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岳厚土之贺志文》宋三宝

1、第 1 章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兴岳矿市场。
　　兴岳矿的市场在杨枣村和兴岳村之间，沿着马路两边摆开了几十个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五金杂货的，挤挤挨挨，从早到晚不歇。秋天正是卖东西的好时候，柿子红了，核桃下来了，新玉米面刚磨好，满市场飘着一股粮食的香味。
　　程信蹲在一家面摊前，吃一碗饸饹面。三毛钱一碗，浇了臊子，放一勺油泼辣子，辣得他额头冒汗。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晒得黝黑的胳膊。头发剪得很短，鬓角齐齐的，衬得脸方正刚毅。他刚从中国矿大毕业，分到兴岳矿，在采煤队当技术员，今天是休息日，出来转转，认认矿上的路。
　　面摊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围着脏兮兮的围裙，见他吃得快，又给他加了一勺汤。“小伙子，刚来的？”
　　“嗯，安装队的。”程信擦了擦嘴。
　　“工学院的？”
　　“嗯。”
　　老头点了点头，竖起大拇指：“大学生，有出息。”
　　程信笑了笑，没接话。他付了钱，站起来要走。
　　就在这时，市场那头传来一阵吆喝声。几个半大小子从巷子里涌出来，十六七岁，穿着灰扑扑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嘴里叼着烟，走路歪歪扭扭，像一群没拴绳的野狗。他们围着一个卖糖葫芦的摊子，你推我搡，伸手就抢。卖糖葫芦的老头喊了一声“干啥呢”，被其中一个小子一把推了个趔趄，糖葫芦撒了一地。
　　程信皱了皱眉，没理会，转身要走。
　　“哎，大学生！”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挑衅的调子。
　　程信回过头。那几个小子已经围上来了，领头的是个高个子，瘦得像竹竿，可眼神野得很。他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看程信，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忽然笑了。
　　“工学院的？有出息？”他把烟吐在地上，用脚碾灭，“有出息的人，请兄弟们吃碗面呗。”
　　旁边几个小子跟着起哄，有的吹口哨，有的把手插在裤兜里，歪着头看程信，像在看一只笼子里的兔子。
　　程信看着他们，没动。他知道这种人——矿上的子弟，爹妈在井下干活，顾不上管，从小在排房里野大的。他们不怕老师，不怕警察，只怕一样：比他们更野的人。
　　“我没钱。”程信说。声音不高，很平。
　　那高个子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得旁边的几个也跟着笑。“没钱？大学生还没钱？那你身上这件褂子不错，脱下来抵账也行。”
　　他说着，伸手就来扯程信的衣领。
　　程信一把抓住他的手。他的力气大，那高个子挣了一下，没挣开。脸色变了，另一只手抡起来就要打。
　　“住手！”
　　一个女孩的声音从人群外面传进来，脆生生的，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
　　那几个小子一听这声音，手就停了。高个子回过头，脸上的表情从凶狠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不是怕，是那种“被她看见了”的心虚。
　　人群让开一条道。
　　贺志文走过来。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脸洗得干干净净，白得在灰扑扑的市场里扎眼。她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这整条街都是她的。十六岁的姑娘，眉眼已经长开了，胸脯鼓鼓的，腰身细细的，往那一站，整条街的男人眼睛都往她身上瞟。
　　她走到程信面前，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个高个子。
　　“二狗，你干啥呢？”
　　高个子——二狗，讪讪地松开手，把手插进裤兜里，别过脸去。“志文姐，没啥，跟新来的大学生开个玩笑。”
　　“开玩笑？”贺志文看着他，目光不重，可二狗的头低下去了，“你这叫开玩笑？你爹在井下挖煤，你在这儿欺负新来的大学生？你丢不丢人？”
　　二狗不吭声了。
　　贺志文转过身，看着程信。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然后嘴角弯起来，露出一个笑。那笑容很短，却让程信心里动了一下。
　　“你没事吧？”她问。
　　“没事。”程信说。
　　贺志文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对着那几个小子，声音提高了些：“都给我听好了。这是程信，工业学院毕业的，分到安装队当技术员。以后你们谁再找他麻烦，就是不给我贺志文面子。”
　　那几个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了头。二狗嘟囔了一句“志文姐，我们知道了”，带着人散了。
　　市场里又恢复了嘈杂。卖菜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小孩的哭闹声，混成一片。贺志文站在程信面前，比他矮了大半个头，可她仰着头看他的样子，像是在看一件让她感兴趣的东西。
　　“你叫程信？”她问。
　　“嗯。”
　　“太原工业学院毕业的？”
　　“嗯。”
　　贺志文又笑了一下，这回笑得更开了，露出两颗小虎牙。“我爸跟我说过你。他说矿上分来个大学生，叫程信，有本事，以后能当矿长。”
　　程信愣了一下。
　　“你爸是谁？”
　　“贺洪。”贺志文说，“电厂厂长。”
