢慢浸湿。
　　狭小的卧室里挤满了人，空气闷得发烫。呼吸、汗味、潮气与血腥气混在一起，凝成一种酸闷而令人窒息的气味，沉沉堵在我的喉咙口。
　　我呆呆地望着这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阿香！快哭！快哭啊！让你爸住手！”大伯拍着我的背，声音越来越急。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那些哭喊声、人群的脚步声、棍棒砸落的声音，被岁月泡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一些零碎而混乱的片段。
　　我只记得，当天深夜，母亲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大院。夜很黑，她走得很慢，身影摇摇晃晃，最后一点点消失在院门外。没有人追上去，也没有人挽留。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知道父亲那场暴怒的缘由。
　　原来春节那天，母亲和奶奶发生了激烈争吵。情绪失控之下，她在给还在襁褓中的弟弟换尿布时，把装着屎尿的盆子迎面泼到了奶奶脸上。
　　第二天，外公外婆气势汹汹地上门讨说法。
　　可奶奶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笑着把人迎进屋，不紧不慢地拿出两身新衣裳赔礼。几句场面话后，这件事便被轻轻揭过去了。
　　没有人再提母亲挨的那顿打。至于那些落在身上的拳脚、羞辱与绝望，只要人还活着，就不算什么大事。
　　任凭母亲哭着诉说身体上的疼痛与心里的委屈，外婆依旧只是反复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两年后，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了。
　　父亲开始毫不避讳地和二奶生活在一起。村里背后有人议论他、揶揄他，他却总是满不在乎地笑着说：“这是自由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