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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活 陆 ...


  •   陆峥把车停在城东那片老旧居民区外面的时候,天还没亮。

      引擎熄火,车灯熄灭,他坐在黑暗里,手里握着方向盘,没有立刻下车。副驾驶上放着一份从归墟地下工坊带出来的档案复印件——六份未完成的档案,每一份末页都被苏砚辞亲手打了一个问号。他翻到最上面那份。陈平安。男,四十二岁,无业,与父母同住。档案里夹着一张照片,拍的是陈平安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下巴,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照片边缘有一行小字,是苏砚辞的笔迹:“真懒,还是病了?”

      陆峥把档案合上,推开车门。十一月的凌晨,空气冷得发脆。他穿过一条窄巷,按着地址找到那栋楼——没有电梯,楼道灯坏了一半,墙壁上贴满了通下水道和收旧家电的小广告。五楼,502室。门是老式防盗门,漆面已经斑驳,但门把手擦得很干净。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但梳得很整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但看到陆峥的时候,还是下意识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把门链摘下来,侧身让他进去。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碗已经坨掉的清汤面,旁边是一碟蒸红薯,都没怎么动过。

      “我是市公安局刑侦队的,陆峥。”他把证件亮了一下,“来看看陈平安。”

      老太太点了点头,把他领进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一个老式衣柜、和一面堆满药瓶的床头柜。床头柜上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天线折了一半,用胶带缠着。床上躺着一个人。很瘦。被子盖到胸口,露在外面的手臂细得能看见骨头的轮廓。他的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听见有人进来,眼珠转了一下,但头没有动。

      “他……起不来了。”老太太站在门口,声音很低,“去年还能扶着我下床走几步,今年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医生说不是瘫,是肌肉萎缩——躺太久了,肌肉自己就没了。”

      陆峥走到床边,低头看着床单。床单很旧,但洗得很干净,边缘被熨得平平整整。床边放着一把旧椅子,椅背上搭着两条毛巾,一条干一条湿。老太太每天早上用湿毛巾给儿子擦脸,再用干毛巾擦干,然后把毛巾搭回椅背上,摆成同样的角度。每天。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打工。什么都干过。工地搬砖、给人送货、在快递站分拣包裹。”老太太走到床边,把陈平安额头上一缕散下来的头发拨回去。她的手指很粗糙,但动作很轻,像是在摸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他爸走得早,我身体不好,家里就靠他一个人。他从来不抱怨,回来还给我做饭。后来他被骗了——有个老板欠了他半年工钱,跑了。他去要钱,被人打了一顿。腿坏了,走不了路。后来又得了肺病,慢慢地就不能动了。”

      “多久了?”

      “躺了三年了。”

      陆峥没有说话。他看着床上那个瘦得脱了形的男人。苏砚辞的档案里写的是“懒惰”——一个啃老的中年废物,拒绝工作,心安理得地榨干父母。但档案里没有写这三年,没有写被欠薪的事,没有写腿伤,没有写那张被熨得平平整整的床单。这些细节不会出现在任何罪名牌上,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苏砚辞没有走近。他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在档案上写了一个问号。

      “他吃什么?”

      “流食。”老太太指了指床头柜上一个小型搅拌机,是那种最便宜的款,外壳已经泛黄,“把红薯和米粥打成糊,用吸管喂。肉太贵了,买不起。鸡蛋隔两天吃一个。今天蒸了红薯,他吃了几口就不吃了。不是不想吃,是咽不下去。”

      陆峥蹲下来,把视线和陈平安的眼睛齐平。那双眼睛是清醒的。不是植物人的空洞,不是昏迷的浑浊,是一个被关在失效身体里的、完全清醒的人的眼睛。他想说什么,但嘴唇只能微微颤动。老太太替他翻译:“他问你是谁。”

      “我叫陆峥。市公安局的。”

      那双眼睛眨了一下。

      “有个人,把你们的名字写在了一份档案上。他认为你犯了罪——懒惰。但我看过了,你没有罪。你的病、你的腿、你被欠的工钱——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

      陈平安的眼睛里涌出泪水。不是听到“你没有罪”才流的。是听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一直躺在这里,等着有人来看他一眼,来问一句“你怎么了”,来明白他不是懒,他是真的动不了。等了三年,等来的是一个刑警队长,不是医生,不是律师,不是那个欠他工钱的人。但至少有人来了。

