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空信 四十七封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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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夏至。时雨声走了三个月，南京的梧桐绿得发暗。
向屿停仍坐在教室的窗边，仍是那个座位，但旁边空了。一尺宽的过道，像是一条河，现在宽得像一片海。他每日抄讲义，看窗外，看老槐的叶子在风中颤抖，像是一群绿色的蝴蝶，随时会被吹落。有时风大了，叶子真的落下来，打在窗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便要愣很久，以为是谁在敲窗。
时雨声的课本还留在抽屉里。向屿停有时打开来看，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是某年某月某日抄的半首词，字迹瘦削，收尾处微微上扬，像一把未出鞘的剑。他不敢多看，看了心口便发闷，像是有人在里面揉一团湿棉花。他把课本合上，推回抽屉，推得很深，深到他自己也再不敢去碰。
他去过西楼。在时雨声走后的第七日，夜里，他走到那扇门前，手停在半空，像那夜一样。门缝里漏出一点昏黄的光，他心跳得厉害，以为里面的人还在弹琴。但他没有缩回，他敲了门。门内没有琴声，没有影子，只有一个陌生的学生，狐疑地看着他：“你找谁？”
“时……”他说了一个字，便停住了。他找谁？时雨声已经走了，去广州，去北伐，去最危险的地方。那学生摇摇头，说这里住的是化学系的人，搬来才三天。向屿停道了谢，声音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他转身走了，脚步很轻。
他开始写信。第一封信，写了一个多月，涂涂改改，最终只有一句话：“声声，南京的槐花落了。”
他坐在城南那间租来的小屋里写。屋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腿是跛的，垫了一块瓦片。油灯的光在墙上晃，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是另一个人。他写了撕，撕了写，纸篓里堆满了团成一团的纸。他想写课堂上的趣事，想写老槐树又抽了新芽，想写他路过西楼时听到的琴声——后来才发现那是风穿过窗棂的声音。他想写的太多，但笔尖落在纸上，却重得抬不起来。最后他写了那句“槐花落了”，因为花落了，春天就过去了，而时雨声还没有回来。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他不知道时雨声在哪里，广州很大，北伐军在移动，他把信寄到广州大学，寄到黄埔军校，寄到报纸上看到的每一个地址。每寄出一封，他便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圈越画越多，像是一串没有尽头的锁链，把他锁在南京城里。
他不知道，那些信大多没有送到。有一封送到了黄埔军校，但时雨声已经离开，去了北伐前线。有一封送到了广州大学，被退回，写着“查无此人”。还有几封，在战乱的邮路上，不知所终。有一封甚至落到了水里，墨迹晕开，“槐花”两个字化成了一团蓝色的云，随江水漂去，漂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他不知道，时雨声也写过信。第一封，从广州，写了整整十页，写黄埔的烈日，写北伐的号角，写“阿停，我每日都想你，但我不敢想，一想便写不了诗，拿不了枪”。那信纸被汗浸得发软，被泪晕得发皱。信寄出，被退回，写着“收件人迁移，新址不详”。时雨声把信烧了，在珠江边，看着灰烬被风吹进水里。
民国十六年，夏。北伐军到了南京。
向屿停站在街头，看着那些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举着旗，喊着口号，从城门涌进来。阳光很烈，照在军装上，照在枪杆上，照在那些年轻的脸上。他寻找每一张脸，瘦削的，眉宇间有执拗气的，像时雨声的脸。他看得眼睛发酸，但他没有找到。
他不知道，三天前，时雨声确实在队伍中。他们经过了南京，但没有进城，直接开赴徐州。时雨声坐在卡车上，看着城门的方向，想：阿停在里面么？他想跳下车，跑进城，但军令如山，卡车没有停。他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掐出了四个月牙。卡车颠簸，扬起一路黄尘，把南京城远远地抛在后面。
他们擦肩而过，隔着城墙，各自不知道对方也在看。
民国十六年，夏。清党。
时雨声在广州，被关进一所学校的礼堂，和几百个学生一起。礼堂很大，穹顶很高，以前这里放过电影，开过舞会，现在只剩下汗味、血味和恐惧的味道。他们说他是“反动分子”，但他不是，他只是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只是写过几首诗。他辩解，但没有人听。他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深井，连回声都是冷的。
