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1 章 一 我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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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见到百元是在二一年的暑假。
学校规定20级生必须参加某某暑期实践——由于它的前缀几乎和“毛概”一样长，我已经忘了，只好勉强称之为某某。某某暑期实践的基本流程是：
一、在校方给出的选题文件里选定实践的主题；
二、连续十五天以上在某处定点在特定的小程序上打卡以证明自己真的在实践；
三、实践期内每天在小程序上记录实践日志，每份两百字以上；
四、撰写实践报告三千字以上。
不想去，不知道，没办法。年少无知的我不理解校方的良苦用心，即便到现在，我依旧有些年轻过头。年轻的脊背是很容易弯的，尤其是面对两个学分和肄业危机的时候。选题清一色一片红，粉红砖红石榴红，眼睛一闭选了“非遗”——这看起来像是水红，我看我跟它或许有些命中注定的缘分，因为y县的昆剧团恰好离我家只有三个红绿灯的距离。
素来负有“划水狂魔”盛誉的我早已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只要在早上八点半剧团工作人员上班之前在昆剧团门口打好卡，分解整合一些昆剧视频和资料，无需任何社交，十五天以后我就能实现睡眠自由。
也许世间万物各有缺憾才是宇宙的终极奥义，本该显示打卡位置为“某某昆剧传习所”的蹩脚小程序怎么戳都显示“某某街某某号”，我真想把这个做缺德程序的倒霉玩意儿脑袋多戳两个洞，让他也符合符合宇宙的终极奥义。
正当我为打到我应该在的地点上蹿下跳，冷不防从脑袋后传来一个声音。
“你在干吗？”
短短四个字，差点让我魂飞魄散。
这是二十二岁的百元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很高且瘦，顶着一头扎眼的浅黄色渣男卷毛，戴一副不方不圆的黑色粗框眼镜，下巴上有一粒在发炎的青春痘。我对这个长着渣男家暴男混合型脸的黑衣男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往后缩了一步，我没想到宇宙的终极奥义会这么快应验在我身上。
“……”我有一遇见陌生人就口齿不清的毛病，更何况是陌生的、面相不善的、男的，我大脑宕机到语言系统大瘫痪心律失常肌无力想当场躺下来碰瓷的程度。
“你是……剧团的人，吗？”我只好硬着头皮问。
卷毛略略一点头表示默认，他的眼睛不会转弯，看起来既不好糊弄也不打算放过我，直直地盯着我等我狡辩。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把印象里狗屁不通的暑期实践的名字添油加醋地解释了一遍，再用冠冕堂皇高深莫测支离破碎的语言说明自己的来意。当他神色怪异地上下又把这个可疑人物上下打量了一遍，露出尴尬不失礼貌的笑容对我说“还没到上班时间，你跟我来吧”时，我没想到我竟然能够蒙混过关。感谢间歇性社交牛逼症。感恩。
等等，“跟我来吧”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来打卡的啊……
他转过身我才注意到他背着一个单肩黑色尼龙质的小包，看起来像公交车还没有实现机器售票时卖票阿姨腰里围着的收钱袋。或许是潮男的审美，我不太理解。
传习所的大门关着，卷毛走的是对面的小门，小门连接着大会堂，没走几步就到了舞台。我的脚刚沾上舞台的木质地板，迎面飞来一只脚正踹我脑门，万幸突然有股大力猛地把我往边上一拽，一回头，那只脚的主人完成了一次不大完美的空翻。
我扭头看拽我的卷毛，他居高临下地看我，一脸吃了半只苹果虫的表情，大概出于礼貌，他没有说话。本来应该处于无限兴奋状态下的我忽然坠回社恐的初始模式，感谢的话卡在喉咙里，我努力往下咽了咽，感到异常窘迫。
在一众练功的学生中间来回走动指导的是一个绑着宝蓝色护腰的中年女老师，她立刻发现了我和卷毛，托着其中一名女生的腰完成一次空翻以后才向我们走过来，一面走一面操方言问：“干什么来的？”
“说是大学生过来实践的。”他同样以方言回应，听腔调似乎的乐清方向人。
“实践？”她上下把我打量了一遍，露出阅人无数很上道的表情，冲我摆摆手：“哦，那你台下走。不要呆在上面。”
