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昭明》芙鸢猫玉

14、第 14 章 一九零

　　一九零五年，戚叙珩十九岁。

　　他在省城读书，学堂叫“明德学堂”，是前年新办的，请了几个留过洋的先生，教国文、算学、地理、格致。戚叙珩是第一批考进去的，成绩排在前面。他父亲戚景濂托人找了关系，又交了一笔不便宜的束脩，才把他送进去。戚景濂的原话是：“功名这条路眼看走不通了，读点新学，将来也好谋个差事。”

　　戚叙珩不太想这些。他坐在学堂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有一棵梧桐树，叶子从绿变黄，又从黄变绿。他来这里一年多了，书读了不少，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学堂里先生讲的“共和”“民权”“实业救国”，跟他在旧书里读到的“忠义”“报国”“修身齐家”是两回事。这两样东西在他脑子里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样是对的，哪样是错的。

　　那天傍晚散学之后，他没有回宿舍。他沿着学堂后面的小路往城外走。城外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段残破的城墙，据说是前朝留下来的。城墙根底下蹲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说话。戚叙珩从他们旁边走过去，听见“日俄”“东三省”“开战”几个字。

　　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打了快一年了。朝廷说是“局外中立”，可战场在东北，炮火落在中国的村庄上，中国的百姓被两边拉去当苦力，死的死，逃的逃。戚叙珩在学堂里听先生讲过这事，先生讲的时候语气沉沉的，讲完了把书合上，说了一句：“诸位，这就是弱国的处境。”

　　戚叙珩站在城墙根底下，看了一会儿那些说话的人。他们穿得破旧，蹲在地上，烟袋在手里传来传去。其中一个说：“俄国人败了，日本人赢了。可东三省还是人家的。”另一个说：“打赢打输，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苦的还是咱们。”前一个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吐了一口烟：“有什么关系？你等着看吧。日本人打赢了俄国，往后更不把咱们放眼里了。”

　　戚叙珩听了一会儿，没有插话，转身走了。

　　过了几天，学堂里开始传一些书。都是手抄本，封面上写着不同的名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戚叙珩是在阅报室里第一次读到《革命军》的。书是手抄的，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匆写就。他翻了几页，越读越慢，最后干脆坐在角落的长凳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书里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句一句地往他心里扎。作者邹容说，中国要革命，要推翻清朝，要建立共和。他说，中国人不该再当奴隶，不该再受满人的压迫，不该再让洋人欺负。他说，革命是天下最光明的事，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

　　戚叙珩把书还回去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他走出阅报室，站在走廊上，秋天的风吹过来，把廊下的几片梧桐叶吹得贴在地上。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宿舍。

　　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书里的话。他想起他父亲，想起戚府的深宅大院，想起他父亲那些盘剥百姓的门道。他想起自己在《御制修身讲义》上写下的“我愿以身报国”。他以前觉得报国是读书、修身、做官、忠君。现在他忽然觉得，那本书里写的东西，好像跟《革命军》里说的是两回事。

　　他爬起来，点了一根蜡烛，坐在书桌前，从抽屉里翻出那本《御制修身讲义》，翻到写批注的那一页。“我愿以身报国”五个字还在，墨迹清清楚楚。他看着那行字，又想起《革命军》里的话。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信哪一个。他坐了很久，把书合上，放回抽屉里，吹灭了蜡烛。

　　过了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悄悄跟他说，城里有个地方，晚上有人聚在一起，讲革命的事。戚叙珩问：“什么地方？”同学说：“城南一个祠堂里，隔天晚上聚一次。你去不去？”戚叙珩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跟着同学穿过几条巷子，到了一座祠堂门口。门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点灯光。推门进去，已经有七八个人坐在里面了，有的穿着学生装，有的穿着长衫，围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叠手抄的纸。一个年轻人在讲话，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

　　他讲的是华兴会的事。去年二月，黄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自任会长，打算在湖南起义，后来事泄失败了，但人还在，活动没停。他又讲光复会，说蔡元培、陶成章他们在上海、浙江一带活动，也在联络会党，准备起事。他又讲孙中山，说孙先生在国外奔走多年，联络各地的革命党人，想要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今年夏天，孙先生从欧洲到了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新团体，叫中国同盟会，把华兴会、光复会的人聚到了一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

