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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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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县城宿舍的路,要经过旧街。
姜萍有时候觉得,人这一辈子是走不出童年那条街的。
她出生在这条街的尽头,姜家杂货店。
九十年代末的小县城,日子很慢。从街这头走到那头,不过七八分钟,但足够遇见卖豆腐脑的杨婶、修鞋的李叔、摆象棋摊的孙大爷。街边种着黄桷树,夏天的时候枝叶遮天蔽日,蝉鸣像潮水一样涌来。
姜萍是这条街上最安静的孩子。
她不爱跟其他孩子爬树打架,就喜欢坐在杂货店的柜台后面看书。从《故事会》到《读者》,从连环画到《十万个为什么》,她什么都看。姜母有时候打趣她:“再这么看下去,眼睛要近视了。”
“近视就近视,大不了戴眼镜。”姜萍头都不抬。
“戴眼镜不好看,以后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我陪妈妈。”
姜母被她噎得说不出话,转身去招呼客人。
就是那个暑假的某一天,一个陌生男孩冲进杂货店,满头大汗,指着冰柜说:“我要一个冰棍!”
姜萍从书后面抬起眼睛,看见一个比她高半头的男孩,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胸前印着米老鼠的T恤,裤腿上全是泥。
“六毛。”她说。
男孩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零钱,数了半天,最后抬起头,表情有点窘:“还差两毛。”
姜萍看了他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两毛钱,丢进钱盒。
“谢谢!”男孩接过冰棍,撕开包装纸,大口咬下去,腮帮子鼓鼓的,“你家开店的?我住对面,刚搬来的。”
姜萍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街对面那间空了很久的铺面,窗户上贴了新报纸。
“哦。”她低下头,继续看书。
男孩没有要走的意思,靠在柜台边,一边吃冰棍一边打量她:“你在看什么?《安徒生童话》?我也有,我妈给我买的,香港版的。”
“香港?”姜萍多看了他一眼。
“嗯,我外公在香港,给我寄来的。全是繁体字,我好多不认识,都是我爸爸念给我听。”
“你爸爸呢?”
“在收拾屋子呢。我妈说他以前是学画画的,什么都会修。”男孩吃完冰棍,把棍子扔进垃圾桶,“我叫谢与行,你呢?”
姜萍想了想:“姜萍。”
“姜萍,姜萍……”他念了两遍,然后笑了,“好听。那我以后叫你萍萍?”
姜萍皱眉:“不行,像狗的名字。”
“那叫什么?”
“就叫姜萍。”
“好吧,姜萍。”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放在柜台上,“给你,算还你那两毛钱。”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谢与行。
后来她才知道,他们是一个班的。
四年级开学那天,班主任重新排座位,谢与行被安排在她旁边。他看见她的时候,眼睛一亮:“是你!杂货店的!”
全班都看过来了。姜萍耳朵根发烫,低下头假装没听见。
谢与行大大方方地坐下,把书包往桌洞一塞,转头说:“太好了,以后作业不会写了可以问你。你成绩是不是很好?我看你在店里总是看书。”
“还……行吧。”
“那说好了,我帮你打架,你帮我写作业。”
姜萍终于抬起头瞪了他一眼:“谁要你帮我打架。”
谢与行嘿嘿笑,露出一颗缺了门牙的笑容。
那是1999年的秋天。
小县城的日子像一壶慢慢煨着的茶,不急不躁,但每一口都有回甘。
姜萍后来回想起来,她这辈子最好的时光,就是那两年。
谢与行不是本地人,他爸爸谢老师是从省城调过来的,教美术。街坊们说,谢老师是个好人,画画得好,人也温和,就是太老实,不会钻营,才从省城调到这小地方来。
但谢老师不在意。
每天傍晚,他搬个小马扎坐在街边画速写,画老街、画黄桷树、画来来往往的行人。谢与行蹲在旁边看,有时候也拿个小本子跟着画。
姜萍放学路过,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姜萍,你也来试试?”谢老师把一支铅笔递给她。
她摇头,觉得不好意思。
“没事,随便画。”
她接过来,在纸上画了一坨歪歪扭扭的东西,说是“云”。
谢与行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你这画的明明是棉花糖。”
谢老师也笑,但笑得很温和:“线条很松,挺好的,第一次这样很不错了。”
从那以后,姜萍偶尔也会跟着画两笔。但她始终没有谢与行那种天赋——那小子随手几笔就能画出一只活灵活现的猫,画得路边的野猫都停下来看了半天。
“我爸爸说我天生就是画画的料。”谢与行把那只猫添了几笔,变成一只正在舔爪子的胖橘,“以后我要画很多画,画遍我们这里。”
“这里有什么好画的?”姜萍不以为然。
“你不懂,这里好看。”谢与行指着远处的山,“你看那些山,每天的颜色都不一样。早上是灰蓝色的,中午是青绿色的,傍晚就变成紫色的了。”
姜萍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看了很久,好像确实不一样。
“你怎么什么都懂?”她问他。
“我爸爸说的。”谢与行低头继续画,“他说,一个人要是能看见这个世界的好,他就不会觉得难过了。”
那是姜萍第一次觉得,谢与行这个人,跟她见过的所有男孩子都不一样。
他像一条小河,清澈、明亮,哗哗地往前流,好像永远没有烦恼。
可后来她知道,河也会断流,也会改道,也会变成另一条河。
只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