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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替死人收钱 广州的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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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雨下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仓库的人发现,门锁没有被撬过。
货也没有少。
只是那一百包棉纱里,有三包被重新换过了封条。
郭有道赶到的时候,伙计已经把三包货单独搬了出来。
“没动里面的东西?”
“没有。”
“为什么不动?”
“您昨天吩咐过,货没查清以前,不准拆。”
郭有道点点头。
他蹲下来,看那三道封条。
颜色一样。
纸质一样。
连印章的深浅都差不多。
“什么时候发现的?”
“卯时。”
“昨晚谁守仓?”
“老吴。”
“叫他来。”
老吴很快过来。
五十多岁,跑码头跑了二十几年。
“昨夜有人来过吗?”
“没有。”
“听见什么没有?”
“下雨,没听见。”
郭有道没再问。
他用小刀轻轻挑开第一道封条。
里面还是棉纱。
第二包也是。
第三包打开以后,却有些不一样。
最里面压着一张很薄的纸。
郭有道拿起来。
没有字。
只有一个印。
一个很浅的“允”。
他看了片刻。
“把货重新封好。”
老吴愣住。
“这就封?”
“嗯。”
“可里面……”
“什么都没看见。”
老吴明白了。
没有再问。
郭有道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袖口。
走出仓库以后,他才问身边的人:
“昨天有没有外人问过这批货?”
“有。”
“谁?”
“一个上海来的商人。”
“姓什么?”
“没说。”
“长什么样?”
“戴眼镜,四十来岁。”
郭有道停了一下。
“是不是很瘦?”
“是。”
“左手是不是一直放在袖子里?”
伙计点头。
郭有道没有再问。
他已经知道是谁了。
---
上海。
陆砚川也在找这个人。
不是因为郭有道。
而是因为他终于想起了一个细节。
十七号仓那晚,沈曼青说过:
她父亲死前给她留了一把钥匙。
钥匙上写着“十七”。
可为什么是十七?
十七号仓。
八月十七日。
永顺号。
这些数字从一开始就在重复。
只有一个地方不同。
八月十八日。
陆砚川坐在客栈里,把所有东西重新排了一遍。
沈敬堂死前留下钥匙。
陆文钦在永顺号上出现。
周允在第二天离沪。
而那八千块钱——
恰恰是在八月十七日从上海出去。
他忽然站起来。
去了银行。
---
银行的老职员已经认识他。
“又查那笔钱?”
“嗯。”
“不是已经查过了吗?”
“我想问另一件事。”
“什么?”
“这笔钱当年有没有做过止付?”
老人皱眉。
“没有。”
“有没有人要求过追回?”
“没有。”
“有没有人来过,说这笔钱不该出去?”
老人想了很久。
忽然说:
“有一个。”
陆砚川看着他。
“谁?”
“姓周。”
“周庭山?”
“不知道。”
“那个人叫什么?”
老人摇头。
“当时没记名字。”
“什么时候来的?”
“八月十九。”
陆砚川的手指微微一紧。
八月十九。
永顺号已经到了汉口。
“他说什么?”
“他说了一句话。”
“什么?”
老人看着他。
“他说,钱已经出去了,就不要再追了。”
陆砚川沉默。
“谁说的?”
“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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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银行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
街上的人很多。
他没有立即回客栈。
而是去了电报局。
写了一封电报。
收件人:
周静宜。
只有一句:
“八月十九日,有人替周家来银行说,不要再追八千。”
写完以后,他停了很久。
又添了一句:
“你知道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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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周静宜收到电报时,正在吃午饭。
她只看了一眼,便放下了筷子。
周母问:
“怎么了?”
“上海来的。”
“陆砚川?”
“嗯。”
她把电报递过去。
母亲看完,神色微变。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周静宜站起来。
“我去问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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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庭山正在午睡。
她没有叫醒他。
只是站在书房门口等。
过了半个时辰,父亲醒来。
“静宜?”
“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
“民国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你有没有派人去上海银行?”
周庭山看着她。
没有马上回答。
“为什么问这个?”
“陆砚川查到了。”
父亲闭了闭眼。
“他查得太快了。”
“所以是真的?”
周庭山沉默。
周静宜看着他。
“是谁?”
“一个朋友。”
“叫什么?”
“周允。”
她怔住。
这一次,终于把所有线头接到了一处。
周允。
去年八月。
上海。
八千。
永顺号。
九江。
她慢慢坐下来。
“他到底做了什么?”
周庭山看着窗外。
“他替我去见了一个人。”
“谁?”
“陆文钦。”
“为什么?”
“因为当时只有他能去。”
周静宜没有说话。
父亲又道:
“那八千块钱,本来不是要给陆文钦的。”
“那给谁?”
周庭山沉默很久。
“给一个不该活着的人。”
房间里安静下来。
周静宜听不懂。
“什么意思?”
“就是有人已经死了,可有人还在替他收钱。”
她看着父亲。
忽然明白,父亲这么多年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那八千块钱。
而是那个已经死了,却仍然有人以他的名义做事的人。
---
广州。
郭有道把那张印着“允”的纸放在桌上。
旁边是三包重新封过的棉纱。
他没有告诉周家。
也没有告诉陆砚川。
不是因为不信他们。
而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对方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在查了。
而且对方已经开始反过来观察他们。
他叫来司机。
“去码头。”
“现在?”
“现在。”
“去哪里?”
“找一个人。”
“谁?”
郭有道拿起那张纸。
“那个上海来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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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很大。
人群、货物、船只混在一起。
郭有道找了两个小时。
没有找到。
却在一个旧货栈里看见了一只箱子。
箱子上有个已经褪色的印。
不是周。
不是陆。
是一个很小的:
允。
他站在那里,没有碰。
身后忽然有人说:
“郭先生。”
他转身。
没有人。
只有远处一个搬货的年轻人正在低头走。
郭有道没有追。
只是看着那只箱子。
他忽然觉得,对方不是在逃。
是在故意让他们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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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陆砚川回到客栈时,桌上多了一封信。
不是写给他的。
是给周静宜的。
信封上只有一句:
“请转周小姐。”
他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纸。
字迹很潦草。
“别再查周允。”
下面还有一句:
“他已经死了。”
陆砚川看着那句话。
没有惊讶。
只是把信折好。
然后拿起笔。
在另一张纸上写:
“周允死没死,我会自己查。”
写完以后,他忽然停住。
把这句话撕掉。
重新写:
“如果他已经死了,那么是谁在用他的名字?”
这一次,他没有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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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周静宜也收到了另一封信。
是父亲给她的。
只有一句:
“不要再问周允。”
她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折起来。
放进抽屉。
她没有哭。
也没有去找父亲争辩。
只是坐在灯下,把族谱重新翻开。
找到“周允”三个字。
朱笔旁边的那行小字依旧清楚:
“民国十二年,迁沪。”
她拿起铅笔。
在“迁沪”两个字旁边,轻轻写下:
“父亲说,他已经死了。”
停了一会儿。
她又写:
“那么谁替他迁了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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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
上海的雨终于停了。
陆砚川站在窗边。
他手里拿着那封让周静宜不要再查周允的信。
广州,郭有道手里有一张“允”字封条。
长沙,周静宜手里有一份写着“迁沪”的族谱。
而他手里——
是一个死人留下的名字。
三个人都还不知道。
就在今天下午。
一个新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上海码头的登记簿上。
陆文钦。
状态:
已回沪。
日期:
民国十三年。
陆砚川看着窗外。
很久。
他终于笑了一下。
不是因为事情变简单了。
恰恰相反。
那个已经消失一年的人,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