我立刻麻溜地爬走，三步并五步在观众席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卷毛似乎和中年女人多说了几句，然后坐进了摆着乐谱架和小凳子的角落里。从我的角度只能看见没拉好的红色幕布后面伸出的一双腿，一双匡威经典黑色帆布鞋。
台上的学生穿着统一的黑色练功服，一起空翻时发出此起彼伏的地动山摇的震颤声和回声。中年女人神态自若地在黑色的浪花里走来走去，好像一尾被蓝色塑料袋套住的银鱼。我为数不多的诗意里总是掺和着一些莫名其妙。其实这世间大多数的诗意到黑色浪潮和银鱼这里就可以停止了，但我总是控制不住地去想那个蓝色塑料袋。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是一个不诗意的人，在一幅或许感动或许惊心动魄的画面中，我永远是那个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不和谐的因素，就像银鱼戏浪图里那个扎眼的蓝色塑料袋。
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座位堆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好装模作样地举起手机拍照，以证明自己真的是来非遗实践的。这破手机被我摔得有点傻，这一点在拍照延时上显得尤其突出，整个会场又只有舞台上点了几盏大灯，光线不好，年轻的学生们在台上移动的速度又极快，所以当我翻看相册准备删修照片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残影。
“哎，”卷毛忽然站在我面前，“学生走了，一会儿演员要来彩排，你还要继续看吗？”
我茫然地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舞台，又看看手里抓了支长棍的卷毛，再低头看看手机——刚拍的图几乎被我删光，于是毫不犹豫：“看——”目光又转向卷毛手里的长棍——原来是一支长笛。我忽然明白过来卷毛背上背着的不是公交车上收费阿姨用的腰包，而是长笛收纳袋；卷毛刚刚其实是在练笛，是我太浮躁了，后知后觉才想起来地动山摇的震荡声里其实一直都有悠长的笛声。
“待会儿彩排什么啊？”我问。
“《挑袍》。”卷毛答。
“哦 。”我一头雾水。
“《三国》里关羽救刘备两个老……夫人，的一出戏。”卷毛“啧”了声，大概觉得自己也解释不好，“我把剧本发给你吧？”
“好！多多益善。”我说，“QQ还是微信？”
百元的微信名就是百元，头像是一只绿眼睛的黑猫，朋友圈仅三天可见，唯一显示的一条是w市越剧团演出宣传广告。他很快传来了文件，一份是《挑袍》剧本，一份是PDF版乐谱简谱。我忽然想不起来为了实践苦读三天的《话昆曲》中提到的濒临灭绝传统乐谱的学名。简谱和传统乐谱，这本是个很好的话题——或者说，论文素材。
“……你们都用简谱么？”我欲言又止。
“嗯。”他一头雾水。
我只好低头闷声看剧本文件装作很忙的样子，而百元似乎在等我提问，也不动，高瘦的阴影投在我的脸上，我把手机和脸的距离又狠狠拉了拉。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选择性社交牛逼症一遇到百元立刻溃散如草寇，本不该存在的唾液和痰卡住我的喉咙，泪水和鼻涕塞满我的脑壳。那个传统乐谱的学名究竟叫什么？我想不起来。
“百元？”听见陌生的声音我松了半口气。从原来的入口进来一个三十出头圆脑袋的男人，舞台上并不充沛的灯光照得他的脑袋光光发亮，大概是剧团的演员。
“又这么早？”那人一眼看到了我，下巴朝我一点，脸上笑嘻嘻的，“女朋友？”
“不……”我差点魂飞魄散，慌忙摇头。百元送了他一记大白眼以方言回应：“说话放屁一样——来暑假实践的大学生，留心把你这挫儿佬样写进报告里。”
光脑袋“哈哈”笑了两声，显然很习惯这种玩笑式的口水战，转身收拾戏服去了。随后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演员，大约都在三十上下。器乐班只有两个人，除了百元吹笛还有一个大胡子鼓手。剧团成员们大都比我想象中年轻，也不太在意我的旁观和拍摄，这让我感到安全。这出《挑袍》的彩排显然刚刚起步，除了饰关羽的主要演员外几乎所有演员都需要提词，过程并不流畅，从八点半开排到十一点收工一共排了三次，伴奏几乎没有停过。
百元微信上说下午还要排三个小时的戏，问我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先提。我一想还有这种好事，立刻问能不能接受采访，他会错了意，说问了剧团团长，刚好有空，叫我马上跟着去办公室。好在我的选择性社交牛逼症根深蒂固，很顺利地在半个小时内拿下了一些干货，应该能支撑得起我三四千的实践报告。
