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昭明》芙鸢猫玉

16、第 16 章 一九一

　　一九一二年，春。
　　守田——南方某镇
　　皇帝退位的消息，是打杂老头从镇上买干菜时带回来的。
　　那天他去了很久，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小把蔫了的菜叶子，蹲在车边，把烟袋点着了，抽了两口才开口：“皇帝没了。说是退了位，叫宣统。”灰衣男人蹲在旁边，把那根缰绳从怀里摸出来，绕在手上。他绕了几圈，停住了，问：“那现在是哪个坐龙椅？”打杂老头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磕了磕：“不坐了。说是改了，叫民国。”
　　守田坐在车上，听着这些话。他不知道什么叫“民国”，也不知道“退了位”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打杂老头回来时，街上有人在剪辫子。灰衣男人没有去剪，打杂老头也没有。守田摸了摸自己头上盘着的辫子，盘得好好的，还在。他不打算剪，剪了也不知道往哪儿搁。
　　马车继续走。路过的镇子，铺面还是那些铺面，粮价还是那个粮价，路边蹲着的人还是那些蹲着的人。唯一不同的是，有些镇公所门口多了几面旗子，白底红字，风一吹就卷起来，看不清写的什么。灰衣男人问打杂老头：“那是什么？”打杂老头看了一眼，说：“民国的旗。”灰衣男人没有再看，牵着马过去了。
　　那天夜里，他们歇在一座破庙里。庙里已经有一群人，是拖家带口从北边逃过来的。其中一个老汉靠着墙，手里攥着自己剪下来的辫子，攥了一整夜，不松手。守田看着他，想起福生刚来戏班的时候，也是这样攥着旧布，攥得指节发白。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的青筋凸着，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他把手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戚叙珩——县城
　　民国元年，戚叙珩回到了县城。
　　戚府门口那块“大清”的匾额已经摘了，换上了一块新匾，写着“戚宅”两个字。他父亲戚景濂穿着新做的民国褂子，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跟县里的几个新乡绅拱手说话。戚叙珩站在街对面，看着他父亲，看了一会儿。他没有走过去。他转身进了城南的一家客栈，用仅有的几枚铜板租了一间偏房。
　　他在客栈里住了三天，没有去戚府。第四天，他父亲派人来找他，让他回去。他回去了。戚景濂坐在正堂里，端着茶碗，跟他说：“大清没了，现在是民国。你以前那些事，爹知道。现在不追究了。回来帮爹吧，县里的事，需要人管。”戚叙珩站在正堂里，看着他父亲。他想起那些被他父亲盘剥过的百姓，想起那张写了“我愿以身报国”的《御制修身讲义》。他说：“爹，我不想管县里的事。我想办一张报纸。”戚景濂放下茶碗，看着他，看了很久，说：“办报纸？你要办什么报纸？”戚叙珩说：“讲新思想，讲共和，讲老百姓该有活路。”戚景濂没有发怒，也没有点头。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说：“你办吧。家里不出钱，你自己看着办。”
　　戚叙珩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出了戚府，回到客栈。那天晚上，他坐在偏房的桌前，摊开一张纸，写下“民报”两个字，又划掉了。他重新写，写了三个字：“平民报。”
　　苏清慎——县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
　　民国了，县里开始推行新学。一个穿新式制服的官员来找苏清慎，说要把她的私塾收编，改成“县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给她一个“堂长”的虚衔，但要求她必须用官方指定的课本。苏清慎拿过那本课本翻了翻。里面通篇是“忠君爱国”的旧调，只是把“君”字换成了“民国”，教女子“贤良淑德”，做新时代的“国民之母”。她把课本合上，还给官员，说：“我办的学堂，不教这种书。我自己写。”官员的脸色变了变，最终没说什么，走了。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长衫，戴着眼镜，说是省城来的，要见苏清慎。他进了门，在教室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墙上的地图和黑板上的字，点了点头，说：“苏先生，你这里办得不错。我是省教育司的，想请你到省城去，办一所真正的女子师范。你愿意去吗？”苏清慎站在书桌前，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她想起那两间瓦房，那十几个学生，想起赵小娥的册子还搁在书架上，没有还回去。她说：“我考虑几天。”那人点了点头，留下了一张名片，走了。