　　戚叙珩坐在角落里，听着那些话，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烧。他想起《革命军》里的句子，想起邹容说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在书里读到的那些“忠义”，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

　　那天晚上回到学堂，已经很晚了。他推开宿舍的门，没有点灯，摸黑坐在床沿上。月光从窗缝里透进来，照在他那本《御制修身讲义》上。他把书拿起来，翻到那一页，看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书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再看。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得很早。洗完脸，穿好衣裳，坐在书桌前，摊开一张纸，拿起笔。他想写点什么，想了半天，写下了三个字：“革命军。”然后他把笔搁下，把那张纸折好，夹进课本里，起身去了教室。

　　一九零六年，戚叙珩二十岁。

　　开春之后，学堂里忽然少了几个人。戚叙珩注意到的时候，那几个座位已经空了好几天了。他问同宿舍的人，那人压低声音说：“跑了。听说去日本了。”戚叙珩问：“去日本做什么？”那人看了他一眼，说：“留学。学军事，学政治。回来干大事。”那人说完就转过身去了，没有再往下说。

　　戚叙珩坐在床沿上，把这句话在心里转了几圈。去日本。学军事。回来干大事。他想起去年在祠堂里听到的那些话——同盟会设在东京，孙中山在那里，黄兴在那里，很多人都在那里。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又被他压回去了。

　　他还是每天去上课，每天去阅报室，每天读那些手抄的小册子。读完了就回宿舍，坐在床沿上发呆。他越来越不爱说话，同宿舍的人跟他搭话，他答得简短，有时候干脆不答。他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心里那些东西搅在一起，理不出头绪来。

　　三月里的一天，他在阅报室翻报纸，翻到一条小消息，说湖南那边抓了几个革命党，有一个姓刘的，在长沙开绸布庄，暗地里联络会党，打算起事，事泄被捕，已经押到省城去了。戚叙珩看到“姓刘的”“绸布庄”几个字，手停了一下。他把报纸看完，折好，放回报架，站起来，出了阅报室。

　　那天下午他没有去上课。他出了学堂，沿着城墙根往城南走。走到那座祠堂门口，门还是锁着，门缝里能看见里面空空的桌椅。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学堂，顺着路往城西走。走到那条街上，远远看见那间绸布铺子，门板关着，上面贴着封条。封条上的字他不认得，但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在街对面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扇关着的门，然后转过身，走了。

　　回到学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推开门，同宿舍的人问他去哪儿了，他说随便走了走。那人没有再问。他坐在床沿上，把鞋脱了，躺下来，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房顶一直延伸到半墙，他以前没有注意过。他盯着那道裂缝看，看了很久。

　　过了几天，那个同宿舍的人又悄悄跟他说：“你知道吗，去年在祠堂里讲话的那个年轻人，姓李的，也跑了。去了日本。”戚叙珩问：“你怎么知道的？”那人说：“他走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说如果风声紧，就让我把祠堂里的东西烧了。我烧了。”戚叙珩问：“信呢？”那人说：“烧了。信看完就烧了。”戚叙珩没有再问。

　　那天夜里他又没有睡着。他躺在床上，听着同宿舍的人打鼾的声音，一长一短。他想起那个姓李的年轻人，想起他在祠堂里讲话的样子，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他想起那封信，想起刘先生铺子上的封条。他想起去年在阅报室里读到的那些话，想起《革命军》里的句子，想起他自己写在批注上的那五个字。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看着那道裂缝。月光从窗缝里透进来，照在裂缝上，灰白灰白的，像一条细长的河。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得很早。洗完脸，穿好衣裳，坐在书桌前，摊开一张纸。他拿起笔，想了一会儿，写下了两行字：

　　“去日本的路怎么走？”

　　“孙先生在东京哪里？”

　　他把那张纸折好，夹进课本里，起身去了教室。路过阅报室的时候，他停下来，朝里面看了一眼。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翻报纸。他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转身走了。

　　一九零七年，戚叙珩二十一岁。

　　他从明德学堂毕业了。毕业那天，学堂里办了典礼，请了省城的几位官员和乡绅来观礼。戚叙珩穿着新做的学生装，站在队列里，听先生念他的名字，他出列领了文凭。文凭是一张宣纸，上面印着学堂的印，写着他的成绩。他拿着那张纸，站在台上，底下的人鼓掌，他看见他父亲坐在宾客席上，脸上带着笑。

