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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石    ...


  •   暴雨在凌晨三点落下来。没有雷声,没有闪电,只是一场沉默的倾泻。
      永济福利院落在荒地尽头,一圈矮墙围着三层灰楼。台阶上那团深灰色的襁褓已经被浇透了。
      婴儿没哭。
      值班阿姨抱起襁褓,手在外头摸了一把——里面动了一下。是个女孩。
      院长推门进来。五十多岁,眼角皱纹里卡着洗不净的疲惫。阿姨抖开湿襁褓,一个东西从夹层里滑出来,磕在桌沿上。
      是一枚黑石。椭圆形,比拇指大些,边缘圆润,通体漆黑不透光。院长捡起来,掌心一沉,很凉。
      她对着暗光辨认。那些纹路不是刻的,没有刀痕,没有凿迹,和石头是一体的,像是石头自己在生长时留下的痕。但它有形状——弯曲的、倾斜的、向同一个方向汇聚的笔画。
      院长沉默了两秒。
      “渊。”她念出声。
      婴儿突然不哭了。黑眼珠对着光,一瞬不瞬地看着院长手里的黑石。
      院长俯身,将它放进婴儿的掌心。“这是你的。”她说,“跟着你一起来的。”
      婴儿的手指蜷了蜷,攥住了。黑石很凉,很重,像一块从深渊浮上来的碎片。
      “往后你就叫沈渊。”院长说,“渊博的渊。”

      我最早能记住的,是六岁那年春天,院子里那排被遗忘的盆栽。
      福利院的孩子越小越新鲜,越容易被人挑走。男孩们流水一样被领走,女孩们像石头,被翻检、被掂量、被放回原地。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被翻检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也许是第三次,也许是第五次。那些陌生的脸俯下来,嘴角挂着笑,眼睛里是精密的计算。牙齿齐不齐,皮肤白不白,眼睛亮不亮。
      我站在最后一排,让前面的人挡住自己。我把饭吃得极慢,慢到所有人忘了桌上还有我。我始终在最角落的床上,始终在最末端的座位,始终看着门。
      不是不想被领走。我只是不想再被挑一次,再被放回来。那种过程像把骨头从肉里往外抽,抽完了再放回去,看起来完整,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黑石一直在我身上。襁褓湿透后,院长把它擦干,塞进我的小被子夹层里。后来我自己会攥东西了,就把它攥在手心。再后来有了衣服口袋,就把它滑进口袋最深处。它随着我翻身、爬行、走路,贴着我的皮肤,像一颗不会融化的冰。
      六岁那年春天,最后一对夫妇来挑孩子。
      阿姨们把剩下的孩子赶到院子里晒太阳。男孩已经没几个了,女孩队稀稀拉拉。我站在最末尾,头发短,身子瘦。我已经学会了用眼睛看人,但不让人看出我在看。
      女人蹲下来,衣摆扫到地上的灰尘。她看着我,目光是柔软的,但那种柔软是有条件的,像一件随时可以脱掉的衣服。
      “你几岁了?”
      “六岁。”
      我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像一枚石子落进深井里。口袋里的黑石贴着大腿,冰凉的,提醒我不要期待。
      女人笑了笑,伸手想摸我的脸。我没有躲,但也没有迎上去。她的手指停在我脸颊前两寸的地方,像是触到了某种看不见的屏障。然后她收回去了。
      她走回男人身边。两人低声说了几句。我听不见内容,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女人低下头,男人摇摇头,然后他们一起看向那些男孩。
      男人转向阿姨,语气礼貌,甚至带着歉意:“不好意思,我们商量好了,要领养一个男孩。”
      阿姨点点头,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像早就知道答案:“没事,应该的。”
      夫妇牵起最后一个男孩的手,把他领走了。
      院子里安静下来。女孩队没动,像一排被遗忘的盆栽。
      我没有哭。我只是把手伸进口袋,攥紧了那枚黑石。它的边缘硌着我的掌心,有一点疼。但那种疼是实在的,是属于我的。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幼儿部的大通铺里,其他孩子磨牙、说梦话。我爬起来,光脚走到窗前。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霜,把外面的月光滤成惨白色。
      我从枕头下摸出那枚黑石。六年了,它的重量从未变轻,表面仍然光滑,冰凉。我把黑石翻过来,让有纹路的那面贴着胸口,然后举起它,用圆润的边缘压在结霜的玻璃上,用力一旋。
      霜花碎裂,发出极闷的、像骨头在雪里折断的声音。一道椭圆形的擦痕留在玻璃上。
      我看着那道擦痕,外面的月亮碎成几块。
      从那天起,我知道来处不是一个地方。来处是一枚黑石,一个字,硌在我手心里,六年了,还在等着我去认。

      六岁那年秋天,院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股旧报纸和碘酒混合的气味。院长坐在办公桌后,桌上摊着一本新的描红本。红得有一点褪色,像被洗过很多次。
      院长翻开描红本,在第一页写下两个字。笔是黑色的,墨水洇进纸里,很重。
      “沈。”她一笔一划地写,“三点水,一个‘冘’。这是你的姓。”
      我看着那个字。
      “渊。”她又写,“渊博的渊。深不见底的意思。”
      她放下笔,让我握着铅笔。
      “写一遍。”
      我从口袋里掏出黑石,放在描红本旁边。院长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我握着铅笔,手很稳。我先写“沈”,三点水,一个“冘”。然后写“渊”。我写得慢,但每一笔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倾斜——和黑石上的纹路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
      院长看着我的笔顺,没纠正。我等了一会儿,等她说什么,但她只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觉得空气都变重了。
      “六岁了,该上小学了。”她说,“以后和外面的孩子一起读书,不要惹事。”
      我从椅子上滑下来,黑石攥在手心,往门口走。
      “小渊。”
      我回头。
      院长看着我。很多年后我才开始明白那天她目光里的疲惫是什么意思——她在这个福利院待了太久了,见过太多孩子被领走,也见过太多孩子留下来。她知道一个六岁还没被领走的女孩意味着什么。
      “名字是院长取的,”她说,“但字是你自己写的。记住了。”
      我嘴唇动了动:“嗯。”