　　那天下午，散了学，苏清慎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桌上摊着那张名片，名片上印着“省教育司督学”几个字。她把名片翻过来，又翻过去，最后搁在一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老槐树抽了新芽，绿绿的，风吹过来，叶子翻了一下。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书桌前，把明天要讲的新课翻开。她决定不去省城。她要把这间私塾办下去。哪怕只有几个学生，哪怕官府不认，哪怕明天就被查封。
　　同一天夜里
　　守田躺在破庙的干草上，面朝墙壁。福生睡在他旁边，缩着身子，呼吸很浅。打杂老头坐在门槛上，没有躺下。灰衣男人蹲在庙门口，把那根缰绳绕在手上。
　　戚叙珩坐在客栈的偏房里，就着油灯写稿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他写完了第一篇文章，题目叫《民国与百姓何干》。
　　苏清慎坐在私塾书房的窄床上，没有点灯。她摸着黑，从书架上取下赵小娥的册子，翻开，摸了摸里面歪歪扭扭的字。她把册子合上，放回去。
　　三个人，隔着几百里地，各自睁着眼，看着各自面前的那一片黑暗。清朝没了，民国来了，但守田脚上的裂口还在，春生坟头的土还在，赵小娥的册子还在。龙椅空了，吃人的世道，还稳稳地坐着。
　　一九一三年，夏。
　　守田——北方某地
　　戏班在一个叫柳河集的小镇停了三天，走不了了。
　　镇口被一队兵堵住了，说是要查“乱党”。灰衣男人把马车停在路边，打杂老头去镇口看了一眼，回来说：“十几个兵，枪横着，挨个翻包袱。说是城里出了事，有人杀了大官，要抓同党。”灰衣男人蹲在车边，把那根缰绳从怀里摸出来，绕在手上。他没有说话。
　　守田坐在车上，看着镇口那些兵。他看见一个挑担子的老汉被拦下来，包袱被抖开，里面的几件破衣裳散在地上，老汉弯腰去捡，被一个兵用枪托顶了一下后背，踉跄了两步，没敢再动。他又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被拦下来，兵翻了她的篮子，里面是半篮子野菜，兵看了一眼，挥手让她走了。年轻女人低着头，快步从镇口走过去，走远了才敢回头看一眼。
　　守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的青筋凸着，指头细了一圈。他把手攥了一下，又松开了。福生坐在他旁边，缩着身子，两只手攥着旧布，下巴压进衣领。他透过行头箱的缝隙，看着镇口那些兵，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了。
　　打杂老头蹲在路边，把烟袋点着了，抽了一口。烟从鼻孔里散出来，散进暮色里。他低声说：“城里出事了，说是有人杀了新政府的大官。新政府要抓人，抓了不少，街上天天有人被押着走。”灰衣男人问：“杀的是谁？”打杂老头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说：“不知道。反正跟咱们没关系。”他顿了一下，又说：“跟咱们没关系，可这路走不了了。”
　　那天夜里，戏班歇在镇外一棵大树底下。守田躺在铺盖上，面朝树干。福生睡在他旁边，缩着身子，呼吸很浅。打杂老头坐在马车旁边靠着车轮，没有躺下。灰衣男人蹲在树底下，把那根缰绳从怀里摸出来，绕在手上。远处镇口的方向，偶尔有马蹄声传过来，嗒嗒嗒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每响一次，福生的身子就绷紧一分。
　　守田没有睡着。他想起白天那个被枪托顶了后背的老汉，想起那个抱着孩子快步走远的年轻女人。他不知道什么叫“乱党”，也不知道谁杀了谁。他只知道，路又走不了了。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
　　戚叙珩——省城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传到省城的时候，戚叙珩正在报馆里排版。
　　编辑推开门，把一张电报纸拍在桌上，说：“上海出事了。宋教仁被刺了，昨天在火车站，中了两枪，人没救过来。”戚叙珩拿起电报看了一遍。宋教仁。他知道这个名字，同盟会的骨干，民国成立后主张责任内阁制，到处演讲，要组阁，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他看了一会儿，把电报放下，问编辑：“登吗？”编辑说：“登。但得小心措辞。不能直接说袁世凯，就说‘背后主使尚未查明’。”戚叙珩点了点头，坐下来，把稿纸摊开。
　　那天下午，报馆外面来了一队兵。带队的是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军官，挎着刀，站在门口，说要查封报馆，说这家报馆“散布谣言，扰乱治安”。编辑挡在门口，说：“我们登的都是事实。”军官没有听，挥了挥手，几个兵冲进来，把正在印刷的报纸全部从机器上扯下来，扔在地上，又在报馆里翻了一遍。戚叙珩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些兵把抽屉里的稿子一本一本翻出来，撕碎，扔在地上。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军官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你是这家报馆的什么人？”戚叙珩说：“写稿子的。”军官哼了一声，说：“收拾东西，滚。”戚叙珩没有收拾。他转过身，从抽屉里把自己写过的那叠稿子抽出来，夹在腋下，走出了报馆。