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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工地上唱歌的人 华 ...


  •   华声国历一三九八年春,苍梧府安平县城东建筑工地。

      林深蹲在钢筋堆上吃馒头。馒头是凉的,夹着一块咸菜,咸菜是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吃了七天。最后几块软塌塌地粘在塑料袋底上,他用手指抠出来,也不嫌脏,就着馒头一起塞进嘴里。嚼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只辛苦的仓鼠。

      工友大刘在旁边啃一根黄瓜。黄瓜是脆的,嘎嘣嘎嘣,汁水溅出来,有一滴正正好好落在林深的新裤腿上——说是新裤腿,其实也就是比旧的多补了三块补丁。林深低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大刘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喜欢把嘴张得特别开,像个在跟食物吵架的闲汉。

      "哎,小林,"大刘把黄瓜尾巴往地上一丢,用袖子擦了擦嘴,"晚上去不去老地方?王胖子那音响又修好了。"

      林深摇摇头:"不去,嗓子哑了。"

      大刘嗤了一声,用他那破锣嗓子说:"你哪天嗓子不哑?唱就完事了,谁听你嗓子好不好。"他拍了一把林深的肩胛骨,震得林深手里的馒头差点脱手,"再说了,大家伙儿又不图你唱成天籁榜上那些娘娘腔。图个热闹嘛!"

      林深没说话。他确实每天都在唱——工地上午休唱两句,傍晚收工唱两句,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蹲在工棚外面的路灯底下也哼两句。但说老实话,他不是因为"想唱",是因为"不唱的话,工友们会失望"。

      工地上没别的娱乐。日头晒了一天,晚上男人堆里最金贵的除了烟就是声音。谁嗓门大能吼两嗓子,谁就值一晚上的尊敬。下了工一群人蹲在工棚门口,你递一根烟,他递一瓶啤酒——啤酒是那种三毛钱一瓶的散装啤,标签都泡烂了,喝到嘴里一股子铁锈味。然后有人喊一嗓子:"小林,来一个!"

      他就来一个。

      唱完了大家鼓掌,干活的粗手拍在一起,声音像大街上散了一地的碎石子。然后各回各的铺位睡觉。第二天继续搬砖。第三天继续唱。日子在循环,歌也在循环。一首《故乡》他能唱出五个调门来,全是换着花样的跑法。

      林深想过一件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唱了,工友们会怎样?答案很快跳出来——大概也只会说"小林最近不爱唱歌了",然后该干嘛干嘛。

      那个假设让他心里空了一下。不是怕失去掌声——他从来也没觉得自己唱得多好。掌声这东西在工地上不值钱,递一根烟都有人给你鼓掌。他怕的是,自己除了被喊"来一个"的时候有个名字,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存在方式了。搬砖的时候是"那个搬砖的",吃饭的时候是"那个吃饭的",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小林"。小林这两个字里有一点人的温度。

      然后他就听见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说:"刚才那个是你唱的?"

      林深抬起头。他蹲在钢筋堆上,钢筋堆在一辆解放牌卡车和一面半塌的围墙之间。午后的日头从围墙豁口斜射进来,正好照到来人的身上。林深眯了眯眼,先看见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灰白色的胶布已经卷边了,像条瘦小的虫趴在铁架子上。再往下看,是一张干瘦的脸,颧骨高耸,皮肤像老树皮,皱纹叠皱纹,偏偏眼睛很亮——那种旧玻璃珠被擦干净了的光泽。

      一个干瘦的驼背老头站在钢筋堆下面,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第三颗扣眼上别了一枚褪色的红色像章。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一支的帽已经掉了,露出干掉的墨迹;另一支是新的,笔夹锃亮,在日头底下反了一小片光。

      工友大刘往后缩了缩。他刚才还满嘴跑火车,现在舌头像被猫叼走了——整个人往后退了两步,撞上一袋子水泥,袋子闷哼一声软塌塌地陷下去。大刘小声说:"赵……赵站长?您怎么来工地了?"

      赵守拙没理大刘。他看着林深,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刚才那个是你唱的?"

