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乐日》肖空空

1、三个人 欢迎来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四月，樱花早就谢了。
　　我盯着课桌上不知道哪个天才用圆规刻的“早死早超生”五个大字，觉得这大概是我高中三年见过最有道理的一句话。

　　教室前面黑板上写着“距离高考还有284天”，那个数字被班主任用红粉笔描了三遍，像生怕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似的。窗外是逼仄的灰色教学楼群，再远处是这个城市永远灰蒙蒙的天际线。这样倒也省得我费心去欣赏什么好天气。

　　铃声刚响过，教室里乱成一锅粥。前排几个女生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的综艺节目，后排几个男生在争论某支球队的战术。这些热闹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像往常一样缩在靠窗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把校服外套拉链拉到最顶端，下巴缩进领口里，装作正在闭目养神。

　　其实我根本睡不着。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参与到那些对话中去。或者说，我也没什么想参与的欲望。
　　头发又耷拉下来了。我随手把垂到肩头的那缕头发别到耳后，旁边的女生大概是余光瞥见了这个动作，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太熟悉了——先是一愣，然后迅速移开，带着一点点那种“啊不好意思不小心看到了”的窘迫。

　　我的头发已经留到锁骨了，又黑又直，在这个全员都剪着标准化学生头的学校里确实不太常见。留长发的起因其实很简单：高二某天我懒得去剪，后来就一直懒得去，再后来发现头发长到能遮住半张脸的时候，生活突然变得轻松了很多。
　　比如说，上课打瞌睡的时候，你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脸埋在头发里，老师还以为你在认真看课本。
　　比如说，不想看到任何人的时候，只要微微偏一下头，整个世界就变成模糊的一片，所有人都可以当作不存在。

　　我这个人的存在感本来就很低，加上这层头发，基本就等于给“生人勿近”四个字加上了霓虹灯边框。

　　我叫周浚，十八岁，二月一号生的，水瓶。我对星座没什么研究，是王昶后来告诉我的。王昶说水瓶座的人普遍性格冷淡、不按常理出牌，我当时听完还觉得挺准的，后来才知道他几乎对所有星座都是这么解释的——“双鱼座嘛，就爱胡思乱想”“白羊座啊，脾气大得很”——基本属于废话文学的高级形式。

　　我从外地转来这所学校是高一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妈和我爸离婚了，我跟我妈回了她的老家。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因为“老家”这个词听起来总带着一点温情脉脉的意味，好像有什么温暖的大家庭在等着我似的。实际上我妈的“老家”就是她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的一间两居室，离学校四十分钟车程，楼下只有一家便利店和一家理发店。

　　我妈在一家会计事务所上班，早出晚归，有时候出差一走就是一周。我们之间的对话大概维持在“吃了没”“吃了”“作业写完了没”“写了”这个级别，连人工智能都能完成得更有感情。

　　所以严格来说，我在这个城市只有我一个人。

　　高一那一年我基本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不是那种电视剧里演的“高傲冷酷的独行侠”，我是真正的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开口了也不知道说什么、说了也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所以干脆不说的那种。午饭我都是拖到食堂快关门了才去，因为那时候人少，不用面对端着餐盘找不到座位的尴尬，也不用在人群里硬着头皮穿行。

　　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有什么心理疾病，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社恐不算病，只是社交能力差而已。社交能力差也不算病，只是人比较废而已。人比较废也不算病，只是——算了，我懒得往下想了。

　　高二开学那天，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这学期会有几个转学生，我照例把头偏向窗外，耳朵里塞着一只隐形耳机，播的是当季新番的OP。那部番讲的是一个废柴男主被选中拯救世界的故事，我看了三集就弃了，因为那个男主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这种设定好假。
　　然后我听见班主任说：“张乐知，你坐那边。王昶，你坐周浚旁边。”
　　我摘下耳机。
　　世界的声音突然涌进来，下意识抬头，正好看见一个人走到我旁边的空座位上，把书包往桌上一扔，发出一声闷响。
　　“哟。”
　　他朝我咧嘴一笑，那表情自然得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年。
　　“哥们，你这头发挺酷啊。”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来熟