他走到街上，风灌进领口，他低头看了一眼腋下的稿子，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他住在城东一个朋友家里。朋友是做药材生意的，早年也读过新学，听了他的事，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走吧。今晚就走。往南走，去上海。那边还有人。”戚叙珩问：“我走了，报馆呢？”朋友说：“报馆没了。你人还在就行。”戚叙珩坐在椅子上，看着地上的青砖，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把那本《革命军》从怀里摸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他看了很久。他把书合上，塞回怀里，说：“我走。”
　　他连夜出了城，往南走。走到城外的山坡上，他回头看了一眼县城。城里的灯还亮着，星星点点的，看不清轮廓。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苏清慎——县城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传到县城的时候，苏清慎正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
　　她教的是地理，正在讲长江。一个学生的家长跑进来，站在门口，喘着气说：“苏先生，出事了。省城那边在抓人，说是抓乱党。有人传信来说，你那个学堂，可能也要被查。”苏清慎放下手里的粉笔，看了看那个家长，又看了看教室里坐着的孩子们。她说：“知道了。你先回去。”
　　她没有停课。她继续讲长江，从重庆讲到宜昌，从宜昌讲到武汉。孩子们跟着她的手指，在地图上找那些地名。她讲得很慢，每一个地名都念得清清楚楚。讲完了，她合上课本，说：“今天就到这里。”孩子们站起来，收拾东西，三三两两地走了。她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走远，一个个拐进巷子，看不见了。
　　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桌上摊着省城来的那张名片，名片已经旧了，边角卷起来。她把名片翻过来，又翻过去，最后搁在一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老槐树正开着花，一簇一簇的，白白的，风吹过来，花瓣落了几片在窗台上。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书桌前，把明天要讲的新课翻开。她决定不关门。哪怕明天官府的人来了，哪怕明天这间学堂要被查封，今天这一课还是要备的。
　　同一天夜里
　　守田躺在镇外的大树底下，面朝树干。福生睡在他旁边，缩着身子，呼吸很浅。打杂老头坐在马车旁边靠着车轮，没有躺下。灰衣男人蹲在树底下，把那根缰绳绕在手上。
　　戚叙珩走在南下的路上，一个人，腋下夹着一叠稿子，怀里揣着那本《革命军》。他走到一个岔路口，停下来，朝两边看了看。往左是去省城的路，往右是去上海的路。他站了一会儿，朝右边走了。
　　苏清慎坐在私塾书房的窄床上，没有点灯。她摸着黑，从书架上取下赵小娥的册子，翻开，摸了摸里面歪歪扭扭的字。她把册子合上，放回去，躺下来，面朝墙壁。
　　三个人，隔着几百里地，各自睁着眼，看着各自面前的那一片黑暗。宋教仁死了，二次革命打起来了，新政府又开始抓人了。但守田还是不知道什么叫“乱党”，戚叙珩还是要往南走，苏清慎明天还是要上课。
　　一九一三年，秋。
　　守田——南下的路上
　　二次革命打起来的时候，戏班已经走到了南边一个叫青溪口的小村子。他们本来要去镇上唱一场堂会，走到半路，前面就传来枪声。灰衣男人立刻把马车拐进路边的一片树林里，藏了大半天。
　　打杂老头从树林的缝隙往外看了几回，回来说：“兵败了，哗啦啦往南退。溃兵沿路抢东西，见什么抢什么。有的还拖着伤腿，有的连枪都扔了。”灰衣男人蹲在树根底下，把那根缰绳从怀里摸出来，绕在手上，攥得紧紧的。福生缩在车底下，两只手捂着耳朵，脸朝里，埋在膝盖上。守田蹲在他旁边，没有动。
　　天黑之后，他们才从树林里出来。大路上散着丢弃的军装、破鞋、断了的枪托，路边草丛里趴着一个人，看不清脸，一动不动。打杂老头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把烟袋从腰里摸出来，点着了，抽了一口。灰衣男人把缰绳套上马背，马车继续走。
　　走了两天，到了一个镇子。镇上的铺面关了大半，墙上贴着告示，白纸黑字，写着“讨袁军已败，孙文、黄兴逃亡日本”。灰衣男人停下来看了一眼，打杂老头凑过去，认不全上面的字，旁边一个过路的人低声念了一遍。打杂老头听完，回来蹲在车边，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说：“败了。人都跑了。”灰衣男人问：“往哪儿跑？”打杂老头说：“日本。”灰衣男人没有再问，把缰绳抖了一下，马车继续走。
　　守田坐在车上，听着那些话。他不知道什么叫“讨袁”，也不知道什么叫“败了”。但他知道一件事——打来打去，还是他们这些人遭殃。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鞋面上的缠布已经磨穿了，大脚趾露在外面，趾甲裂着，里面嵌着黑泥。他把脚缩回去，放在铺盖卷的阴影里。
　　戚叙珩——上海