采访完团长再回到大会堂，台上已经空无一人。百元坐过的那张矮凳前的支架上摆着一叠翻得翘起来的乐谱，在穿过后门的风里微微浮动，发出一点细碎的声响。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要落泪的冲动。我忽然很想道歉，无论向谁。
这种感觉时常会回到我身上。
二
第二天去我没见到百元。服装老师领我带我看了一些戏服。储物间的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十个大铁箱，一个铁箱装一出戏的服装，戏服的价格在几千到上万不等，真丝缝制，人工刺绣，洗涤的条件太苛刻，每一套戏服十几年不曾洗过，表面都有一些轻微的黄褐色污渍以及收藏时留下的深深折痕。服装老师解释：提前几天把演出要用的戏服挂出来，灯光一照就完美如新了。
做后勤工作的人多少有点洁癖和强迫症，仔细，缓慢，沉闷，通常在工作的时候会自动以自己为中心作一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圆，自下而上升起一层名为“咸鱼退散”的结界，不慎靠近的咸鱼轻则头晕眼花重则五感尽失。我显然不大能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也不敢提过多的要求，只草草看了部分《牡丹亭》的戏服就终止了这天的“实践”。看着她把折得整整齐齐的戏服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又一点点折好，该是对我最大的折磨。
下班还早，隔壁小型的舞蹈室正在排一出独角戏，我和服装老师就坐在两个房间的连通口上闲谈。
演员唱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女扮男唱腔要求的缘故，像没有完全打磨好的鹅卵石。服装老师心直口快，小声对我说这届演员唱功不行，之前待过的越剧团的唱腔要比这个好听。
唱腔这种东西外行人只能听个响，我讪笑着正愁不知道怎么接话，后知后觉地捕捉到“越剧”，脑内雷达立刻嗡嗡作响：这不是百元朋友圈里宣发的广告吗。
“那乐队呢？只有一位老师在伴奏……”我说，“是人手不够吗？”
“哦，乐队是轮班的，现在的戏刚刚开始排，这边来一两个就够了。”老师说。
“那百元呢？”我说，“我昨天来的时候看见他来得好早。”
“百元？你说的是黄毛的那个后生吧？”老师说，“他有点古怪的。”
“古怪？”
“他不是专门学戏剧出来的，今年刚考进团里，总是隔天来，没他的活就自己练，也不太爱跟人说话，头发长得像贼一样，看着……多少有点邪气。”不是好话。
“……”我说，“他笛子怎么样？”
“就那样呗。”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讪讪地轻咳了一声，“年轻人嘛，勤奋是好事。”
“黄毛的那个”显然非常不讨中老年妇女的喜欢。如果我妈有一个这么狂野叛逆的儿子，大概也会跳起来打个半死吧。在老一辈的认知里，男后生染个头发是罪大恶极，注重穿搭是不正经，化妆是要遭天谴的。我们的文化喜欢按部就班和各司其职，就像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戏服就该折得整整齐齐放在写着《牡丹亭》的大铁箱里，哪怕上面生长出黄褐色的污渍。
不过作为成年人的百元确实叛逆得有些过头。很难想象，一身摇滚赛博朋克味的民乐打工人混迹在一众穿统一黑色练功服的学生演员和一众随便套着褪色的T恤衫肥短裤、脚趿拖鞋的正式演员中的奇妙画面，该有多后现代。百元是根刺，他原本可以安安静静地扎在他昏暗的舞台角落里，却偏偏把自己涂成了荧光色。
我知趣地没有再接话，找了个搜集素材的破理由溜出门看独角戏去了。
在长辈们不能理解的那块角落里，我很羡慕一些明目张胆的、无关痛痒的叛逆。或把头发染成突兀的浅黄色，或拒绝不喜欢的社交，或靠一些爱好为生，或用另一种声音替代说话。
我做不到。我留着规规矩矩不长不短的黑发，为了学分在社交自闭症和社交牛逼症之间艰难求生，和大多数人一样从义务教育一路读到本科，随口应和着世界上大多数的声音。
我无法忽视那些异口同声的声音，他们不断说你该如何你不该如何，孰丑孰美孰是孰非。在那些声音里我找不到我自己，我迷惑并沉默。
所以我无可抑制地想要更了解百元。长笛是他的爱好吗？他什么时候找到了这条谋生的路？他是怎样一边演奏戏曲民乐一边坚持西化的个人风格？究竟怎样才能忽视别人的声音？他凭什么能活得这样恣意洒脱？