      林深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句。刚才自己唱了四五句,其中有一句是"娘啊娘啊我的亲娘"——工地版的,原词是"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被他随口改了。大刘前天从老家收到一封信,说他娘的风湿又犯了,蹲下去就站不起来。林深看着大刘蹲在工棚门口抽烟的样子,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了那句改词。

      他没学过怎么改词,就是觉得"故乡"这两个字在工地上唱起来太远了。工地上的人想娘。想娘的时候"娘"字比"乡"字多一口气,唱出来重一点,鼻子会发酸。

      赵守拙又往钢筋堆上迈了一步。他个子不高,驼着背往上看的时候,脖颈子的皮皱成三道横褶。他说:"你那个转调,'娘'字往上走的那个,谁教你的?"

      林深说:"没谁教,就那么唱了。"他拿着馒头的手还悬在半空中,觉得这老头问得莫名其妙。一首工地乱唱的歌,值得这么追问?

      赵守拙沉默了大概五秒钟。五秒钟里他透过那副缠着胶布的眼镜盯着林深看,像在辨认什么东西。工地上的风卷着水泥灰从他俩之间穿过去。大刘缩在那袋水泥后面,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然后赵守拙说:"你明天下午来一趟文化站。带上你这个人就行。"

      林深说:"我要搬砖。"

      赵守拙:"请半天假。"

      林深:"扣半天工钱。"

      赵守拙:"扣了我补给你。"

      林深愣住。他看了赵守拙三秒钟,发现老头表情认真得不像在发善心。赵守拙的口袋里那支笔夹反着光,光斑落在林深的锁骨上,像个小太阳。

      老头转身走了。驼背的背影往工地大门方向挪过去,灰蓝中山装的下摆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里面洗到透明的一层白衬。大刘终于从那袋水泥后面探出头来,探头探脑地往外瞅了瞅,确认人走远了,小声说:"文化站?那老头是不是看上你了?"

      林深说:"你看我像被老头看上的料吗?"

      大刘上下打量他一番。林深一米七八的个子,蹲在钢筋堆上显得腿长身长,但骨架偏瘦。长年干农活和搬砖让他的肩膀比普通城里人宽一些,可也仅此而已。五官不算精致但胜在端正——眼睛很大,瞳色偏浅,在日光底下泛一点偏棕的颜色。看人的时候不躲闪,那种诚恳劲儿常常让对方先不好意思了。笑起来的时候左脸颊有一个不明显的酒窝——几乎看不出来,只有在真正笑的时候才浅浅地陷进去一点点。

      大刘认真想了想:"说实话,你这长相,老头看得上你,那是老头的审美出了问题。"

      林深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腮帮子鼓着,含含糊糊说:"你还想不想我晚上去唱?"

      大刘赶紧改口:"看得上!看得上!老头眼光独到!"

      当天晚上,林深躺在工棚的通铺上翻来覆去。通铺是大通铺,十八个男人并排躺着,鼾声此起彼伏像一首跑调的合唱。大刘睡他左边,呼噜打得比拉风箱还响。右边是老王,老王不打呼噜,但磨牙。磨牙声像一只老鼠在啃床板。

      林深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石棉瓦搭的,缝隙里漏进来一线月光,细细的,像根银针扎在黑暗里。他不知道文化站找他干什么。赵守拙那五秒钟的沉默在他脑子里反复回放——老头到底从他那句"娘啊娘啊我的亲娘"里听出了什么?

      他更不知道的是,在他翻来覆去的同时,赵守拙回到文化站后没做别的,先把他那个老式录音机打开来擦了又擦。录音机是熊猫牌的,磁带舱门用橡皮筋捆着,喇叭网罩破了一个洞。赵守拙用绒布把磁头擦了三遍,直到确认它"干净到能录下林深声音里的每一个毛边"。然后他把一盘空白磁带从抽屉里取出来,上面用钢笔写了一个"林"字。

      第二天下午,林深请了半天假。工头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头顶秃了一圈,像一圈被剃干净的跑道。他听完林深请假的原因,从眼镜框上方看了他一眼:"文化站?哪个赵站长?那个驼背老头?"

      林深点头。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记账本合上:"半天工钱扣了。你要是真去了京城,记得把扣的钱还我。"

      林深说:"去什么京城?"

      老周摆摆手:"赵老头找过的年轻人,最后都去了京城。你去问他,他不会承认的。但你相信我,最后都会去。"他顿了顿,又说:"去之前别他妈把腰闪了。"

      林深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还在想老周那句话。"赵老头找过的年轻人"——赵守拙找过多少?那些"最后都去了京城"的年轻人,现在在哪里?