　　戚叙珩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
　　他住在法租界边上一条弄堂里，一间亭子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他从县城一路南下，走得急，身上只剩几枚铜板。到了上海，靠着以前在报馆认识的一个编辑帮忙，在一家小报馆找了个排字的活。钱不多，但够吃饭。
　　他在上海看到了那些流亡的人。有的坐船去了日本，有的躲进了租界，有的藏在亲戚家里。他在报馆排字的时候，听见编辑们小声议论：孙中山在日本筹款，黄兴也在，打算另起炉灶。他听着，不说话。他把那些话一个一个排进字盘里，拼成一篇一篇的稿子。稿子登出来，有的被删，有的被禁。
　　有一天晚上，他回到亭子间，把门关上，坐在床沿上，从怀里摸出那本《革命军》。书皮已经磨破了，边角卷起来。他翻开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他看了很久，然后拿出一张纸，拿起笔。他没有写“革命”两个字，也没有写“共和”两个字。他写了一行字：“革命死了吗？”
　　写完，他把笔搁下，把纸折好，夹进书里。他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裂缝，从屋角一直延伸到墙头。他想起一年前在省城的小屋里，也是这样的天花板，也是这样的裂缝。他看了一会儿，把眼睛闭上了。
　　苏清慎——县城
　　二次革命失败的消息传到县城的时候，苏清慎正在教室里上课。
　　她教的是修身，正在讲“诚信”。一个学生的家长跑进来，站在门口，喘着气说：“苏先生，出事了。官府的人在抓人，说是抓跟孙文有关的人。你这个学堂，有人说你教的书里带着反意。”苏清慎放下手里的粉笔，看了看那个家长，又看了看教室里坐着的孩子们。她说：“知道了。你先回去。”
　　她没有停课。她继续讲“诚信”，讲完了，合上课本，说：“今天就到这里。”孩子们站起来，收拾东西，三三两两地走了。她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走远，一个个拐进巷子，看不见了。
　　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桌上摊着一本新出的省报，上面登着二次革命失败的新闻。她把报纸看完，折好，搁在一边。她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翻了一遍。架子上有几本新学课本，还有她自己手抄的册子。她把那几本新学课本抽出来，在手里掂了掂，又放了回去。
　　她没有烧书。她把书重新排了一遍，把其中最“新”的几本藏到了柜子最底下，上面压了几本《三字经》和《千字文》。然后她回到书桌前，把明天要讲的课翻开。她决定不关门。哪怕明天官府的人来了，哪怕明天这间学堂要被查封，今天这一课还是要备的。
　　同一天夜里
　　守田躺在路边一棵枯树底下，面朝树干。福生睡在他旁边，缩着身子，呼吸很浅。打杂老头坐在马车旁边靠着车轮，没有躺下。灰衣男人蹲在枯树底下，把那根缰绳绕在手上。
　　戚叙珩坐在上海亭子间的床沿上，没有点灯。窗外弄堂里有人在说话，声音远远的，听不清内容。他把那本《革命军》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搁在膝盖上，没有翻开。
　　苏清慎坐在私塾书房的窄床上，面朝墙壁。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风一吹，光秃秃的枝丫敲在窗框上，发出很轻的响声。她闭上眼睛，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三个人，隔着几百里地，各自睁着眼，看着各自面前的那一片黑暗。二次革命败了，孙中山走了，袁世凯赢了。但守田还是要往前走，戚叙珩还是要排字，苏清慎明天还是要上课。
　　一九一四年，夏。
　　守田——北方某地
　　战事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在镇上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打杂老头从茶馆里听了一耳朵，回来蹲在车边，把烟袋点着了，说：“洋人跟洋人打起来了，说是德国、英国、俄国、法国，好几个国家。离咱们远着呢。”灰衣男人问：“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打杂老头吐了一口烟，说：“不知道。反正不管谁跟谁打，咱们的粮价还得涨。”
　　守田坐在车上，听着那些国名一个一个落进耳朵里。他分不清那些名字，也不知道它们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他只知道一件事——粮价又涨了。一斗米从六吊涨到了八吊。打杂老头蹲在灶边，把米袋里的米数着粒下锅，煮出来的粥清得能照见碗底。
　　福生蹲在守田旁边，手里攥着一根干草，在泥地上画着什么。他画了一个圈，又在圈里画了几笔，看起来像个字。守田看了一眼，没认出来。福生把草扔了，用脚把地上的画抹掉了。
　　那天下午，路过一个镇子。镇口贴了一张告示，纸是新的，字是刚写的，墨迹还湿着。灰衣男人停下来看了一眼，打杂老头凑过去，请旁边一个识字的人念了。那人念道：“日本对德国宣战，出兵攻占青岛。青岛胶州湾原为德国租借地，现归日本管辖。”打杂老头听完，回来蹲在车边，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说：“青岛让日本人占了。德国人盖的铁路、开的矿，全归日本了。”灰衣男人没有说话，把缰绳套上马背，马车继续走。