以及那天早上，他为什么想要帮我？
带着这些问题，我决定第三日一早再去一趟昆剧团。可是当天下午就阴风四起，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八号台风预计将于两天内登陆本省的几个市县，y县是其中之一。我有点担心，发消息问百元明天剧团放不放假，百元说没通知就是照常上班；我顺口问了工尺谱——回家翻了书才想起来的昆剧传统乐谱的学名，他过了一阵才回复明天再说。
屏幕暗下去，我和屏幕里投映着的我的脸对视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服装老师说过百元不是昆剧科班出身，在团里待了不满一年，很大概率是不清楚工尺谱的。
可是百元说明天再细说。
那么，我可以相信你吗？
三
八号台风是在凌晨登陆的，一如它的祖父辈们与y县擦肩而过，落地t市。即便如此，台风天依旧是台风天，大风裹挟着大雨，大雨掷地有声，其落下的角度基本在三十度九十度之间。这个奇妙的区间意味着只要你在风雨中走路，打伞或者不打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当我第二次在永昆传习所门口遇见百元的时候，脑海里再次涌现为数不多的莫名其妙的诗意：宏大的氤氲着灰色的泼墨画里有且只有两个黑点，画面不断拉近再拉近，赫然是两条墨色氤氲的落水狗。
百元宽大的灰色T恤下摆湿透，黑裤两条裤管卷得一高一低；卷毛一绺一绺贴在脑门上，仿佛出门前被人倒扣了半碗泡面；全身上下唯一没有完全湿透的大概是反背在胸前的长笛收纳袋。我的情况没好到哪里去。我一身水，百元一身水，两狗对视。
我忍不住笑：“你是不是漏看了放假通知？”
“没有。”他的背影有点窘，局促地越过我，举着黑伞往大会堂里走。百元把包放在他常坐的位置上，示意我随便找张凳子坐，自己去了舞台另一头的化妆间。
大会堂的空气中有一股轻微的灰尘味，以及雨水落进干燥的水泥地或土壤时扬起的“阳光的味道”——或者说，是无数放线菌尸体堆积起来的气味。我喜欢闻一些奇怪的气味，比如木屑和油漆的气味，比如焚烧稻秸的气味，比如烟花爆竹燃放后的气味，比如大雨时候被雨水从土壤里挤出来的放线菌的尸臭。很难想象，让我迷恋的或许只是寂寞而衰朽的味道。
百元很快走回来，丢给我一张有臭氧味的干毛巾。他坐回他的小板凳，拉开包取出长笛慢慢装好。他低头的时候，鼻子和下巴看起来格外刻薄刁钻。我曾无数次幻想过我的爱人是什么模样——一个高个子、眉目狡黠、开朗外向的搞笑男……反正，不该是百元这样。我想鉴于男性审美的严重趋同，心中的梦中情人大都大同小异，百元的理想型无非是黑色长发、白皮杏仁眼、温柔可爱的清纯少女，总之也不会是我。我顿时手脚自在起来。
说实话，我不会和年龄相仿的男性相处。和义务教育及以下的男孩相处，我是长辈；和三十岁以上的男人相处，我是小辈。要么以长辈的姿态照顾小辈，要么以小辈的姿态遵从长辈，这两套相处公式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我安之若素。在我储备有限的人际交往公式里，没有和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人类男性相处的那一套。我需要建立很厚的心理屏障掩饰我的心虚和尴尬：要么模糊我的性别，要么模糊对方的性别。
显然模糊自己的更容易。
于是我在百元震惊的目光下从塞得乱七八糟的包里，在一包用到只剩一张的口袋纸巾，好几个压变形了的口罩，一些超市小票，一串钥匙，一个掉色发卡以及一个笔记本电脑之间掏出平板，二代笔和手机，露出一个自认为亲切的笑容：“一会儿的问答环节不用紧张，我可能会问一些很不专业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不好回答，我们就直接跳过。我不是要写实践报告嘛，对话内容一下子也难完全记录，你不介意我录音吧？”
“还要录音？！”这是我第一次在百元脸上见到如此生动的表情，他确认了很多遍“一定要录音？”，得到我草率至极的“真的只是为了写论文用绝对不公开”才勉强点头同意。
百元明显紧张了很多。他的紧张很像小时候外婆给我看过的有胚胎的鸡蛋，乍一看什么也没有，照一照灯光就立刻原形毕露。这个莫名其妙的采访就是那个灯光，而我是怀有私心、毫无经验的提灯人。
进入正式采访模式之前我故意问了一些和昆曲关系不大的废话问题。
“我听服装老师说，你其实不是浙江……呃，艺校毕业的，感觉专业好像不是很对口啊，平时在工作上有遇到什么困难么？”