      九岁那年,我第一次走进永济旧书坊。
      书店就在福利院隔壁街,巷子口有一棵黄桷树,树根拱破了地砖,隆起几条粗壮的筋脉。巷子两边是矮房,墙根长着青苔,即使晴天,阳光也照不进深处。我从巷口走进去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安心——这里不是阳光能到达的地方,和我一样。
      门口竖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书是旧的,字是活的”。字迹被雨淋了又干,淡得只剩轮廓。粉笔灰在黑板下积了一小堆,像盐。
      福利院的孩子偶尔会来这条街做零工,擦窗户、搬旧物、跑腿。那天下午,阿姨让我来旧书坊取旧报纸。
      我推门进去,门框上方有个铁片弯成的铃铛,里面吊一颗螺帽,闷闷地响了一声。那声音不像铃铛,倒像什么东西在内部轻轻撞击。
      一进门,我愣住了。
      两侧的书架从脚底顶到天花板,地上是那种老式水磨石地面,有几处裂了缝,裂缝被泥土填死,变成一道道深灰色的纹路,弯弯曲曲连成一片,像地上也长出了字。
      气味也让我愣住。纸张变黄后散发的酸味,旧木头缓慢腐朽的甜味,还有灰尘——不是脏的灰尘,是那种很细很干的灰尘,被时间碾成粉末,悬浮在空气里,在光线中缓慢旋转。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书。
      柜台后坐着一个老头。前额光秃,后脑勺留着稀疏的白发,打成结挂在脖子后面。他坐在一张藤椅上,眼镜滑到鼻尖,手里拿着一本书。书页发黄,边角被翻得起毛。
      我在门口站着,不知道该叫什么。爷爷?老板?师傅?每一个称呼都像是错的。
      “师傅。”我最后说了这一个字,然后站在那里没动。
      老头抬了抬眼皮,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福利院让你来的?”他问。
      我点点头。
      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块抹布,扔给我。“先擦灰。”他说。
      我接过抹布,从那列书架的第一个格子开始擦。抹布有一点潮,应该是他用过的。我把它叠成一个方块,从书脊的顶端擦过去,手指隔着抹布,能摸到那些书脊上的烫金书名——有些已经磨掉了,只剩下一点浅浅的凹痕。
      擦到第三格的时候,我发现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一个手印。沾着灰的手印,拇指在右,四指在左。有人曾经把这本书拿在手里看过又插回去。
      我盯着那个手印看了很久。它像一个没说出来的词。是上一个看书的人留下的。那个人是谁?他看这本书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把书插回书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灰擦掉?
      我没有擦掉那个手印。我把书放回原位,手印朝外放着,像一个还没说完的句子。
      老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第一次开口问:“为什么不擦?”
      我说:“那是别人留下的。”
      他看了我两秒,把眼镜推上去,没再说话。
      我擦完剩下的灰,把抹布叠好放在柜台边上,转身往外走。推门那一刻,老头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闷闷的,像那个铁铃铛。
      “丫头。”
      我回头。他没抬头,眼镜还是滑在鼻尖上,手里翻着一页纸。
      “叫尤叔。”
      我站在门口没动。我不习惯叫别人什么。
      “师傅是外人的叫法。”他又翻过去一页,“你以后还要来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确定。但我想了想,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福利院的孩子轮流来帮他擦灰,作为交换,他可以让我们免费看书。但那天我是来取旧报纸的,他让我擦了灰,又说我还会再来。我就来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擦完灰没有走,坐在角落里翻一本书。他没赶我。
      那年冬天,我在旧书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擦完灰就坐在角落里看书,或者只是坐着。老头从不赶我,也不主动和我说话。他坐在他的藤椅上,看一本永远看不完的书,偶尔起身给茶壶续水,偶尔对着某一页纸发呆。
      有一次,我透过书架的缝隙看过去,正好看见老头对着一页空白说话。他的嘴唇翕动,声音很轻,像在念什么咒语。然后我看见——我发誓我看见了——那页空白上慢慢浮现出字迹。蓝黑色的,从纸的内部渗出来,像什么东西在纸的纤维里苏醒了。
      我眨了眨眼。字迹消失了。
      我告诉自己,那是电热汀的红光在跳影。但我心里知道不是。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画面,但也没有忘记。

      小学到中学,我学会了在人群里消失。成绩卡在中间,不高不低,刚好让老师记不住我。但我的作文被老师们在办公室传阅,他们说我的句子“太冷”,像从旧书里抄的。一个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了评语:“用词精准,但缺少温度。”
      我看了那个评语很久。缺少温度。
      我想,也许她说得对。但我不知道温度是什么。是那些来挑选孩子的夫妇脸上的笑吗?是大通铺里其他孩子抱在一起取暖的身体吗?是老师拍在我肩膀上的手吗?
      那些好像都和我无关。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那些句子确实是从旧书里来的——从老头书坊里的那些旧书,从那些发黄的书页里,从那些被无数人翻过、留下手印又被插回原位的书脊里。我把它们捡起来,擦干净,然后塞进我的作文里。
      那不是“缺少温度”。那是另一种温度——旧书的温度,黑石的温度,不会融化但确实存在的温度。
      口袋里,黑石贴着大腿,冰凉的,一直凉到骨头里。但我不觉得冷。我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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