　　散了之后，戚景濂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回来帮我吧。”戚叙珩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把文凭折好，揣进怀里。

　　他没有回县城。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想在省城多留些日子，看看能不能找点事做。戚景濂回信说随你，但家里帮不上忙，你自己看着办。戚叙珩把信收起来，在省城租了一间小屋，靠着给报纸写稿子、给学堂刻讲义，挣点零钱过日子。

　　他还在读书，读得比以前更杂。革命的书、时务的书、外国翻译过来的书，都读。他也在写，写一些短文，骂朝廷，骂贪官，骂列强。稿子投给几家新开的报馆，有的登了，有的没登。登了的那些，署的是笔名，不写“戚叙珩”三个字。

　　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人，是以前在祠堂里听宣讲时认识的，姓刘，比他大几岁，做绸布生意。刘先生拉住他，说：“好久不见，听说你毕业了？怎么还在省城？”戚叙珩说：“想找点事做。”刘先生看了看他，说：“你到我铺子里来吧，帮我管管账，写写信。束脩不高，但够你吃饭。”戚叙珩想了想，答应了。

　　绸布铺子在城西，不大，一间门面，后面是库房和账房。戚叙珩每天早上去，坐在账房里，算账、写信、抄货单。铺子里除了他，还有两个伙计，一个管柜台，一个跑外。刘先生自己不常在，常出去应酬，见朋友，谈生意。戚叙珩有时候听他跟别人说话，说来说去，总绕不开“革命”“起事”“孙文”几个词。他不插嘴，只是听着。

　　那年秋天，刘先生忽然跟他说：“你帮我送封信。”戚叙珩问：“送哪里？”刘先生说：“城北一个客栈，找一个人，姓黄。信送到就行，别的不用问。”戚叙珩接过信，揣在怀里，出了铺子。城北那个客栈他找了一会儿才找到，门脸不大，招牌旧了。他进去问姓黄的先生，柜台后面的人朝楼上一指。他上了楼，敲了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他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坐在桌边，正在看一张地图。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刘先生叫你来的？”戚叙珩说：“是。”他把信递过去。那人接过去拆开看了，点了点头，说：“辛苦你。”戚叙珩没有多问，转身走了。

　　过了几天，刘先生又叫他送信，还是那个客栈，还是那个姓黄的。戚叙珩送了三次信，第四次去的时候，姓黄的不在了。客栈的人说昨天就走了。戚叙珩回来跟刘先生说，刘先生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了。你歇两天，铺子里的事先放一放。”

　　那两天戚叙珩没有歇。他跑到城南那座祠堂去看，门锁着，从门缝往里看，里面空空的，桌椅还在，人没了。他又跑了几家报馆，问有没有什么消息。一家报馆的编辑跟他熟，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出事了。黄先生他们本来打算在省城起事，事泄了。官府抓了几个人，黄先生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刘先生那边，你少去。”

　　戚叙珩站在报馆门口，秋天的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那天夜里他没有点灯，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窗外有月亮，照在对面屋顶的瓦上，灰白灰白的。他想起黄先生看地图的样子，想起那封信，想起刘先生说“你少去”。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出那本《革命军》，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一行他自己写的字，墨迹已经有些模糊了——“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他看了一会儿，把书合上，放回枕头底下。躺下的时候，他想，黄先生现在在哪里呢。刘先生会不会也被抓。他自己会不会也被抓。他不知道。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了铺子。刘先生不在，柜台上的伙计说刘先生有事出门了。戚叙珩坐在账房里，算了一上午的账，中午吃了两个烧饼，下午又算了一下午的账。天快黑的时候，刘先生回来了，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进了后面的库房。戚叙珩把账本合上，站起来，跟刘先生说了一声，回了自己的小屋。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铺子的方向。铺子的灯还亮着，从窗户里透出来，黄黄的一团。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走回小屋，推开门，点上灯，坐在桌前，摊开一张纸。他拿起笔，想写点什么，想了半天，写下了一行字：

　　“我还在走。”

　　他把那张纸折好，夹进那本《革命军》里，搁回枕头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