“你说的是浙江艺术职业技术学院吧。”他说，“没什么困难，看谱就行。”
我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接下来的对话会很艰难。
“所以你原本是艺考生吗？”
“嗯。”
“怎么想到要考长笛呢？”我说，“其实我原本也想走艺考，没去成。”
“说实话，是书读不起来。”
百元笑了，我却笑不出。
“不喜欢器乐吗？”
“……”百元停顿了一会儿才说，“比起读书，还是更喜欢吧。”
“之前就有计划要来剧团‘打工’吗？”
“没有。”他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我问了很不聪明且没意义的问题，耐着心补充道，“我毕业那年越剧团和昆剧团都放出消息招考，那边没考上，就来了这边。”
“听你的语气，没去成越剧团很遗憾吧？”
“……也还好，主要是那边待遇高。”他补充，“这边更自由一点。”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本想着“塑造”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使命有担当的典型人物、一个大胆叛逆具有创新精神又有文化传承意识青年音乐人来契合这次实践的主题，不料当事人还没有等到正式采访就已经离题万里。这个绝妙的点题办法显然和我一样泡了汤。
“你到底想问什么啊。”百元不像发问，倒像叹气。
“我本来想把你往又红又正的人类高质量青年方向写的……”我懊恼地坦白，“我还以为你多少会讲点理想信念事业规划什么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人类高质量青年……”百元笑了两声，低头看长笛，“规划什么呀，走哪算哪吧。”
“你简直是反面教材——真的一点规划也没有吗？”
“那你呢，你有什么规划没有？”
“没有。”我立刻否认。
“真的一点规划也没有吗？”百元故作严肃地模仿我的语气，终于忍不住又笑起来。
“……谢谢你，我现在知道我问的问题有多讨人厌了。”我说。
百元哈哈笑，我们都没再说话。外面的狂风骤雨此时似乎已经偃旗息鼓，淅淅沥沥的雨声偶尔会穿过舞台后门漏进来。大会堂里很安静，这种安静是动态的有机的，即便我坐着不做什么，也不觉得尴尬。
终于百元开口道：“我有时候也会想，要是我年轻的时候好好读书，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好笑，“你没比我大几岁吧？”
“那可大太多啦。”百元有些自我调侃道，“学生妹和打工人，那就是小孩和大人的区别。好好读书，读书太幸福了。”
“搞艺术也很幸福啊。”
百元不以为意地笑笑，我很自然地接过自己的话头切入正式的昆曲工尺谱的采访环节。百元的回答中规中矩，还带了点生涩和心虚。我很快明白过来，这个非科班出身的门外汉和我一样连夜用最通用的互联网检索办法详略得当地获取了一份有关工尺谱的资料以应对“飞来横祸”，为了男人的尊严他选择“明天再说”。
报告中有关工尺谱的那一部分的信息我已经获取完毕，平心而论这一趟的采访来与不来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东拉西扯的我和维护男人尊严的百元各自心怀鬼胎，白白淋成了两条落水狗。
我以为我和百元的关系到此就结束了。事实上，这段没头没尾的关系比我想象中维持得更久一些。
四
时间已经到“实践”的第十三天。
我的存在对剧团毫无帮助，剧团里的人也习惯了视我为无物，这很好。我每天的日常就是起床后徒步走到传习所门口打卡，然后在演员和乐队的彩排声里，心安理得地坐在台下，打开笔记本写小说。剧团里唯一一个知道我的存在的人是百元，他在的时候会带我去机关食堂蹭饭，机关食堂的饭一顿不超过三块钱，况且回家吃饭一来一去也麻烦，怎么算都是跟百元蹭饭划算。我想着等十五天一结束就给百元送一杯星巴克，还饭钱应该绰绰有余了。
其实我完全可以睡醒爬起来走到传习所打完卡就走，毕竟该获得的信息都获得了，不影响我应付实践报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习惯于昏暗的大会堂或者狭小的舞蹈室，习惯咿咿呀呀不甚悦耳的唱腔，习惯百元起起伏伏的长笛在空旷的大会堂回响。我习惯在让我感到安全的环境里做事，比如写小说。