      文化站在安平县城东的一条老街上。说是文化站,其实就是一栋二层小楼,外墙刷的白灰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红砖,远看像一块剥了皮的橘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字迹模糊到要靠猜才能辨认。林深推门进去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拖长的"吱呀",像在叹气。

      一楼是个大厅,堆着几排书架,书脊朝外的那一排已经发黄卷边了,不知道多少年没人动过。墙角放了一台落满灰的脚踏风琴,琴盖上趴着一只橘猫。橘猫看了林深一眼,懒洋洋地把头转开了。

      赵守拙从二楼走下来。他今天换了一件蓝布中山装——跟昨天那件同一款式但洗得更白,袖口的线头都散出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缸壁上印着"安平县文化站第一届文艺汇演纪念",字掉了一半。他把搪瓷缸放在桌上,对林深指了指大厅正中央的那个位置。

      那位置放着一把折叠椅,折叠椅前面一米的地方支着一台老式录音机,熊猫牌的,磁带舱门用橡皮筋捆着。

      "坐。"赵守拙说。

      林深坐下来。折叠椅咯吱一声,像是也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赵守拙走过去按了一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先是一段空白的嘶嘶声,然后"咔哒"一声,磁带开始转了。红灯亮起来,像个警觉的小眼睛。

      赵守拙退后两步,靠在一张书桌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唱一首。随你唱什么。"

      林深说:"就在这儿?"

      赵守拙:"不然呢?去安平县大剧院?文化站没那个预算。"

      林深看了看周围。大厅空旷得像一口井,四面白墙把声音吸得一干二净。没有工友的哄闹,没有啤酒瓶碰在一起的声音,没有日头晒在后背上的闷热。只有沉默——沉默得连录音机里磁带的转动声都听得见。

      他张了张嘴。嗓子有点干。他把那口干咽下去,然后唱了。

      唱的还是那句——"娘啊娘啊我的亲娘"。没有伴奏,没有工友和声,没有啤酒助兴,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折叠椅上对着一个红灯亮着的录音机。他唱的时候闭上了眼睛。因为睁着眼看着那盏红灯让他觉得紧张——像在跟什么东西对视。

      唱完了。林深睁开眼。赵守拙没有说话。他走过来,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磁带转了几圈,停住了。赵守拙把磁带从舱里取出来,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面已经写好了地址,字迹工整得像印上去的——"京城?天籁计划节目组收"。

      林深说:"这是什么节目?"

      赵守拙说:"全国唱歌比赛。赢了能去京城。"

      林深说:"那我要输了怎么办?"

      赵守拙把信封口封好,贴上邮票,然后抬头看着他。老头那双旧玻璃珠似的眼睛安安静静地发着光:"输了就回来继续搬砖。反正你本来也在搬砖。"

      林深想了想,觉得这逻辑无懈可击。他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问了一句:"赵站长,你刚才为什么没让我重唱一遍?"

      赵守拙已经把信封拿在手里了,正准备出门去寄。他回过头来:"我让你唱一首,你唱了。那就是你的水平。重唱是骗人的。我从来不让人重唱。"

      林深看着他手里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地址写了三行字,字迹的最后一笔重重地顿了一下,在纸面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那个墨点让林深觉得——老头是真的在意这盘磁带。

      他走出去的时候,橘猫从风琴上跳下来,从他脚边慢悠悠地蹭过去。尾巴扫过他的裤腿,留下一小撮猫毛。他低头看了一眼,心想:这猫倒是比人自在。

      三天后,林深在工地上搬水泥的时候,大刘忽然跑过来。大刘跑得呼哧带喘,肚子上的肉一颠一颠的,手里举着一张报纸的边角料:"小林!你看这个!天籁计划!全国唱歌比赛!报名截止还有半个月!"

      林深搬着水泥袋子走过去看了一眼。报纸边角料上印着一行红字:"给每个会唱歌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他忽然想起赵守拙那封已经寄出去的信。他想告诉大刘"我报名了",但又觉得"报名"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有点大。

      最后他说了句:"知道了。"

      大刘把报纸边角料叠好塞进口袋:"你要是去了京城,记得回来给我带包好烟。"

      林深说:"我还没去呢。"

      大刘:"赵老头看中的人,没有去不了的。你是不知道,他以前找过一个唱山歌的姑娘,人家现在在京城唱戏呢。上过电视,穿得可洋气了。"

      林深沉默了一下。他想起老周说的"赵老头找过的年轻人最后都去了京城",想起大刘现在说的"赵老头看中的人没有去不了的"。他蹲下来继续搬水泥,一块一块往上摞,摞到第七块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他想:赵守拙找过那么多人,寄过那么多盘磁带。最后去了京城的,有几个?留在工地上的,又有几个?他忽然想起老头口袋里那两支钢笔——一支新的,一支旧的。旧的那支笔帽都掉了,露出来的笔尖干成了枯枝。他不知道那个旧笔尖写过多少封信,寄过多少盘磁带。那些信和磁带的结局,老头一个人坐在文化站的二楼看过吗?

