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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挂牌 九月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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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六,宜开市、立约、动土。
“清怀机器厂”的招牌在老严手里挂上去的时候,码头上没有风。那块木匾用的是旧船板改的料,是顾清梧托人从一艘报废的渔船上拆下来的。木料在海上漂了二十年,被盐水和日光磨出了银灰色的纹理,指甲掐上去硬得像铁。字是请闸北一位退休的刻字师傅写的——老先生从前给荣昌机器厂刻过招牌,这回只收了一半工钱,说“给华商做事,不算生意”。
陆怀瑾站在梯子下面,仰头看着那块匾。匾上的字他看了很久。他当然认得那两个字——清怀。清梧的清,怀瑾的怀。两个字挨在一起,被老船木的纹理托着,在午前的日光下显得安静而坚定。
“正不正?”老严在梯子上问。
“左肩高一寸。”
老严把左边往下挪了半寸。陆怀瑾又看了一会儿。他的眼睛在正午的日光下微微眯起来,但不是因为阳光——是因为他在用看图纸的方式看那块匾。水平和垂直,比例和间距,每一个细节都要落在它该在的位置。
“可以了。”
老严从梯子上下来,仰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艺,然后转身对着码头上看热闹的工人们一挥手。
“挂牌了!”他喊,“今天中午加菜——红烧肉,我出钱。”
工人们轰地一声笑了。大魁从人堆里挤出来,往老严肩膀上一拍:“你出钱?你出的钱还不是你闺女给的。”老严面不改色:“我闺女的钱就是我闺女的本事。有本事你也养个闺女。”
笑声更大了。笑声里,阿青搬来了一串鞭炮,用竹竿挑着,等顾清梧来点。
顾清梧正在账房里签最后一份合同。
刘账房站在她旁边,一笔一笔地核对条款。合同是关于“清怀机器厂”的第一批客户——三家华商船运公司,每家签了两条船的年度维修合同。价格是洋行的六成,付款条件是月结。条件算不上优厚,但对于一家刚挂牌的维修厂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的开端。
“小姐,”刘账房摘下老花镜,“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三家签了合同是好事,但他们的船队——我翻过记录——里面有几条船的发动机是怡和的维修车间一直在修的。我们接了,怡和那边怕是不会高兴。”
“我知道。”顾清梧把合同合上,在封面签下自己的名字。竹杆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笔画很稳。“刘叔,我问您一个问题。”
“请讲。”
“怡和修一条船要多久?”
“快则一个月,慢则三个月。看他们排期。”
“我们呢?”
刘账房想了想。他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码头,码头尽头是顺昌号。顺昌号的发动机已经重新装好了,昨天出海试航了一天,一切正常。从一个决定到一台发动机,一共用了三十天。
“十五天。”他说。
“对。”顾清梧把笔搁在桌上。“怡和的优势是配件全、技师好。我们的优势是快,是在码头上,是中国人修的机器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她顿了顿,“刘叔,竞争不是非得把对手赶走。有时候,只要做对方做不到的事就够了。”
刘账房把老花镜慢慢折好,放进口袋。他做了二十年账,见过生意场上各种手段,但他很少听见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把竞争和生存的关系说得这么清楚。
“你比你爹狠。”他说。
“不是我狠。”顾清梧站起来,把合同放进抽屉。“是我没有退路。”
开业仪式简单到不像一个仪式。
没有商会致辞,没有剪彩,没有酒席。码头上摆了两张从货栈搬来的长桌,老严烧了一大锅白菜肉丸汤,旁边是从街口包子铺赊来的馒头——赊账是因为老严说“开业大吉赊的账,年底还清,利市”。大魁搬来一坛黄酒,老梁带了一包卤菜。阿六没带东西——他从闸北走过来,把上个月给曲轴精车时用的那套日本刀带过来了,放在陆怀瑾的工具箱旁边,说“这是你借的,还你。”
陆怀瑾看着那套刀。刀是用过了的,刀尖有一点磨损,但被磨过——阿六自己磨的,刃口重新开过,在日光下泛着新刃特有的冷光。
“你留着。”他说。
“什么?”