早上的排练已经结束，我的小说也接近尾声。关于结尾我迟迟下不了笔，脑子里已经回转了无数种结局，可是每一种似乎都不是我真正想说的那一个。我的文体问题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拿着我的流水账日记问我是不是常常在看散文，我分明没有看书却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四年级以后我偷偷注册了贴吧账号写的小说，却被吧友夸赞是不错散文诗。或许我还是干脆在小说的结尾直接议论或者抒情算了，因为我发现写了这么多年奇形怪状的小说，还是做不到隐匿在文字以后，“述而不作”的是大圣人孔子，不是我。但凡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我都想表达，哪怕以无比直白的方式。
但是我写的那么多奇形怪状的小说里，确确实实没有一个有像样的结尾——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写完过。每当我预感到故事已接近尾声，就立刻大脑宕机、无计可施。我从来不敢和家人朋友承认我在写小说这件事，我在高一那年承认自己想走艺考这件事已经足够让我的家人觉得荒诞了，成为作家写小说这件事是比走艺考更加荒谬的存在；而且我从来没有写完过任何一篇，收尾给我的影响从一开始的茫然到现在已经成为我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了，我实在没有底气说自己真的在做这件事。无法收尾像我学不会告别一样，成了我心上的一个空洞，我不知道这个空洞会不会被填满，或者永远地空下去。
但我仍无可抑制地不断写下一个又一个开头，或者干脆从中间写起，写很多很多个片段，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彻底没头没尾，没有意义。
或许长久以来我做的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喂，”我听见百元在叫我，“你已经发了起码十分钟的呆了，吃饭吗？”
我尴尬地笑笑，用最快的速度把笔记本、草稿纸和三菱笔一口气塞进背包，跳起来说“走走走”。
百元早已收拾好，他的装备不多，只有背上那只黑色长笛收纳包，我只能看见他一头浅黄色卷毛的后脑勺。他很宝贝那支明显上了年纪的长笛，每次使用前都会去化妆间取那块被晒得充满好闻的臭氧味的软毛巾细细擦拭，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离身。我想百元才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比起读书，还是更喜欢吧”，恰恰相反，他真的很热爱长笛，也很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即便在没有排班的日子里，仍然不厌其烦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一遍又一遍地让长笛发出声响。我不懂音乐，更不懂笛，可是无端地觉得很美。
我很羡慕百元，从头到尾。
吃饭的时候我和百元对坐。百元餐盘里的东西和他前天取的大同小异，我也是。在可供选择的十几道菜里我什么也不讨厌，也没有特别喜欢，就习惯性地选择曾经选过的食物，因为那几样菜或许口感不佳，起码也不会太坏。我该尝试新的东西，我心里也在这样想，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压力或者习惯，我还是选择了熟悉的那几样。
百元显然也是一个路子，所以我们互相看对方餐盘里有什么的时候，都忍不住一笑。
还是百元先开口：“你心情不好？”
我迅速否认：“没有，写东西还差个结尾，拖了好几天了。”
“哦。”百元说，“确实挺难受的——写论文？”
我觉得不好意思：“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啦……”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性该如何与二十出头的男性讨论“不严肃文学”这种事？我没有想过，决定不答。
百元却露出很上道的表情，恍然大悟：“网文？言情小说？”