      陆峥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轻轻放在陈平安手边。那只手已经抬不起来了,但手指还在努力往纸巾的方向挪动。一厘米,两厘米,指节在床单上拖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我会让人给你们送点东西。营养液,还有能做流食的食材。不是救济——是补偿。有人替你们欠的,我替他还。”

      他走出卧室,在客厅里站了片刻。老太太跟在后面,手里还攥着那块湿毛巾,指节上的皮肤被水泡得发皱。她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喉咙里太久,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您说。”

      老太太捏着毛巾的边缘,声音很低:“那些杀人案——电视上说的那个连环杀人案——我看到了。他们说凶手是个艺术家,把坏人做成艺术品。他们还说平安也在名单上。”她抬起头看着陆峥,眼睛里有一种被恐惧反复碾碎之后剩下的、干涸的绝望,“平安是坏人吗?他这辈子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他帮我洗了三十年脚,每年冬天都记得给我买冻疮膏。他唯一做错的事就是被人骗了。被人打了。被人忘了。”

      陆峥把老太太的手握了一下。

      “他不是坏人。我向您保证,没有人会再来伤害他。那个名单不会再有人看了。”

      他下楼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楼道里那盏坏掉的声控灯在他跺脚之后亮了一下,又灭了。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五楼那扇窗户。陈平安正躺在那扇窗户后面,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他躺了三年,以后可能还要继续躺着。但他不会再被别人当成罪人记在档案里——至少这个,陆峥替他做到了。

      他掏出手机,想给温知瑜打个电话,告诉她陈平安不是懒,是被生活碾碎了还没来得及躺下。但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没有按下去。他忽然意识到,他要打的不是一个电话——是六个。每个都是同样的开头,同样的结尾:那个人没有罪。档案上的问号,我们帮他划掉。收起手机,他走向停在巷口的车。下一个地址已经在导航屏幕上亮着。

      刘建国。暴怒。护妻被逼爆发。档案里那个“三年,十七次报警”的批注,是苏砚辞亲笔写的。他看到了十七次报警记录,但他还是把刘建国放进了名单里。陆峥想当面问问这个人——你忍了三年,打了十七次报警电话,每一次都被当成家务事不予立案。最后一次你没有报警,用拳头解决了问题。代价是人死了,你也死了。我想知道,如果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怎么选?

      导航提示前方路口左转。

      刑侦大队法医实验室里,温知瑜正在做一件陆峥不知道的事。陈平安的档案从归墟带回来后,她申请调取了他的完整病历——不是苏砚辞那份精简过的背景调查,是真实的、盖着医院公章的、记录着每一张处方和每一次复诊的全部医疗档案。病历很厚,从三年前第一次就诊记录开始,每一页都写着同一个主诉:进行性肌无力,无法自主活动,需要长期卧床护理。不是懒,是病。

      她又调了其他五个人的档案。刘建国和他妻子的报警记录,十六通电话,全部有录音存档。最早一通是四年前打的,他妻子刚被骚扰时打的第一通电话,声音很慌张;最晚一通是她死前一周打的,声音已经平静了,不是不怕了,是知道没人会来。周守义的捐款记录,从十五年前开始,连续十五年每年固定捐给同一个助学基金。捐了十五年,金额没有变过——五百块,每年一月,准时到账。对于一个月薪不到三千的保安来说,这五百块是他一个月的烟钱、酒钱、偶尔吃一顿好的钱。他不要了,给别人。

      林小满的病历。不是林小满本人——是她的母亲,肝癌。林小满每天放学摆摊赚医药费的那些夜晚,这份病历是最好的佐证。何秀娟和她母亲的家暴伤情记录——母女俩的验伤报告交替出现在医院档案里,最近一次是上个月。张秋月被长期禁锢的邻居证词——隔壁嬢嬢说,她从门缝底下塞了多少个叶儿粑,已经数不清了。