　　守田坐在车上，看着那张告示一点一点退到身后。他不知道青岛在哪里，也不知道德国人、日本人是什么模样。但他知道一件事——租界换了个主人，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的青筋凸着，指头细了一圈。他把手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戚叙珩——上海
　　上海的夏天闷得透不过气。
　　戚叙珩在报馆里排字，汗从额角淌下来，滴在字盘上。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继续排。报馆里的编辑们这几天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日本对德国宣战了，要打青岛。一个编辑把电报纸拍在桌上，说：“日本人打着帮英国人的旗号，其实是冲着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去的。打完德国，青岛就归日本了。”另一个编辑说：“袁世凯那边呢？”前一个说：“袁世凯？他管什么。他忙着当他的大总统呢。”
　　戚叙珩听着，没有说话。他把那些字一个一个排进字盘里，拼成一篇一篇的稿子。稿子登出来，说“日本出兵山东，青岛易手”。登出来的第二天，报馆就被警告了。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站在门口，说这篇稿子“措辞不当，容易引起外交纠纷”，要求报馆更正。编辑争辩了几句，被那人瞪了一眼，不敢再说话。戚叙珩站在角落里，看着编辑把那篇稿子从版面上撤下来，换上另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
　　那天晚上，他回到亭子间，把门关上，坐在床沿上。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革命军》，翻开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但纸页已经发黄了，边角起了毛。他看了一会儿，从桌上拿起笔，在那行字的下面添了一行小字：“青岛没了。山东还在吗？”然后他把书合上，搁回枕头底下。
　　他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比去年更长了，从屋角一直延伸到墙头，又拐了个弯，往下延伸了几寸。他看了一会儿，把眼睛闭上了。
　　苏清慎——县城
　　青岛的消息传到县城的时候，苏清慎正在教室里上课。
　　她教的是地理，正在讲山东。一个学生的家长跑进来，站在门口，喘着气说：“苏先生，出事了。日本人把青岛占了，德国人跑了。”苏清慎放下手里的粉笔，看了看那个家长，又看了看教室里坐着的孩子们。她说：“知道了。你先回去。”
　　她没有停课。她继续讲山东，从胶州湾讲到青岛，从青岛讲到胶济铁路。孩子们跟着她的手指，在地图上找那些地名。她讲得很慢，每一个地名都念得清清楚楚。讲完了，她合上课本，说：“今天就到这里。”孩子们站起来，收拾东西，三三两两地走了。她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走远，一个个拐进巷子，看不见了。
　　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桌上摊着一本新出的省报，上面登着日本出兵山东的新闻。她把报纸看完，折好，搁在一边。她从书架上取下赵小娥的册子，翻开，摸了摸里面歪歪扭扭的字。她把册子合上，放回去，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老槐树正开着花，一簇一簇的，白白的，风吹过来，花瓣落了几片在窗台上。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书桌前，把明天要讲的新课翻开。
　　她决定，明天要给学生多讲一点山东的事。让他们知道青岛在哪里，让他们知道胶州湾是什么。哪怕他们现在不懂，将来总会懂的。
　　同一天夜里
　　守田躺在路边一棵枯树底下，面朝树干。福生睡在他旁边，缩着身子，呼吸很浅。打杂老头坐在马车旁边靠着车轮，没有躺下。灰衣男人蹲在枯树底下，把那根缰绳绕在手上。
　　戚叙珩坐在上海亭子间的床沿上，没有点灯。窗外弄堂里有人在说话，声音远远的，听不清内容。他把那本《革命军》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搁在膝盖上，没有翻开。
　　苏清慎坐在私塾书房的窄床上，面朝墙壁。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花瓣落了几片在窗台上。她闭上眼睛，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三个人，隔着几百里地，各自睁着眼，看着各自面前的那一片黑暗。日本占了青岛，德国人跑了，袁世凯忙着当他的大总统。但守田还是要往前走，戚叙珩还是要排字，苏清慎明天还是要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