　　他的校服扣子只系了两颗，里面露出一件黑色卫衣，袖子往上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结实的手腕。头发是很普通的黑色中分，但就是给人一种“我是帅哥”的气质——不是说我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好感，而是一种客观事实意义上的陈述，就像你看见一颗长得特别标致的白菜也会多看两眼。
　　当然，我当时不知道这种想法后来被他知道了会变成他嘲笑我一辈子的把柄。

　　“周浚，”我听见自己干巴巴地说，声音小得像刚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我叫周浚。”
　　“我知道啊，刚才老师说的，”张乐知理所当然地拉开椅子坐下，书包都没放好就开始翻手机，“我叫张乐知，快乐的乐，知道的知。大家都叫我老张，你随意。”
　　然后他转过头，朝前面那排喊了一声：“王昶你倒是快点啊，磨磨唧唧的。”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前面还有一个人，正站在第二组第三排的位置上，正跟一个女生交流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生是在告诉他桌椅的高度怎么调，因为王昶——用张乐知的话来说——是“长了张一米八的脸却只有一米七的身高”。
　　王昶真的很矮。不，也不能说很矮，一米七四在这个年纪也不算太矮了，但站在张乐知旁边就显得格外娇小。他有张很乖的脸，黑色M刘海遮住额头，戴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校服穿得整整齐齐，拉链拉到最顶端，跟张乐知那个浪荡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调好桌椅坐下之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审视，也不是好奇，就是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微微点了下头，说了句“你好”，就转回去了。
　　整个打招呼的过程不到两秒。
　　我当时想的是：这个人好像不太会社交。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不太会社交，他是根本不想社交。

　　“王昶，”张乐知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以后跟这位周同学，好好处啊。”
　　“知道了，”王昶头都没抬，“你别叫我外号。”
　　“我没叫你外号啊，我叫你王昶啊。”
　　“你每次叫‘王昶’的那个语气就是在叫我外号。”
　　“那我要怎么叫你？尊敬的昶昶同学？”
　　“……”。

　　我看着他们的对话，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来。那是我在这一年多里从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不是温暖，不是感动，就只是一种简单的“这个画面还挺有意思”的感觉。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两个人会把我这剩下两年的高中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张乐知迅速地成为了我们班的中心人物。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个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让人想要靠近的气质。不是说他有多好看——虽然确实好看，用后面前桌女生的原话来说就是“张乐知笑的时候整个教室都亮了”，我当时听完差点没把嘴里的水喷出来，觉得这个形容未免太过肉麻——而是一种让人舒服的松弛感。
　　他好像跟谁都能聊，聊什么都不会冷场，而且不会让人觉得尴尬。下课的时候他周围总是围着一圈人，他坐在桌上，一条腿曲着一条腿垂下来，手指漫不经心地转着笔，嘴上说些有的没的。偶尔他会在人群中找到角落里的我，朝我眨一下眼睛，意思是“你不过来吗”。

　　我每次都摇摇头，他也就不再勉强。

　　王昶就没这么受欢迎了。不是说他不好相处，相反，王昶是那种你问什么他都会认真回答的人，但他的认真自带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他上课永远坐得笔直，笔记做得一丝不苟，回答问题总是慢条斯理的，引得老师频频点头。成绩也很好，第一次月考就考了年级第三，这个成绩在重点班里算不上顶尖，但也足够让所有人记住他的名字了。
　　奇怪的是，王昶和张乐知居然是最好的朋友。
　　我问过张乐知这个问题，他当时正在吃我从便利店带回来的饭团，嘴里塞得满满的，含混不清地说：“我们初中就认识了。”说完把最后一口饭团吞下去，又补了一句，“你别看他那副正经样子，其实骚得很。”
　　我当时对“骚得很”这三个字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奥妙。
　　张乐知管王昶叫“永日”，就是把“昶”字拆开，读起来确实还挺好听的。王昶恨死这个外号了，但越恨张乐知就越爱叫，后来大家也跟着叫，王昶也就认了。王昶管张乐知叫“裤头子”，这个外号的来历我至今没搞明白，张乐知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说“大概是初中某次游泳课之后他就开始这么叫了，一直叫到现在”。
　　至于我叫什么，张乐知直接给我定了调：“你就叫老周。”
　　“为什么是‘老周’？我比你小。”
　　“你看着老。”
　　“……你再说一遍？”
　　“你看起来就像那种活了三辈子的人，反正就是老，”张乐知理直气壮地说，“而且老周叫着顺口，就这样定了。”
　　周浚老，这个外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下来了。