      他正想着,大刘从后面追上来。大刘把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钱塞进他裤子口袋里。林深低头看了看那张钱——二十块,是大刘半个月的烟钱。

      "拿回去,"林深说,"你留着买烟。"

      大刘用他那只粗糙得像砂纸的手拍了拍林深的肩膀:"你要是真去了京城,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包好烟。你要是没去……这钱就当预支你下个月借我买烟的钱。"

      林深把那二十块从口袋里掏出来,大刘按住他的手不让:"拿着。等你真给我带了好烟,我再从你那儿把钱抠回来。到时候你欠我一包好烟加二十块。"

      林深看着他发小那张圆乎乎的脸。大刘的八字眉天生一副愁眉苦脸相,但偏偏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都在发光,像一锅水烧开了。他说:"行。两包。"

      大刘说:"两包就两包。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两包,这二十块就不用还了。"

      林深把二十块折好,塞进自己口袋里。口袋是破的,他贴着里衬放着,怕它掉了。收工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工棚门口蹲了一会儿,看着太阳从围墙豁口落下去。他想起赵守拙说"输了就回来继续搬砖"的时候那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他想,如果输了,那二十块就当欠大刘的。如果赢了——那他去京城的车票钱就有了。

      他掏出那张二十块看了看。钱是旧的,角都卷了,中间有一道对折的深痕,像大刘笑了半辈子的那条法令纹。

      他把钱叠好,重新塞进口袋里。月亮升起来了,工地的围墙在月光底下变成一堵矮矮的黑墙。他对着那堵墙哼了一句什么,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那一句是"娘啊娘啊我的亲娘"——他第三次唱它。这一次没有工友起哄,没有录音机亮红灯,没有赵守拙盯着他看。就他一个人,蹲在春天的晚风里,对着空气唱给一个不会听见的人。

      唱完之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明天还要搬砖。后天也要。但如果那封信真的到了京城——如果天籁计划的某个人真的听到了那盘磁带,听到了"娘"字往上走的那个转调——那他可能就不用在工地上蹲一辈子了。

      他想了一下那个画面:自己站在真正的舞台上,有灯光,有话筒,有底下几千双眼睛。他会紧张吗?肯定会。他紧张起来就忘词。到时候他对着话筒张着嘴,一个字都出不来,那怎么办?

      大刘会笑他。赵守拙大概会叹一口气,说"我早说过了,他这个人不行"。

      林深走进工棚的时候,大刘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来了。他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把那二十块钱压在枕头底下。

      窗外月光照进来,像根银针。

      他翻了个身,闭眼之前想了一句:要是我真去了京城……回来的时候得给赵老头买两支新钢笔。他那支旧的笔帽都掉了。

      然后他睡着了。

      文化站的二楼,赵守拙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日期、磁带编号、以及一个简短的评价。最新的一条是昨晚写的:"林深?安平县城东工地?3月17日。嗓子沉,有咬字的习惯,感情真。关键点是'娘'字的转调处理——他不是'唱'出来,是'叹'出来的。"

      他合上笔记本,摘下眼镜,用那块绒布擦了擦。绒布上沾满了灰,镜片越擦越花。他不换了,因为旧的绒布已经擦出感情了。

      窗外安平县的夜晚静得像一潭死水。偶尔有狗叫两声,然后又被什么吓住似的停了。赵守拙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里面还有一大摞没寄出去的磁带,每一盘上面都写着一个名字。有些名字他已经忘了对应的那张脸长什么样了,但那些声音他还记得。

      他把抽屉推上,锁好。

      月光从窗户漏进来,落在那叠磁带上面,照见最上面一盘的标签上写着一个字——"林"。

      他站起来,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

      安平县睡了。但那个"林"字还在月光底下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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