他被打了。拳头落在肋骨上，闷响，然后是剧痛。他弯下腰，看见自己的血滴在地板上，一滴，两滴，像是一串省略号。有人踩他的手，踩他的右手食指——握笔的手指，弹琴的手指。他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很脆，像是一根枯枝被踩断。他躺在地上，看着礼堂的天花板，那天花板上有剥落的油漆，像是一张模糊的脸。他想：阿停，我再也不能弹琴了，再也不能写诗了。阿停，我要死了。
或许是上天保佑，时雨声没有死。一个同乡花了钱，把他保了出来。那同乡是个做小买卖的，识字不多，只说：“时先生，你莫再写那些东西了，写字的手，是用来吃饭的。”他躺在同乡的小屋里，养伤，三个月不能下床。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窗台上放着一盆将死的茉莉。他试着握笔，但食指弯不了，笔杆在指间打滑，字迹歪歪扭扭，像蚯蚓爬。他试着弹琴，但按不住弦，琴声断断续续，像哭声，像那夜他在西楼弹的《广陵散》，弹到第七遍，等的人没有来。
他写了信，用左手，字迹歪歪扭扭：“阿停，我还活着，但我的手坏了。你不要等我，你不要……”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他看着那行字，“你不要等我”，这话说出来，像是把五脏六腑都掏空了。他把信纸揉成一团，又展开，又揉成一团。最后信没有寄出。他看着自己的字，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他把信烧了，在珠江边，像上次一样。火焰舔着纸角，把“阿停”两个字先吞掉，然后是“我还活着”，然后是“你不要等我”。灰烬落在江面上，被鱼吞了，被浪打了，什么都不剩。
民国十八年，民国十九年，民国二十年，民国二十一年。四年，向屿停走了四个城市，写了四十七封信，寻了无数个日夜。
他先去了上海，在一家书局做校对，夜里住在阁楼，听楼下的电车当当当地响。他又去了广州，在黄埔军校门口站了三天，问每一个出来的学生，认不认识时雨声，但结果都是摇头。他去了武汉，病了，发烧，说胡话，喊时雨声的名字。房东太太要赶他出去，他给了她一枚银元——那是他最后的钱。她留下了他，但骂骂咧咧：“疯子，疯子。”
夜里，有人敲门。向屿停爬起来，以为是房东，但门一开，闯进两个强盗，拿着刀，要他的钱。他没有钱，只有那枚铜钱，挂在颈间。强盗扯断绳子，铜钱落在地上，一个强盗弯腰去捡，另一个拿刀抵着向屿停的喉咙。
“还有没有钱了？”强盗问。
“没有了，”向屿停说，“只有这个。”
强盗骂了一句，挥刀砍来。向屿停闭眼，但刀没有落到他身上——那个弯腰捡铜钱的强盗突然喊：“等等！”
他捡起铜钱，对着光看，“光绪通宝”磨得发亮，像是一面镜子。“这个，”他说，“我娘也有一个。”
他看着向屿停，看着他的脸，苍白，瘦削，眼睛很亮，亮得惊人。“你……”强盗问，“这个是谁给你的？”
“一个人，”向屿停说，“一个……很重要的人。”
强盗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铜钱塞回向屿停手里，说：“走。”
“什么？”
“走，”强盗说，“趁我还没改主意。”
他拉着另一个强盗，走了，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咚，像远去的鼓点。向屿停握着铜钱，坐在地上，浑身发抖。铜钱上还留着强盗的体温，是温热的。
他想：声声，你救了我。你用你给的铜钱，救了我。
他不知道，时雨声就在南京。他没有钱去别处，只能在城南赁了一间更破的小屋，替人抄书，写信，挣一点糊口的钱。他的右手食指弯不了，只能用左手，字迹歪歪扭扭，像蚯蚓爬。他抄的是《论语》，是《诗经》，是别人家的孩子要交的功课。他每日看报，看有没有向屿停的消息。他不知道向屿停去了上海，去了广州，去了武汉，去了重庆。他只知道，他没有收到一封信，没有等到一个人。
有时夜里睡不着，他便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南京城的灯火。城南的灯火很暗，像是随时会熄灭。他想，阿停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已经忘了南京的槐花？是不是已经忘了那枚铜钱？他把手放在窗台上，左手，右手，右手食指僵硬地伸着，像是一根枯枝。
他们隔着半个南京城，各自活着，各自不知道对方也在找。
民国二十二年，春。向屿停在报上看到那首诗。
“又是江南二月天，故人何处不潸然。
当年槐下听琴夜，第七遍未成眠。”
他放下报纸，手在抖。他认出了那字迹，瘦削的，执拗的，像时雨声的人。他也认出了那意思——“第七遍未成眠”，那夜他弹了七遍《广陵散》，那夜他没有来，那夜他们都未眠。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报纸上的墨字像是活了过来，变成了一只只蚂蚁，爬满了整张纸。
诗下面有一个地址：上海，法租界，某街某号。
他不知道，这首诗是时雨声用左手写的，写了整整一夜，改了七遍。他不知道，时雨声把诗寄给报馆时，附了一句话：“若有人寻我，请告诉他，我还在等。”
向屿停买了船票。
（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分离六年，向屿停写了四十七封信，寻了四个城市，等了无数个日夜，救了一次命。时雨声写了七封信，烧了五封，寄了两封，等在同一座城。他们擦肩而过三次，隔着城墙，隔着街道，隔着半个南京城，各自不知道对方也在找。有些寻找，找到的时候，便是失去的开始。而那枚铜钱，救了向屿停一次，像是一颗心，跳动着，烫着，等待着某个时刻，被重新看见。）
作者有话说
第6章 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