　　三个人真正开始混在一起是高二上学期的某天。
　　那天放学后我照例最后一个走，不是为了学习，是因为我习惯等所有人都走了再收拾东西，这样就不用挤在人群里。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传来不知道哪个社团活动的声音。我背上书包走出去的时候，经过走廊尽头的那间空教室，听见里面有动静。
　　我以为是值日生忘了关灯，推门进去，看见张乐知和王昶坐在课桌上，中间摆着一盒被拆开的草莓蛋糕。
　　“老周？”张乐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立刻笑起来，“来得正好，过来吃点。”
　　“这是谁的蛋糕？”我站在原地没动。
　　“王昶的生日蛋糕，”张乐知拍了拍王昶的脑袋，“九月一号，今天他满十七了。”
　　“我不想吃，”我说，“而且我也没有礼物。”
　　“谁让你送礼物了，”王昶难得地抬起头看我，镜片后面的眼睛亮亮的，“你就当帮我吃点，这个蛋糕太大了，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怎么可能吃不完？你平时不是挺能吃的吗？”张乐知拆台。
　　“那是我正常的饭量，你把这当饭吃吗？”
　　我在门口站了几秒，最终还是走了进去，在他们对面坐下。那间空教室的灯管坏了一根，所以光线比走廊暗一些，打在三个人身上，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
　　草莓蛋糕是那种很普通的连锁店买的，奶油很甜，草莓有点酸，整体味道只能说还行。但王昶吃得很认真，小口小口地吃着，偶尔用纸巾擦一下嘴角，看起来不像在吃蛋糕，更像在做某种精密实验。

　　“你怎么从来不过生日？”张乐知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不过生日？”
　　“你没说过啊，但我猜的。我来之前就发现你从来不提生日的事，班群里有人发过同学生日汇总的表，你也把你的删了。”
　　他连这个都注意到了。
　　“二月一号，”我说，“水瓶座。”
　　“那不是已经过了吗？”张乐知皱眉，“那今年已经过了，明年补一个吧。”
　　“不用。”
　　“我说补就补。”
　　“你这个人怎么……”
　　“吃蛋糕，”王昶突然把一块草莓塞到我面前，“别吵。”
　　我看着那块草莓上沾着的奶油，和对面两个人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面无表情的脸，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把草莓吃了。
　　很甜。也有点酸。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枯燥、乏味、按部就班，却又莫名其妙地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三个人一起做的事说不上多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无聊。我们会翘掉体育课躲在器材室里打牌，张乐知每次都作弊，王昶每次都认真记牌并且拆穿他，我每次都赢——不是因为多厉害，是因为他们俩光顾着互怼了根本没空管我。我们会在晚自习结束后绕远路回家，经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关东煮，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发呆。