　　程信点点头。贺洪，他知道。电厂总厂长管着上千号人，在局里也是电力口的技术老大。
　　“你爸过奖了。”程信说，“我刚来，什么都不会。”
　　贺志文看着他，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两口井。她看了他几秒，忽然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慢慢来。”她说，“我爸说了，有知识的人，以后才能掌权。你好好干，肯定能上去。”
　　说完，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冲他笑了笑。“我叫贺志文，我爸是贺洪。以后有啥事，到矿工会俱乐部找我。”
　　程信站在面摊前，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碎花裙子在风里飘了一下，不见了。他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往回走。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在动，说不上来。
　　他想起她拍他肩膀时手心的温度，想起她笑的时候露出的那两颗小虎牙，想起她说“你好好干，肯定能上去”时眼睛里那种笃定的光。
　　贺志文那天在市场上遇见程信，不是偶然。
　　她早就盯上他了。
　　贺志文是贺洪的养女。这件事矿上知道的人不多，贺洪也不让说。贺志文三岁那年被贺洪从老家接来，户口本上写着“长女”，可她心里清楚，自己不是贺洪亲生的。贺洪对她好，好到让她有时候觉得，亲不亲生也没什么区别。
　　可那种好，在她成长中就变了。变的不是贺洪，是马玉梅。马玉梅在杨枣村娘家上有个相好的，在市场卖猪肉，隔三差五就往家外跑。她怕贺志文告状，又嫌贺志文碍眼，就开始变着法儿收拾她。掐，不是当着贺洪的面掐，是找准了衣裳盖住的地方，大腿根、胳膊内侧、腰窝，一拧一转，疼得贺志文直吸气，可不敢叫出声。马玉梅掐她的时候，嘴里还念叨：“你又不是我生的，我养你就不错了，别不知好歹。”
　　那天晚上，贺洪值夜班不在家。马玉梅又出去了，去找那个赵胡子的发小。贺志文一个人缩在被窝里，后腰上还有白天被掐的一块青紫，碰一下就疼。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转着马玉梅那些话——“你又不是我生的”“别不知好歹”。她忽然想，这个家里，谁拿她当人看？马玉梅不掐她就不错了，贺洪呢？贺洪白天在电厂上班，回来就看书画图，很少跟她说话。可贺洪看她的眼神不一样——不是嫌弃，不是冷漠，是那种暖的、黏的、让她心里发痒的东西。她不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她已经十四了，排房里的女人们嚼舌头，她听得懂。
　　她想了很久，想得浑身发冷，冷到骨头缝里。然后她想，与其被马玉梅掐一辈子，不如自己找点热乎气。马玉梅不是往外跑吗？那她凭什么不能往贺洪身边靠？她不是亲生的，可她也是个人，她也要活。
　　破五那天，马玉梅借回娘家之名去见情人，贺志文主动向养父贺洪献身，两人突破了伦理界限。
　　饺子吃完了，贺志文把空盘子叠在一起，搁在茶几上。她没有起身，就那么靠着沙发，看着贺洪在灶台边收拾的背影。他的肩膀有点塌，头发白了大半，洗碗的时候腰微微佝偻着，像个老头了。她忽然想起自己五岁那年，贺洪也是这样站在灶台边，给她蒸鸡蛋羹。那时候马玉梅还没这么狠，还会在过年时给她买新头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她记不清了。只记得马玉梅的手越来越重，掐的地方越来越刁，大腿根、胳膊内侧、腰窝，全是衣裳盖得住的地方。掐完了还要骂：“你又不是我生的，我养你就不错了。”
　　她的眼泪忽然涌上来，没出声，就那么流着。
　　贺洪关了水龙头，转过身，看见她在哭，愣了一下。他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伸出手想碰她的脸，又缩回去了。
　　“志文，”他说，声音很低，“你到底图啥？”
　　贺志文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红红的，可里面那点亮还在。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图你对我好。图你不掐我。图这个家里，还有人把我当人看。”
　　她顿了顿，把手指攥紧，指甲掐进掌心里。
　　“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的。你不在家的时候，她掐我，拧我，不给我吃饱饭。你跟她说，她跟你闹，摔东西，骂你窝囊废，说你跟我亲妈李惠文不清不楚。你就不说了。你就不管了。”
　　贺洪低下头，没吭声。
　　“我知道你不是我亲爸。你把我抱回来，你养我，给我吃给我穿，供我念书。你对我好，好到让我觉得，亲不亲生也没什么区别。”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可她没停，“可马玉梅不这么想。她恨我，恨我不是她生的，恨你对我好。她把对你们两口子那点破事的怨气，全撒在我身上。”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忽然冷下来，冷得像冬天的铁轨。
　　“去年冬天，她掐我掐得最狠的那回，后腰上一大块青紫，半个月才消。我疼得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看见你屋里的灯还亮着。你坐在桌前画图纸，就着台灯，一笔一笔的。我站在门口看着你，看了很久。你没发现我。”
　　贺洪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
　　“那时候我就想，这个家里，只有你不会掐我。只有你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是热的。”