      这六份档案并排放在温知瑜的工作台上。苏砚辞给每个人做了一个罪名牌,温知瑜正在给每个人做一个清白牌。不是还他们清白——他们本来就不脏。是还他们名字。让每一个被写上罪名牌的人,都有一份完整的、客观的、不容置疑的档案证明——这个人,没有罪。她把六份病历、报警记录、捐款证明、邻居证词一一归档,用回形针夹好,放在陆峥桌上。报告封面写了一行字:“以下六人,与十二宗罪无任何事实关联。建议从案件名单中正式移除。”

      陆峥从城东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份报告,在她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杯桂花糖藕。不是买的——是他路过那家杭州小吃店时,想起温知瑜说过想喝甜汤,专门绕了路去买的。糖藕还是温的,桂花撒得很足。温知瑜从显微镜上抬起头,看到那碗糖藕,没有说话,只是把口罩摘了,用勺子舀了一口。

      “好吃吗?”

      “甜。”她吃完一口,把勺子放下,“陈平安怎么样?”

      “活着。”陆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清醒,但全身动不了。他母亲用毛巾给他擦脸,擦了三年。他吃的流食是用红薯和米粥打的,鸡蛋隔两天吃一个。我去的时候他在哭——不是为自己哭,是终于有人来了。”他把苏砚辞那个问号告诉温知瑜——档案上“真懒,还是病了”的批注,被陈平安用了三年回答。不是懒。是病了。

      温知瑜沉默了一会儿,把那份六人清白报告推到他面前。

      “这六个人,苏砚辞其实都知道。你看他自己写的批注——刘建国十七次报警,他写了。周守义在赎罪,他写了。林小满的年龄,十六岁,他也写了。他什么都知道。但他还是把他们放进了名单里。不是他不了解,是他停不下来。他花了二十年准备这件作品,如果中途停下来承认有些人不该死在名单上,那他之前杀的人算什么?所以他只能继续。即使问号已经画满了档案末页,他也要闭着眼睛把名单执行到底。”

      “所以他害怕的从来不是警察,是他自己画在档案末页的那六个问号。他怕停下来。停下来就要面对一个事实——他和他审判的那些人,犯的是同一个错误。不问真相,就定了罪。”陆峥站起来,把那份六人清白报告放在自己桌上的四十三页证据清单旁边,两份文件并排摆着——一份证明十二件艺术品是怎么完成的,一份证明其中六件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

      “这六个人还活着,”他说,“但我们还没有全部找到。还有一个——林小满。她的病历在你手上,她的红糖糍粑在苏安手里。她人呢?从苏砚辞的档案来看,他没有执行她这一件。但她失踪了。”

      他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谢楚和的号码。

      “侧写组能帮我查一个人吗?林小满,十六岁,襄阳人。母亲肝癌,她自己摆摊赚医药费。没有前科,没有违法记录。苏砚辞的档案里她对应的是色欲。但她不是。帮我找到她。”

      谢楚和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键盘声停了。

      “陆队。林小满不用找。”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一个他不想确认的事实,“我之前排查苏砚辞所有目标的时候,查了她的学校。她的学籍状态显示——两年前已注销。”

      “注销?”

      “注销原因是——死亡。不是失踪,是死亡。她两年前就死了。苏砚辞没有杀她。她被校园霸凌,被造谣说不检点,然后被混混打晕性侵,死在一条巷子里。她死了两年了。苏砚辞排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具埋在公墓里的白骨。但他还是把她写进了名单。”

      陆峥握着话筒,站在原地。

      林小满死了两年了。苏砚辞写名单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她了——因为她已经躺在地下,是那些霸凌者、性侵者、造谣者的罪证,被埋了两年。他没有找到她,但他还是把罪名写在了她的名字上。色欲。他不认识她,没见过她。只是听说了周围的传言,说她轻浮,说她不检点。就够了。对于林小满来说,伤害她的从来不只是最后那个混混,还有每一个传言里加过一句闲话的人。苏砚辞不过是其中之一。

      “所以那尊雕像——第十号底座。苏砚辞给作品取名叫《双面》。他留了一个空底座,没有做出来——不是没有找到人,是找到了发现早就死了。”

      陆峥挂断电话,把林小满的名字从失踪名单上划掉。然后他拿起外套,走向停车场。还有五个活着的人要去见。五个被苏砚辞画了问号、被世界扣上罪名、还活着的人。他要在下一个苏砚辞出现之前,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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