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我的中国心 接受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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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季出发前，国内一家主流媒体对知微和知著做了一次专访。采访地点安排在哈尔滨松北别墅的客厅里，窗外是那两棵挂满冰凌的老榆树，阳光透过冰晶在雪地上折射出细碎的光芒。记者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性，短发，戴着细框眼镜，问题准备得很充分，语气温和但切入直接。她先问了一些关于新赛季备战计划的问题，然后停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本，抬起头来时，目光多了一层认真的底色。
“问一个可能你们已经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你们三岁就到荷兰了，在那边生活了整整十五年，从幼儿园到高中，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期都在荷兰度过。你们的荷兰语和当地人一样流利，你们在荷兰接受教育，在荷兰学会打网球，在荷兰交到朋友，在荷兰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很多人会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你们应该会更认同荷兰文化才对。你们怎么看？”
知著靠在沙发上，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头看着自己手中那杯已经半凉的水，沉默了几秒钟。窗外的阳光透过冰凌，在客厅的地板上投下一道流动的光斑。她开口时，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三岁到荷兰，十八岁回国。我在荷兰生活了十五年。我会说荷兰语，我知道怎么在运河边骑自行车不摔进沟里，我知道哪种奶酪配哪种面包最好吃，我知道国王节要穿橙色，我知道风车村的门票多少钱。那些东西确实是我的一部分——它们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是我的记忆和经历。但它们没有改变我是谁。就像你在一间旅馆里住了十五年，你很熟悉那间旅馆的走廊和楼梯，你知道早餐几点开始，你和前台的服务员很熟——但那间旅馆依然是旅馆，不是你的家。家不是你住得最久的地方，是你愿意回去的地方。”
她顿了顿，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后继续说：“而且，我们家的情况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的妈妈是俄罗斯人——她有一张东欧面孔，灰蓝色的眼睛，颧骨很高，走在外面别人一眼就会把她归类为‘斯拉夫人’。但在家里，她跟我们说的永远是中文。她的中文带有轻微的口音，有些词的声调不太准，但她坚持说。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用俄语跟我们交流过。我问过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应该先学好自己的语言。’”
知微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等知著说完，才开口。她的语速比知著慢一些，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思考后才落下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成长环境和大多数‘在海外长大的中国孩子’不太一样。我们家里有四个妈妈，其中一个是俄罗斯人，另外三个是中国人。但家里通行的语言是中文，过的节日是春节和中秋节，吃的家常菜是饺子、红烧肉和酸菜炖粉条。叶晚妈妈虽然长着一张东欧面孔，但她做的酸菜炖粉条比奶奶做的还好吃——这是奶奶亲口认证过的。”
记者笑了一下，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知微继续说：“我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困惑。如果你在法国长大，你会说法语，你喜欢法棍，你为法国队加油——那你就是法国人。这套逻辑对大多数人是成立的。但对我不成立。因为身份认同不是一道算术题——不是在荷兰生活了多少年，就等于多少比例的荷兰人。它是一种更底层的东西。是你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是哪块土地上的人，是不需要任何外部证据来确认的直觉。我在荷兰的时候，从来不觉得那里是我的终点。我喜欢那里的运河和美术馆，我感激那里给了我网球启蒙的机会，但我从来没有产生过‘我想在这里度过余生’的想法。那种感觉，不是对荷兰的否定，而是对自己归属的确认。”
记者没有打断她们，安静地听完，然后点了点头，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在荷兰生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让你们特别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荷兰人’的时刻？”
知著笑了一下，但那笑容里没有太多笑意。“有很多。但最清楚的一次，是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活动，每个人要带一道自己国家的传统食物去分享。我说我要带饺子。有个同学很惊讶地看着我，说：‘你不是荷兰人吗？为什么要带中国食物？’我说：‘我是中国人。’她说：‘可是你在荷兰长大啊，你说话和我们一样，你穿得和我们一样，你听的歌也和我们一样——你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目光落在窗外的雪地上。“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因为从外表上看，从生活习惯上看，我确实和她没什么区别。但我心里知道，那种‘没什么区别’只是一种表象。就像一棵树，你可以把它从原来的土壤里挖出来，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给它施肥浇水，让它在新土壤里生根发芽——但它的基因不会变。它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实，依然是原来那棵树的样子。我就是那棵树。荷兰是那盆移植的土壤，我很感激那片土壤让我生长，但我的根，从一开始就不在那里。”
知微补充了一句，语气平静但笃定：“而且，我们长着东欧面孔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们在荷兰没办法‘隐形’。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上，别人看到我们的脸，第一反应不会觉得我们是荷兰人——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东欧来的移民二代。在荷兰，东欧面孔和‘荷兰人’之间，默认是有一个间隔的。这个间隔，不是说你待得够久就能自动消除的。所以当后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选择代表中国参赛——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代表过其他国家。在荷兰打球的时候，我们代表的是‘中国血统的选手’。在中国打球的时候，我们代表的就是中国。这不是一个转变，而是一个回归。”
记者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抬起头，目光比刚才柔和了一些：“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走过那么多国家，见过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你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理解，和当年在荷兰的时候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知著想了想，然后说：“在荷兰的时候，‘中国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事实——我是中国人，因为我妈妈们是中国人，因为我家里说中文，因为我过年要吃饺子和看春晚。它是一种血缘上的、文化上的、不需要我主动去确认的东西。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比赛和旅行，经历过那些在海关被盘问的时刻，在发布会上被追问立场的时刻，在赛场上被嘘的时刻——‘中国人’不再只是一个事实，它变成了一种选择。是我在知道外面有很多人不希望我做中国人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做中国人的那种选择。这个选择，比单纯的血缘确认，要重得多。”
知微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在荷兰生活了十五年。那些年月是真实的，记忆是真实的，感激也是真实的。但那些东西加起来，依然不足以让我变成荷兰人。不是因为荷兰不好，而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这个事实，从我三岁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改变过。十五年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根。五十年也改变不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和摄像团队收拾设备准备离开。在门口换鞋时，那位女记者回头看了知微和知著一眼，说了一句不是采访的话：“我也是在国外读过书的人。你们说的那些话，我懂。”她没有再多说什么，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哈尔滨的雪地里。
知微和知著站在门口，看着那辆采访车缓缓驶出巷口，在雪地上留下两道清晰的车辙，延伸到巷子尽头，然后转弯消失。知著呼出一口白气，看着那团雾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知微。”“嗯。”“我们说的那些话，你后悔吗？”知微没有立刻回答。她也看着那两道车辙延伸向远方的方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每一个字都不后悔。”
知著点了点头，没有再接话。她们并肩站在门口，在哈尔滨冬日的阳光下，在雪地的反光中，安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屋。客厅里，那两杯没喝完的水还放在茶几上，阳光已经从地板移动到了墙壁上。新赛季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靠在走廊的墙角。明天，她们又将出发。但那些话，留在了采访里，留在了那天的记录中，留在了哈尔滨冬日的空气里——十五年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根，五十年也改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