　　她转过头，看着窗外。阳光照在她脸上，把泪痕照得发亮。
　　“今天是破五。破旧立新。我妈又去找那个卖猪肉的了，她在外面破她的，我在家里破我的。”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很苦，“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贺洪看着她，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
　　“爸，”她闷声说，“你别再让我回去了。回我妈那边，回那个家，我不回去。你让我跟着你，我什么都听你的。”
　　贺洪闭着眼睛，下巴抵在她头顶。过了很久，他轻轻“嗯”了一声。
　　那夜之后，白天贺洪还是那个慈爱的父亲，给她做饭，给她洗衣服，问她学习怎么样。可晚上，贺志文开始主动去找他。不是每天，不是每周，是当她觉得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学会了在他值班的晚上，等马玉梅出去会那个赵胡子了，轻手轻脚推开他的房门。她学会了在他犹豫的时候，拉住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她学会了自己脱衣服，自己躺下，自己把他的手臂拉过来，搭在自己腰上。她把自己给了他，不是因为他要，是因为她要——她要在这个家里站住脚，要让自己不再是被掐的那个。
　　她开始恨李惠文，也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生下来就被扔了，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亲生的，恨自己为什么只有靠这个才能换来一点暖。可她顾不上了。翟志宏死了半年，李惠文被临汾市的一个六十岁的退休老干部看上了，李惠文带着两儿两女后嫁到临汾了，贺志文再也没见到过她。
　　贺志文觉得自己脏，从里到外都脏。可脏也比冷强。后来她就不想了。
　　她把自己分成两半，白天是贺洪的闺女，在子弟学校上学，成绩不好，可人缘好，男孩都喜欢保护她，围着她；晚上她是贺洪的女人，躺在被窝里，由着他折腾，也由着自己主动索取。她学会了闭上眼睛，学会了不出声，也学会了在完事之后，搂着他的脖子说“爸，你对我真好”。
　　十五岁那年，她开始跟社会上那些坏小子混，让他们摸她，她也摸他们。她发现，当她自己主动的时候，那种被控制的感觉就没了。她可以让他们摸，也可以不让；可以亲他们，也可以扇他们耳光。她成了他们的大姐大，不是她厉害，是她能控制他们对她的摸和不摸，那些坏小子见了她都叫“志文姐”，没人敢惹她。她觉得这才是本事——把男人踩在脚下，比被男人踩在脚下强一万倍。
　　十六岁那年冬天，事情败露了。
　　那天马玉梅说去娘家，走了不到一个钟头就折回来了——她忘了拿东西。
　　她要给赵老二拿贺洪电厂发的那十斤大米。她推开院门，听见正房里有什么声音，闷闷的，像猫叫，又像人哭。她愣了一下，轻手轻脚走过去，推开门。
　　贺洪和贺志文在床上。
　　三个人都僵住了。马玉梅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钥匙串，眼睛瞪得溜圆，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一个字。贺洪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身子去找裤子，手抖得系不上扣子。贺志文没有动，她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看着马玉梅，眼睛里没有慌，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像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马玉梅没吵，没闹，没摔东西。她转过身，走到堂屋，在椅子上坐下来，把钥匙串搁在桌上，等着。
　　贺洪穿好衣服出来，站在她面前，低着头，像个等着挨训的孩子。贺志文也穿好衣服出来了，靠在门框上，谁也不看。
　　马玉梅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刀子：“贺洪，你这个骡子，水管没水的骡子，永远没子孙的贺骡子，你不要脸。”
　　贺洪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马玉梅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忽然笑了一下——不是真的笑，是那种把所有东西都算清楚了之后的笑。
　　“我不跟你吵。吵也没用。你贺洪在电厂当厂长，脸面要紧。我也要活。”她顿了顿，“你不是有本事吗？把我赵老二的儿子，给安排到电厂上班。十八了，初中毕业就在家闲着。你把他弄进去，正式工，要有编制。”
　　贺洪抬起头，看着她。
　　“安排好了，这件事我就当没看见。”马玉梅说，声音冷下来，“往后，那张大床归你们父女俩。我在不在家，几点回来。回来不回来，你也不能管我。我回来睡小床，不回来你也别问。”
　　贺洪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给你三个月时间。”马玉梅站起来，拿起钥匙串和那十斤大米，走到门口，回过头看了贺志文一眼。那目光很复杂，有恨，有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贺志文，你够可以的。”
　　门关上了。屋子里只剩下贺洪和贺志文两个人。
　　贺志文靠在门框上，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贺洪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像一夜间老了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