“曲轴以后还要做。”陆怀瑾说,“你做。”
阿六没说话。他把那套刀重新放回工具箱旁边。这一次,不是还,是收。
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码头上所有人都在。大魁、阿青、小顺、老梁、阿六。刘账房站在货栈门口,手里还拿着那副老花镜。老严的闺女也来了——她叫阿芸,十五岁,梳着两根辫子,手里端着一个盖着布的竹篮。她把竹篮放在桌上,揭开布。里面是炒蚕豆,满满一篮,还冒着锅气的温热。
“我爹说你喜欢吃。”她对陆怀瑾说,“这次没多放盐。”
陆怀瑾低头看着那篮蚕豆。然后他伸手拿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蚕豆是刚出锅的,酥脆,有一点焦香,盐味刚好。
“好吃。”他说。
阿芸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
下午,码头上来了一个人。
他不是走路来的。他坐了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这在吴淞口很少见。车停在码头外面的土路上,司机先下车开门。从车里出来的人穿着深灰西装,金丝边眼镜,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雪茄。
“孙老板。”大魁在货栈门口低声说了一句。他放下手里的麻绳,站起来,往工棚方向看了一眼。
孙宝昌没有走近。他在码头边上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块新挂的“清怀机器厂”木匾,又看着工棚里那台正在平稳运转的发动机——顺昌号的发动机修好之后,陆怀瑾把它留在了测试台上,用作新厂的调试台。发动机的轰鸣声低低地震动着码头的空气。
“孙叔叔。”
顾清梧从货栈里走出来。她穿了一件灰蓝布衫,袖口卷到手肘,头发用银簪绾在脑后。看起来不像顾家的老板,倒像是维修厂里管事的。
“清梧。”孙宝昌把雪茄从左手换到右手,“恭喜。”
“多谢。”
“我听说,怡和的吴买办上次找过你。”
“是。”
“你没答应他的条件。”
“没答应。”
孙宝昌点了点头,似乎并不意外。他往工棚方向看了一眼。隔着二十多步的距离,他看见陆怀瑾正蹲在一台拆开的齿轮箱旁边,往齿轮啮合面上涂红丹粉——那是检查齿轮接触面的土办法。他涂得很仔细,每一个齿面都涂到了,动作不急不慢。
“这个人,”孙宝昌说,“我打听过他。北洋大学工科毕业,留德,在怡和做了三年。怡和对他的评价是——技术无可挑剔,为人不合群。”
“我知道。”
“怡和留不住的人,你留住了。”
顾清梧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看着工棚的方向,没有说话。
“清梧,”孙宝昌把雪茄放回口袋,“我来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请讲。”
“我不看好你的维修厂。”他说,“怡和的垄断不是三十天能打破的。你有技术,有人,但你没有配件渠道,没有资金储备,没有法律上的靠山。这三点,随便哪一点出了岔子,你都要栽跟头。”
他停顿了一下。
“但我也不看坏你。因为你做了一件我没想到的事——你让码头上的工人替你拼命。这在上海滩的船运圈里,我很少见到。”
他转过身,准备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那条顺昌号,以前是我的船。”他说,“是我卖给你爹的。十年前。”
顾清梧愣住了。
“卖的时候它还是一艘新船,发动机是好端端的德国货。现在它老了,我以为它到头了。”孙宝昌把车门拉开,“事实证明,我错了。”
他坐进车里,没有回头。
傍晚,码头上的工人散了。
陆怀瑾把红丹粉涂完之后,用棉纱擦干净了每一根手指。然后他走到测试台旁边,在发动机平稳的轰鸣声中检查齿轮接触面的印记。红丹粉在啮合面上留下的痕迹很均匀,从齿根到齿顶,接触斑痕分布在齿面中部偏下——那是理想的接触位置。
脚步声。
他没有抬头。那个脚步声他认得——后跟着地、前掌轻落,是穿布鞋走过账房地板练出来的。
“孙宝昌走了?”
“走了。”顾清梧在测试台旁边站定。她低头看了一眼齿轮上的红丹印记,又看了一眼他沾着红粉的手指。“他走之前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顺昌号以前是他的船。”
陆怀瑾把棉纱放在工具箱上。他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沉默了一会儿。远处灯塔的光又闪起来了——隔几秒一次,隔几秒一次。
“还有一件事。”顾清梧说。
“什么事?”
“怡和的吴买办派人带了话来。说他听说我们开业,表示祝贺。还说——”
“还说什么?”
“说怡和的配件,随时可以卖给我们。按批发价。”
陆怀瑾抬起头看她。这件事的潜台词他们都听懂了——怡和没有翻脸,而是递了一根橄榄枝。但这根橄榄枝是真诚的,还是涂了蜜的钩子,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回的?”
“我说多谢,容我想想。”
“你怎么想?”
顾清梧看着测试台上平稳运转的发动机。齿轮箱的齿轮在啮合面上安静地咬合着,发出均匀的、细密的嗡声。
“我想的是——我们可以用他们的配件,但不用他们的条件。”她说,“我们是客户,不是附庸。”
陆怀瑾没有说话。他拿起棉纱,继续擦手指。红丹粉很难擦干净,指甲缝里还留着淡淡的红。他想说点什么——想说那句他已经想了一个月的话。但在发动机的轰鸣中,在灯塔的闪光中,在这个他们并肩站在测试台前的平常傍晚,他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
但顾清梧好像听见了那个他没有说出口的词。她从他手里接过那块棉纱,替他擦了擦他够不着的、手腕上那一块红丹粉。动作很轻,棉纱在皮肤上只停留了一两秒。
“明天开始,你就是清怀机器厂的总工程师了。”她把棉纱叠好,放在工具箱上。
“你呢?”
“我还是顾氏船运的老板。兼清怀机器厂的客户。兼——”她顿了顿,“你的合伙人。”
她说“合伙人”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和平时一样稳。但陆怀瑾听出来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不是语气,是节奏。她在说这三个字之前,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比三个字更重。
远处,吴淞口的灯塔又闪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