　　有一次张乐知突然说：“老周，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多笑笑。”
　　我当时正咬着一颗鱼豆腐，差点没噎死，“我什么时候笑了？”
　　“刚才啊，你看王昶的时候。”
　　王昶正在专心致志地喝汤，头都没抬，“我没有让他笑。”
　　“你不是故意的才最好笑啊，”张乐知笑得眼睛都弯了，“你看你俩，一个死宅一个学霸，一个阴沉一个表面正经其实骚得很，绝配。”
　　“你能不能别用‘骚’这个字形容我？”王昶终于抬头了，表情依然平静，但耳朵尖红了。
　　“那你承认你表面正经？”
　　“……吃你的关东煮吧。”
　　我在旁边看着他们拌嘴，突然发现自己确实在笑。不是那种刻意的、社交性的微笑，而是真的觉得好笑的、嘴角不自觉上扬的那种笑。
　　这个发现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张乐知说得对，我已经很久没这样笑过了。
　　时间像被人摁了加速键一样往前跑。高二的暑假短得离谱，七月底就开始补课，八月中正式开学。黑板上那个倒计时数字从284变成了203，然后是182，然后是150。
　　王昶的成绩越来越好了，稳在年级前十，偶尔还能冲进前五。张乐知稳定在中等偏上，他聪明但不爱学，每次考试都靠突击，考完就忘。我就更不用说了，成绩常年徘徊在班级倒数，老师找过我谈话，说我“天赋不差但态度有问题”，这个评价倒是很准确——我确实没什么态度，对任何事情都没有。

　　说真的，随便吧。

　　不是自暴自弃，就是单纯的“无所谓”。考上什么大学都行，去哪个城市都行，反正不管去哪，我都是一个人。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跟张乐知和王昶说过。不是怕他们担心，是怕他们觉得我矫情。毕竟在他们的世界里，“家”这个概念是具体而温暖的：张乐知有个整天催他回家吃饭的妈妈，王昶有个每天给他热牛奶的奶奶。这些都是我在他家过夜的时候偶然知道的，王昶家的冰箱上贴着便签条，写着“牛奶在微波炉里热好了别忘了喝”，张乐知接起电话说的那个“妈我知道了”的语气里藏着一种被我当成证据的、确凿的被爱。
　　我家的冰箱上什么都没有。冰箱里也什么都没有。
　　高三上学期开学那天，三个人站在教学楼门口，头顶是灰蒙蒙的天。
　　“毕业之后你们打算去哪？”张乐知突然问。
　　这个问题来得很突然，我们都没说话。
　　“我想考本市的大学，”王昶先开口了，推了推眼镜，“离家近，方便照顾我奶奶。”
　　“你就这点出息？”张乐知笑了，但笑里没有嘲讽的意思，“我要去市中，我爸让我考市中心的学校。”
　　“好啊，”王昶点点头，“然后呢？”
　　“什么然后？”
　　“毕业之后呢？你回不回来？”
　　张乐知沉默了几秒，然后看向我，“老周，你呢？”
　　我想了想，说了句实话：“谁知道。”
　　“你就是这种性格才让人着急，”张乐知叹了口气，伸手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力气不大，但拍得很响，“能不能有点追求？”
　　“追求什么？”
　　“比如说，考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以后发达了请我们吃饭啊。”
　　“那我估计你等不到那天了。”
　　王昶在旁边笑了一声，很轻的那种。
　　我们三个人站在那棵翠绿的树下，谁都没再说话。风吹过来的时候很热了，这个城市的春天总是很短暂，转眼就会变成漫长的、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的夏天。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夏天了。
　　这个念头只是轻飘飘地闪过，我没让自己多想。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细想，一想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永远”，比如“以后”，比如“再见”。

　　“走吧，要迟到了，”王昶说，第一个迈开步子。
　　张乐知跟上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我，“老周，发什么呆呢？”
　　我收拢思绪，把头发别到耳后，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没什么温度，但至少照亮了前面两个人的背影。王昶走得很稳，书包带子规规矩矩地搭在双肩上。张乐知走得很散漫，一只手插兜，另一只手在掏手机。他们的影子拖在灰色的地上，一长一短，像某种笨拙的、不规则的图案。
　　我落在后面半步，刚好能让自己的影子也加入进去。
　　三个人的影子连在一起，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然后我就想，要是时间能停在这里就好了。
　　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理由，就是觉得——
　　这样走着的感觉，还挺好的。