“也不是言情——你小声一点啦！”我吓得环顾四周，确认没什么三四五十岁的大人注意到我们之后，才小声说，“很难说，不过我确实在写一些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我很难解释我确实写过一些网络文学，而每当主角遇到恋爱情节我就大脑宕机、无计可施这种事；我也很难解释我现在在写的勉强算“严肃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篇爱情小说，里面情感互动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莫名其妙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在干什么的一男一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这种事。
但确确实实，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是为了写“爱情小说”。
“你目前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我问我自己。
“爱情吧。”我回答。
“那就写一篇爱情小说。”我对我自己说。
没头没尾，莫名其妙，然而我写的和我从前生产过的任何一篇文字垃圾一样，就差一个结尾。
“别啊，怎么会不正经呢，我当你的第一个读者怎么样？”他说，“看两个男人谈恋爱我也可以啊。”
“想都别想。”我一口否定，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百元说了什么话，“你说什么？！”
百元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怀疑他不是上道，而是误入了什么不得了的新世界。
五
第十五天，百元单方面失约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定，只不过按照百元隔天上工的习惯，他本该早早地来练长笛。当我端着咖啡在大会堂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找到那顶熟悉又扎眼的黄色卷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我第一次给百元发了微信，问他人在哪里。
百元回答说，今天没有他的排班。
百元的回答显然不正常，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出什么事了”五个字我的打字框里停留了五分钟，他不愿意说，我又何必问呢。
我如常在台下的位置上坐好，摆出笔记本、草稿纸和三菱笔，放空大脑。今天排的这出是独角戏，我曾在小舞蹈室里看过，还没来得及问百元戏名。女演员的声音仍然像没有打磨好的鹅卵石，长笛和锣鼓演奏了一遍又一遍，大会堂里的气味陈旧而衰朽，只是少了百元。不用防备时不时偷偷在我身后眯着眼试图看清我在写什么的百元，我仍然一个字也写不出。
我拍了一张咖啡的照片给百元：本来已经买好了咖啡当做这几天蹭吃蹭喝的伙食费，可惜某人失去获得这份快乐的机会了。
百元说自己是个虽然一无所有但饭卡里的钱根本吃不完的巨富，不客气，谢谢我的好意。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大概是因为，喝了不必要的咖啡。
我最后一次联系百元是在八月末，距离我开学不到一个星期。我和所有ddl战士一样，终于开始了撰写某某暑期实践报告的工作，并给自己预留了相当的可拖延时间。白天到晚上不是我的创作安全时间，白天我需要装作学习英语和准备考研以应付我妈时不时的推门视察，晚饭后邻居的广场舞音乐准时奏响，对面的小孩每天都会在睡前大哭半个小时以示抗争，林林总总，留给我的“自由时间”在晚上十一点到次日三点。
这项可怕的作息持续了三五天，每天睡前我都能听见我混乱的心跳和粗重的呼吸声，恐慌像潮水，一开始涨到膝盖又退回去，慢慢会涨到胸口和鼻腔，我觉得我随时可能要见不到四个小时后的太阳。终于逼近尾声，我又意料之中地塞住了脑子。
我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决定爬起来拍一张报告字数的图发一条朋友圈，附文：还差个结尾。我异想天开地希望这条朋友圈或许能为我的死亡做个见证，这个告别式是我能想到的最壮烈的一个。
我捧着手机，朋友圈没有一条点赞的消息，屏幕上方却跳出百元的id。我本来就紊乱的心跳更加紊乱了。
他说：“你们大学生，都这么辛苦么？”
其实是我自己作的，因为不够自律而被迫在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内做完本可以由一个暑假慢慢打磨的事情。一瞬间我的大脑闪现出无数回答，有的在发问，有的在抱怨，有的在自嘲，有的在追悔，有的在骂人。不能说，不可说。
我另辟蹊径：“你们艺术生，不辛苦么？”
本来我想问的是“你们打工人不辛苦么”，鬼使神差地，我打成了“艺术生”。
他没接茬：“我记得你好像提过差点要去学画画来着，为什么没去？”
谁也没有回答谁的问题。我不想做第一个显得不太聪明、老实回答问题的那一个。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我也不太清楚问题的答案了。当年没有去成的集训，没有完成的愿望，像一根刺横在我的喉管里，咽不下也吐不出。一开始会感到难以忍受，到后来也就习惯了它的存在：我不能说话，就学会了点头、摇头，和沉默。
我想要成为一个操纵线条、操纵色彩、操纵我自己的反叛者，但是我好像只是短暂地拥有过反叛的勇气，又很快失去了它。我被刺卡住了喉管，我说不出话，只能听一遍又一遍从不同人口中发出的一样的声音。我的性格中也有发出同样声音的部分，有喜欢去吃我吃过的、不会出错的那些菜的部分，我沉默。后来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参加高考，进入一所不好也不坏的大学，未来我将和千军万马争抢考研和考公的通关卡。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参加高考，进入我现在的大学。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凌晨敲键盘抠字眼的原因。
我很累，很想逃跑。
“我常常想，如果四年前我做出了另一个选择，那么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会更好吗？”
“我知道了。”百元说。
“什么？”我说。
“你为什么总喜欢问我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因为你总是带着答案寻找答案。”百元说。
“……”
“你就是想确认，四年前的决定是否正确。”他说。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我也很难想象，要是我不学器乐会怎么样，也许会开挖掘机吧，哈哈。”他说。
“那也挺酷。我说不好。”他说。
“我以前也想过，如果我早早听从选拔去了美校，我的烦恼会不会比现在少很多。”我说。
“其实也不见得，对吧？”百元说。
是啊，其实也不见得。这世界上的烦恼不会因为选择而消失。只要烦恼的总量不变，它们总会从这里跑到那里，以一种形态转换成另一种。无论在哪里，它们总能找到我。
我和百元的对话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样，没头没尾，莫名其妙，说了很多，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或许这些问题永远也没有答案。而我和百元的聊天，也从来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我一直很遗憾我不是那个理想中具有完全的反叛精神的人，我按部就班，普普通通，缺乏和这个世界对抗的力量，甚至没有和困难对抗的能力。在我绝大多数的回忆影像里，我的身影一直都显得仓皇和落魄。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这么轻易地被百元吸引，把一些不轻易说的话，慢慢说给他听。
我不知道百元为什么愿意配合一个素不相识、形迹可疑的女生完成与他毫无关系的任务，带她吃饭，听她发牢骚。他在我身上也看见过自己吗？或许只是出于性别障碍对相貌不丑的异性给予的一点善意吗？
又或者，我是说也许，他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喜欢我？
六
我最后一次见到百元也是二一年的暑假。我婉拒了百元八月三十号的演出观看邀请，坐着当天下午的动车赶回我的学校。开学在九月一号，我完全可以看完《挑袍》再动身。但正如我不会写结尾一样，我不擅长任何一种形式的告别。
我不想让“告别”成为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想我们会再相遇，随便在哪里，到那时我终于拥有勇气，一如王小波对李银河：
“嗨，见到你，真高兴。”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 1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